忆苦思甜

昨天晚上（2010年9月17日），台湾的美女组合S.H.E到悉尼开演唱会，女儿是听潘伟珀和她们的歌成长的。在观看期间她还打电话给我，和我分享现场热烈的气氛，电话里只听见歌声伴着欢呼声和尖叫声。

差不多散场的时候我才去接她。我在唐人街的悉尼娱乐中心外面的草坪上等她。散场的时候女儿挥舞着萤光棒向我奔来，见到我就把紧紧地抱着我，亲了好几个嘴嘴，兴奋得不得了。

“我离她们那么近，我象是在做梦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太happy了，大家都High翻了。妈妈，I love you。”

“妈妈，我目不暇接，顾得照相就顾不得看节目，顾得看节目时又顾得不照相。”

“她们唱的每一首歌我们都会唱，大家一起唱，场面可火了。”

她喋喋不休地、手舞足蹈地向我描述演唱会的情景，在车上还重复播放自己拍摄的video(录像)，一遍又一遍地重温那醉人的一幕幕。我虽然没能亲临其境，但通过录像，我也可以免费分享了演唱会。啊，现代科技使现代的新新人类过上了现代化的娱乐生活。

望着车窗外不夜天的悉尼，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我的思绪禁不住随着万家灯火飞回了遥远的故乡，飞回了那久远的年代、、、、、

那时候，哥哥跟着爸爸在县城过着顛沛流离的生活，爸爸被停了职，为了生计，一个堂堂的昆明陆军学校毕业的体操教官，十七年间做过二十一种下九流的职业，在环卫站“写大字”（扫大街）、拉“坦克车”（粪车），上山种草药，下河捕鱼、理头发、配锁匙、、、、、妈妈被下放到一个遥远的小山村，我跟着妈妈在那个穷乡僻壤里渡过了整整十年，这十年里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个“饿”字。

那时候没什么油水吃，肚子总处于饿状态。妈妈的工资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才从每月17元5角漫漫地涨到23元2角，不但要养活我们一家子，还要照顾外婆及七八个流离失所的弟妹。我们两三个月才回一次县城，每次回城里，可以凭肉票购买一些肥猪肉及猪大肠，生活才能改善一个星期，接下来的日子只好三饥两饱。妈妈曾经因吃木薯而醉倒在厕所里，我曾经因偷吃油枯（花生被榨油后剩下的渣滓）而上吐下泄，哥哥被饿得耳朵翁翁作响，落下了耳鸣的病根，哥哥常对人说：爸爸最喜欢吃咸鱼头。年少的他不知道那是爸爸舍不得吃鱼肉。

除了肠胃的饥饿，还有精神上的饥饿。下面，我来忆苦思甜一下，让新新人类知道我们过去曾经对文化娱乐是怎样的如饥似渴，这些都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可不要以为我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 唷。

那个年代，在农村我们好不容易才昐到电影放映队下乡，尽管放来放去都是那几部不知看了多少次的样板戏（那时全国八亿人民看八部样板戏），但是银幕还末挂好，银幕的正面和反面及周边都坐满了人。银幕是挂在两颗树中之间，风一吹，银幕上的人就摇摇晃晃，歪头斜脸的，象是看哈哈镜似的。放映员一边放电影一边还用本地话作解说，每次更换拷贝都要等上一静子，有时还要等很长时间，说是跑片的还没回来，一部电影下乡，往往是两个大队同时放映，跑片的工作人员骑着单车驼着装有电影胶卷的铝箱来回跑。一次，听说邻近大队放电影，我们早早吃了晚饭就出发，好不容易翻山越岭到了那里，人家已经散场了。

有一个晚上，邻村来了宣传队，不知挤了多久，脚都站累了，几个穿着海军衫的宣传队员才出场，合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首革命歌曲，阿庆嫂和刁德一唱了一段《沙家滨》，喜儿和杨白劳舞了一出《北方那个吹》，好象杨子荣和李铁梅也来了，再有就是几个红小兵耍了一回红缨枪、、、、、即便是这样，还是吸引了四村十八里的几千社员群众，把禾庭（打谷场）围得水泄不通，站在后面的根本看不到什么，只图个热闹。于是大家各显神通，想尽法子站得高一点。于是发生了悲剧，一个小孩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一个从柳州到珠光农场插队的知青掉到石灰窑里了，他大概是不知道或是夜里没看清楚那个顶上开了口的小山丘是个石灰窑。

城里的电影比农村的新鲜一些，除了几部样板戏外，还有一些好看的片子，如国产的《红雨》、《闪闪的红星》、《枯木逢春》，还有一些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国电影”，如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朝鲜的 《打击侵略者》和《买花姑娘》、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苏联的《列宁在一九一八》等等。但在城里看电影也不容易，不再是端个小板凳去就可以看的了，要排买票，有时好不容易排到了，可是窗口一关，挂出了一个牌子，上面写道：“满座”，真扫兴。往往一部电影来到县城只能映一到两天，因为其他县城还在排队等着放映，所以，片子一到，电影院就开足马力，一天到晚不停地播，有日场，也有夜场，夜场还分头场、中间场、第三场、第四场。放正片之前还要放一些加插片。记得有一次半夜里被爸妈从床上拉起来去看《苦菜花》。电影完了回家，奶奶问我电影好看吗？讲些什么？，我说：“加插片播完我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只看到一个大大个完字。”。奶奶惋惜地说：“你浪费了十个鸡蛋。”当时五分钱一个鸡蛋，五毛钱一张电影票。

记得有一次，刚回到城里，路过电影院，妈妈叫我先自己回去，她去排买电影票，怕晚了票买完了。可是我迷了路。家里人发疯似的找我，甚至到西门江沿江都打听，也没听说有小孩掉到江里。后来警察叔叔把我送回了家。警察叔叔说：“这小孩也真是，这么大了，还不知道自己家住在哪条街几号门牌，幸亏她会说住在山草药里，我们跑了好多家中药铺才找到这里。”爸爸当时在一家中医诊所当赤脚医生，房间里堆满了山草药。哎，妈妈为了买电影票，连自己的孩子都掉了。

   一天，我跟着妈妈在地里劳动，一个人来叫妈妈回大队部，说是公社会来了人，要对妈妈的笔迹。一听要对笔迹，妈妈腿都发软了，一脚牛屎一脚泥，颤颤抖抖地从田间回到大队部，写了几行字交给工作组的人。我想妈妈是不是写了什么反动标语、大字报小字报的？妈妈曾经因为参加毛*东思想宣传队时写错了两句山歌的歌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之前她已经被划成地主和历史反革命了，差点没成右派），一句是:“太阳落水我来到西塘村，毛*东思想我来宣传”，另一句是“学习毛*席著作思想高，丰衣足食吾使忧”。由于“毛”字和“无”字在粤语方言里是同音字，不小心写错了，变成“无主席”了，那还得了？而太阳只能写“高升”绝不能写“落水”，并且只能唱“东”边村，怎么能唱“西”边村。这次，妈妈在惘惘不可终日中度日如年。后来才知道是公社在调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谁抄写谁传播的。妈妈没有抄过，但她看过，我记得，她半夜里关紧门户，用报纸做了个灯罩把煤油灯围起来，从灯罩的底部透出的一缕昏暗的光线下阅读。第二天我翻箱倒柜，想知道妈妈在看什么,是什么那么神秘又那么有瘾头，可是找不到，不知她藏到哪里去了。多年以后，《第二次握手》可以被拍成了电影公映了，我和妈妈去看了，妈妈说：“当年看这个手抄本象做贼似的。”

啊，象这样的一事例真是太多太多了、、、、、、幸好，那个年代终于成为过去，我今生今世还有机会和年轻人分享现代的娱乐生活，夕阳无限好呵，不要浪费了。我回忆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是想告诫女儿，你们生活在这个新时代是值得庆幸的，要知足唷，知足才能常乐，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可是女儿对如丰盛的一顿娱乐晚宴还是有不少微词。

 “太遗憾了，没有跟她们握手。坐在前面的才有机会跟她们握手。我的票是二等价位的。”

“妈妈，她们三个人的身体真好看，我怎么那么胖？好不幸呵。”

“太遗憾了，没能得到她们的签名，下次潘伟珀、韩庚、飞轮海、来开演唱会，你一定要买VIP票给我，不要抠门呵，VIP票的人可以购买他们签名的专辑。”

“太遗憾了，我从网上查过他们的行程安排了，近期没有他们到澳大利亚的通告，不知什么时候才更新？”

“不要老说旧时旧时的啦，现在是现在，你还想回到旧时去吗？”

我彻底地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