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干部制度的弊端

中国共产党接管了中国大陆才60几年。在前30 年里，政治运动不断，高层领导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在后30年里，二次跃进见了成效，制造了经济崛起，但是贪污腐化的领导像苍蝇蚊子一样，搅得天昏地暗。除了独裁的封建体制， 中共的干部制度也是导致投机和腐败的根源。简单说来，中国的干部制度可概括为党阀制、门阀制、终身制、伯乐制和派系制。这些制度使得中国的干部系统如死水一潭。他们争权夺利，把官场变成一个黑色的染缸。即使清白的人跳了进去，也免不了沾上污泥浊水。

党阀制度开始于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成为党指挥枪的理论的基础和前身。后来在连队有指导员，营有教导员，团以上设政委。这些人实际上是党在部队的监督人，保证党的方针路线在部队的顺利推行，用所谓的思想建设把部队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中共的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所以在建国后， 政府的结构因袭了军队的色彩，把支部设在班级、车间、街道、科室，人多到一定程度还要设党委。如果是少年，则设少先队。如果是青年，则设共青团。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有党的机构，实行所谓一元化的领导。党组织成了注入人体血液的示踪原子，身体的各部位发生了什么事情，党都会一清二楚。毛泽东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和苏共的经验，把中国人上上下下都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一有风吹草动，就发动个运动，把反对他的不同意见扼杀于襁褓之中。

党阀执政的直接结果就是一党专政。不是我这个党的人，不要说执政，就连个弼马温也当不成。由于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共产党采取秘密组织，地下工作，党员必须宣誓对党效忠。这个党带有封建帮会的特色，经营方式与黑帮相似。掌握了政权后，党对普通百姓还保持了神秘的传统，从组织生活到党代会，都是黑箱作业。这个党不相信人民，不相信群众，切断百姓和外界和外国的思想交流，让百姓只能听他们的一种声音。这样一个组织出了什么问题，老百姓也不会知道，由于他们严密地控制着警察和军队，没人敢正面揭发斗争。由于党阀观念，把一些有思想有作为的有见识之士排除于领导决策部门之外。从而使得党在一个独门独户不健康的封闭环境里发展，结果是越走越黑，最后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党阀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庞大的干部编制。本来一个省、市有省长、市长， 再加一两个副手就可以运转了。本来这些省长、市长以及厅局各级干部都是从党内选拔的，可是，党的中央机构还是不放心，还得另外选派一批省委、市委、地委书记和副书记们，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常驻钦差大臣，监视、执行各项工作，包括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再加上省人大，省政协，团省委等机构，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人浮于事的官僚阶层，正事干不来，坏事倒出了不少。这些机构花费的都是从老百姓兜儿里掏出的钱，成为老百姓的一个沉重负担。

门阀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的传统。 历代的皇族就是最大的门阀。中国人在用人的时候对家世十分重视，比如将门虎子，三世公卿，连唱戏和说相声的都要讲究世家。刘备穷得都卖草鞋了，还得炫耀他是中山靖王之后。靠这块敲门砖，他终于被汉朝的末代皇帝尊称为皇叔，的确行之有效。金刀令公经杨延昭、杨宗保到杨文广传了4代，到了水浒传时，其后代杨志只能靠卖祖传的宝刀来过日子了。门阀观念有一定的道理，一是生物基因，二是耳濡目染。子继父业，理所当然。我有个中学同学，是位少将的儿子，他立志长大了要当将军，后来听说获得了大校的军衔；我的大学同学说，他在读小学时，同学间就攀比谁家的汽车高级。他们从小就是将来坐轿车的材料。

共产党的门阀观念开始时不大明显，只在廖承志等人的身上有所体现。到了文化革命，在谭力夫先生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影响下，门阀开始泛滥。先是毛泽东的妻子进了中央文革，侄女王海容进了外交部，女儿肖力进了解放军报，侄儿远新当了联络员。林彪副主席紧跟了一步，让儿子当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文革后，这种风气弥漫开来，竟然形成了党内重要的一派，太子党。仗着先天的优越，这些人官居要职，或进中央，或为封疆大吏，权势显赫，雄心勃勃。 就连当个普通士兵都未必合格的毛新宇阁下都当了将军。

门阀观念有两个缺陷。第一，在挑选干部时，注重官宦之后，把出身贫寒的有为之士拒之门外，使干部系统失去了获得新鲜血液的机会。第二，干部子弟从小生活特殊，其野心和私欲比一般百姓子弟要重，容易走进争权夺利的怪圈。这些人从小高高在上，不了解也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从而使上层领导机构和人民群众脱节。何况有些人论资历，能力和人品，都不会成为干练有为的官吏，只能庸庸碌碌，苟且度日。门阀观念的另一个短处是，上层机构把封官许愿当成礼物送来送去，用来平衡各种政治力量间的竞争，获得各派对最高领导人的认同与支持，把治理国家的大事当成不负责任的私下交易的本钱。

终身制使得干部系统像一潭死水，聚集了大量的蚊蝇。尽管改革开放后，干部中规定了退休年龄， 但是退休后许多人并没有停止干政。江泽民已经成为普通党员，但是他的政治与生活待遇与退休前没有改变，在公开场合， 俨然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出现， 他的儿子继续在红白两道当官发财，他的家族势力并没有因退休而有丝毫的减弱。李鹏的儿子原来是公司的总管，摇身一变， 又当了副省长。江、李的行为告诉百姓，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权利还是终身的。

终身制还体现在干部的培养过程中。共产党的干部选拔过程和行军作战时的军队差别不大，从班长、排长、连长，一级一级直到将军和司令。在和平环境里，学校从中、小学就开始塑造典型，培养一批对党听话效忠的奴才，这些人有的在大学，有的在中学就加入了共产党，逐渐培养成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这些人从小到老都是干部，一旦升到司局一级，一辈子都会享受国家俸禄，一朝为官，终生为官。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是一批职业官僚，除了管人，整人，没有任何别的专长，离开官场，就失去了饭碗，因此，只能终生当官。

除了从小培养的阶梯式干部，伯乐式也是一种重要途径。共产党的领导人自以为比别人高明，生来一双慧眼，可以洞察秋毫。 在干部和接班人的选择上往往取决于各人的好恶，看上眼的，则大胆提拔，委以重任。毛泽东曾经看上过刘少奇，林彪，最后又亲手一个个把他们除掉。文革中他又看上了一批劳模和造反派，陈永贵、吴桂贤都进了国务院，王洪文还当了副主席， 把国家搞得地覆天翻，民不聊生。临死前他匆忙地看上华国锋，没过几年，就让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一脚踹了下去。邓小平这个伯乐也不打好使，先后撤换了胡耀邦，赵紫阳。64枪声后又看上了三个代表的江泽民， 然而，邓不放心，又隔代指定了唯唯诺诺、四平八稳的胡锦涛成为江的接班人。他不但想活着的时候控制国家，死了以后也不想让国家偏离他的路线。坚持伯乐制的人自以为是，唯我独尊，把一个泱泱大国的命运牢牢掌控在一个行将入土的老人手中，这是对国家、对百姓不负责任的态度。一个富有经验的古董鉴赏家都会有走眼的时候，因此靠伯乐挑选的干部也未必都那么精干可靠。

干部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派系制。江泽民上台，就提拔了一大批一机部系统和上海系统的干部。 到了胡锦涛， 又对共青团系统的干部独具青睐。道理很简单，每个人都要招一批靠得住、有渊源的干部来辅佐他们稳居帝位， 不生二心，这就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选拔制有几个危害。第一， 因为上来的是知根知底的过去的下属，因而过于信任，即使出了问题，也会纵容包庇。第二，第一把手没有足够的力量全部换上自己人，领导机关中会同时存在不同的派别或出身。这些势力之间会为了权利的多寡而产生的争斗，不会把全部力量用于正常的工作。

总之，中国干部的选拔制度决定了所有的干部都来自党系，这些人对党效忠，对上级效忠，对伯乐效忠。在关键时候，他们不会站在人民一边。这些人自身没有思想， 没有判别是非的能力，一切以党制定的原则为基准。党让他们往东，他们就往东。党让他们往西，他们就往西，成为一群没头没脑的苍蝇。由于有世袭的背景，有门阀的影响，有派系的势力，这种干部系统盘根错节，人脉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一片。这些职业官僚以骑在人民头上，荣享特权为目标，视百姓为奴仆。

职业化、终身化的政客使得官场形成一潭死水，成为蚊蝇汇聚的地方。他们之间的利益与共，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密，因而相互放纵、包庇。出了问题，能捂就捂，能拖就拖，以至于贪官泛滥，势如洪水，不能堵塞。官场成了一口黑色的染缸，即使进来时是清白的，出去时也要被遣规则染上一层油污。反贪反腐成了口号，成了过场，结果是越反越贪，越贪越大，越贪越黑。官场的腐败和这种僵硬死板的干部制度有直接的关系。人民群众没有监督领导干部的权力，政法机构没有告发和拘捕官员的权力，中纪委实际上是犯罪官员的庇护所，即使遭到惩处，也会保外就医，待遇优厚。这些包容使得贪官更加有恃无恐，无恶不作。从生物学的角度，中国的干部制度属于近亲繁殖，遗传因子会逐步衰退，一代不如一代。

靠共产党自身来惩罚官员、大义灭亲已经没有可能。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民主，让百姓享有选举、揭发的权力，摈弃旧制，采用更富有生气的自下而上的官员选拔制度，把对党负责改为对国家负责， 对人民负责。 选举那些有思想，有能力， 有抱负的精英担当起领导国家的责任。把那些贪图私利，庸庸碌碌的奸佞之徒及时撤换， 保持政府血液的干净和健康。健全法制，不管领导的地位多高，都应当在法律监督之下，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改革开放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崛起，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到了改变政治体制的时候了。实行自由民主，建立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体制，才能使经济建设的成果继续保持和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