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的《墓碑》一开篇就描写他父亲于1959年4月饿死。当人在造假时，他往往不能够设计的面面俱到，总是会留下点破绽，做到完美无缺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同为新华社高级记者的李锦在编造“吃食堂”时说城镇食堂吃饭不要钱，但油米柴盐等都需要买，所需资金从何而来？这就是漏洞！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杨继绳留下了什么破绽。
杨继绳的父亲生于1889年。1959年4月杨父69岁，大概还有4个月满70岁。根据国家统计局，1957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57岁而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还应该稍微低点，1959年的平均寿命与此相差也应该不大，也就是说杨父此时已经超出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至少10岁。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杜甫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可以说是对那个年代的写照，能够年满70确实不易，满69岁的人也不多，可以说杨父是年近古稀了。杨继绳还在文中提到1951年养母去世以后他就与父亲（养父）相依为命，也就是说家里再没有别的人了。
1959年4月杨继绳在溪水县第一中学上高中（他是1960年上清华大学的），也就是说杨父一人在家。生产队是怎么对待杨父这个年近古稀的孤独老人呢？让他放牛！没有农村经历的人可能不了解什么是放牛，放牛就是每天把牛牵出去吃草，喝水，有时牛可能会去池塘里洗个澡，等牛吃饱喝足以后再把牛牵回来。这应该是农村里最轻的农活了，一般都是小孩子干的，许多还是学龄前的儿童，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听到“放牛娃”这个名词。生产队安排杨父去放牛是非常照顾杨父了，看他是一个年近古稀的孤独老人，所以安排了最轻的活，这样他也能挣点工分。这时候杨父应该许多农活都不能干了，不然还可以打打杂。那么在生活上生产队或杨继绳有什么安排吗？在农活上生产队是这么照顾，在生活上生产队或杨继绳反而没有任何安排？让杨父一人独自生活，做饭、挑水、洗衣这些事都不管了？杨父此时还能干这些活吗？如果能，也不至于在生产队放牛干这种学龄前儿童的活了。如果没有安排，杨继绳能够心安理得地出去上学吗？还能是“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吗？如果没有安排，杨继绳就是一个不孝之子！杨继绳愿意带这顶帽子吗？这矛盾就证明当时杨父是有人照顾的，饿死是不可能的，是杨继绳编造出来的。
杨继绳在文里还写到榆树没有皮，连根都被刨光了，狗不叫，也没有鸡跑了。饥荒够严重了吧？杨继绳在这段文字里只描写了两个人，一个是儿时的朋友张志柏，没有描写他的容貌，应该没有什么异常，至少没有引起杨继绳的注意。张志柏能够匆匆赶到第一中学，这不像是极度饥饿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杨父了，“瘦得皮包骨”。我们已经知道杨父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老人不但饭量小了，消化吸收能力也退化下降了。所以老人往往得不到足够的热量，这时他们就需要把体内的脂肪等物质转化成热量来维持生命，其结果就是老人往往是消瘦的，许多还瘦成了皮包骨，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日常所见的老人大多都是这种情况，有疑问者可以随时去养老院查看核实。所以杨父这时瘦成皮包骨是正常的，并不是饥饿的原因。当然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了70岁，70再也不是古来稀了，所以只能与现在90岁以上年近古稀的老人比才合适。
另外村里的人都已经在吃树皮了，连树根都刨光，花生芽也刨得差不多了。问题是村民们知道花生芽可以吃，为什么不刨光？给杨继绳留点，等他回来刨吗？村民们知道杨继绳要来刨花生芽吗？杨继绳又是如何先知先觉知道那里还会有花生芽可以刨呢？不合理嘛！杨继绳不是从学校带回三斤救命的米吗？更为严重的是父亲已经饿成这样了，时间就是生命，为什么不立即用带回来的米煮（稀）饭？为什么还要耽误时间去刨花生芽？这不是编的不合理反而弄巧成拙了吗？！
根据杨继绳，上高中时他有助学金，我们都知道中学里很少有奖/助学金，有也金额不多。杨继绳能够出去上中学，在外面完成中学学业就说明他的家业还是不错的，他在外面上学也说明他是没有后顾之忧的。由于杨继绳此时只是一个高二的高中生，杨父就是这家的顶梁柱，是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杨父的去世就是这个家庭天塌下来的大事，这时杨继绳就得把生活的担子自己挑起来，也就是说将不得不停止学业了。但杨父去世以后杨继绳还能够在中学里不间断地继续学习了一年多，于1960年8月进入清华大学。这说明在杨父的生前身后，生产队对他们一家都是非常照顾的，怎么能让杨父一个年近古稀的孤独老人独自生活并饿死呢？说不通嘛！
杨继绳描写的这段发生在1959年4月，他声称的“大饥荒”至少要持续到1961年底甚至1962年（杨继绳在书里计算饿死人数时还包括了1962年和1958年）。1959年4月他家乡的人就已经在吃树皮，连树根都刨出来了，还有至少两年多的时间，他家乡得饿死多少人？可惜他没有写，可能也没有，至少没有大规模饿死人，所以什么吃树皮等也都是编出来的。
在文中杨继绳还活灵活现地写道，“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杨继绳还写到他上初中时杨父在开茶铺，也就是说不在放牛（那时还没有人民公社），放牛应该是在他上高中以后，这时候杨继绳至少17岁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这头小水牛能够驮得起他吗？更别说在山坡上溜了！杨继绳这里把自己当成“放牛娃”了，但又忘记说的是头小水牛，真要骑上去，这小水牛是会被压得起不来的。是不是没有编好，露馅了？
分析到此已经很明显了，杨继绳这段的描写就是编造的，他父亲并不是饿死的而应该是自然死亡。由此看来杨继绳不仅仅是个谣言的传声筒，并且还是一个谣言的制造者！在《墓碑》的一开始杨继绳就在撒谎，这本书从头到尾充满了谎言，到底有多少谎言可真是数也数不清了！这样的人能当记者吗？
为公平起见，杨继绳《墓碑》描写其父亲饿死的前几段列在这里，大家可以自己阅读，自己判断。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自己来衡量一下杨继绳到底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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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 天，取出了3 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 年（光绪15 年）农历6 月6 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 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 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 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 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 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２０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 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１０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７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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