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革命大串联

1966年11月初，我从南昌回家去取棉衣，乘38 次列车到上海，再转车经南京到北京。那时，南京还没有跨江大桥，火车要由轮船摆渡才能到对岸的浦口。在船上，我同一位铁路技术人员聊天，他说火车在三寸厚的钢板上也可行驶。我想，采用铁轨大概是因为能节约钢材，还容易控制方向。到了清华，听说在10.18 前后，气氛紧张，革命造反派要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天，主席乘坐敞篷汽车又一次检阅了红卫兵。清华造反派里有个10.18战斗组，名字由此而来。

在北京停留不几日，我就拿着棉衣和饭钱回到南昌。这时兵团里一个来自北外的调干生，徐春清，和北京地质学院的李海魁把两个院校的学生拉了出去，离开炮打司令部兵团，成立“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赣联络站。双方谈判没有结果，我们清华的这些人只好另挑大旗，成立了清华井冈山驻赣联络站。当时清华井冈山的名字比”三司”还要响亮。我们把驻地换到江西省金融学校，在那里过了新年。我喜欢食堂的炒青菜和米粉肉。

20年后，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银幕上，我看见了徐春清。他在哥伦比亚制片公司摄制的《末代皇帝》中，扮演了卫队长角色。大概因为他身材高，英语流利。新年后，我又回到北京，联络站交给物03班的同学杜建昌打理。在北京，我访问过“三司”的姜德旺，述说了江西的形势，以及“三司”的红卫兵在南昌的分裂举动。随后参加了“三司”在民族宫召开的在外联络站的会议，组织得颇为松散。本来，会后要接受中央文革戚本禹的接见，我没等到那个时候就回家了。戚本禹主张大学毕业有26元的工资就够了，我心里不大舒服。

1967年2月，党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大串联，回家闹革命。我们立即响应，联络站的所有人员全部撤离南昌。回清华后，与江西继续保持不间断的联系。那年的春天，我一直留在清华，有个较长时间的安静环境。每天独自到主楼的一个教室读毛泽东选集。用了一个月，把四卷全部读完，时间总算没有虚度。

这期间，中央发生了以谭震林等老同志为首的二月逆流。随着二月逆流，全国各地保守势力有所抬头。3月下旬听说江西省造反派感到十分压抑，联络站计划派人重回南昌助阵。4月初，我和物03 班的孙传耀及上海中学生李明健乘火车前往南昌。我身上携带着800元的活动经费，手上带着明健借给我的罗马手表，身上穿着电力学院才大成借给我的风衣，经过上海来到南昌。

到南昌时已经半夜，我们三人步行到南昌站附近的中国音乐学院的程明榕家。像当年的八路军一样，蹲在门外，怕影响伯父伯母一家人的休息。老人家发现我们后，把我们叫到屋里，准备吃喝。

第二天，我们住到了团校，从原来有过联系的当地造反派中作深入调查。据江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博坚说，省军区参谋长周子涛在市体育馆做过一个报告，对造反派反攻倒算，十分猖獗。歌舞团有人背着录音机，把周的讲话录了下来。博坚把录音带带交给我们，托人带回北京，作为老保翻天的证据。博坚为人爽快，从海政文工团调到南昌。唱歌时他喜欢用右手捂着一个耳朵，好像北京的小贩在吆喝“卖萝卜喽。”

四月底，南昌天气已经回暖，我和孙传耀到赣江游泳。水不太凉。靠近江边，有一片由毛竹并联成的竹排，大概是用作码头装卸货物，游水的人也可以坐在上边休息。我两个在竹排边坐着聊天时，我不慎落下水去，而且被卷到了竹排的下边。我在暗中感到江水的波涛在竹排下拍来拍去。顺着亮光，两只手轮换着抓着一根根毛竹，我总算爬回到竹排的边缘。上了竹排后，孙传耀出了一身冷汗。他对我说：“太危险了，你捡了一条命。竹排有十几米宽，如果你找错了方向，竹排和水之间有负压，可能永远也爬不出来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后怕。总算是老天护佑，命不该绝。我那时身体很好，饭量也大。有一回和传耀、明健在南昌的一个饭馆叫了100个羊肉饺子，我一人吃了70个。那天，正好他俩不饿。

五月份，清华驻赣联络站增加了一大批人，有水00的涂兆林、汽7的金国栋、物0的王毓中、还有几个6字班（1966年毕业）同学，如欧阳忠谋、张琴心、汪大敏等。这期间，我们做过主管财贸的省委副书记刘瑞森的工作。刘书记是东北人，身材高大，内蒙古骑兵团起家。他对造反派比较友好，我们希望他能提前解放，出来工作。刘也积极配合。把材料交上去后，听说康生同志断定他是叛徒，而且不止一次，只好罢休。

出于对省长方志纯的老婆朱旦华的怀疑，我们做过调查，但没有结果。朱原来是毛泽民的妻子，被关进新疆的监狱。毛牺牲了，她却活着。汪东兴原来在江西省农垦厅工作过，我们也想先从那里着手。传耀和我访问过农垦厅歌舞团的邢韻生 。她曾经和歌舞团一起在庐山为毛主席表演过文艺节目，主席在那次演出中认识了她，并认作干女儿。在她的住所，我们见到了主席写给她的亲笔书信。她对汪东兴不满，因为她想到中南海看望主席的时候，得不到汪的批准。可这又够不上政治问题。

我们还找了在农垦厅工作过的邹理智。邹40开外，长的有点像演小品演员魏积安，精力充沛，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飞马牌香烟，讲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包括一个副厅长和一个女干部的同性恋，自然对调查汪东兴也没有帮助。邹本人在延安时当过周恩来的卫队长。他有个大毛病，就是搞女人，而且改不掉。为此官降三级，在家休养。周恩来说他：“你这邹理智啊就是无理智。”

一天下午，我和孙传耀、涂兆林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南昌郊区的独立师，访问师长陈昌奉。他做过毛主席的警卫员，写过一本书《跟随毛主席长征》。与邹理智 相比，陈显得谦逊朴实。在做过毛主席警卫工作的人里，他是职位较高的一个了，军衔为大校。

5月初，我们找了两辆车和司机，去了趟景德镇。一辆车是副省长黄先的座骑，奔驰，李明健和本地中学生赵华东坐在里面，由公共汽车公司的老司机徐风驾驶。一辆是运输公司的苏式嘎斯69， 我和孙传耀坐在里面，由万公伟师傅驾驶。在每小时90公里的高速行驰中，万师傅双手忽然离开方向盘，脱去筒式毛衣。我坐在边上，捏了一把冷汗。现在开了20多年的汽车，我都不敢耍这样的高危动作。夜里某段公路出现问题，需要抢修施工。万师傅打开车边上的一个大灯，协助照明。到了景德后，我们参观了瓷器厂，买了几件薄壁细瓷的小碗，和几个半身的毛主席的瓷像，以及 用瓷器烧制的毛主席纪念章。在南昌那么久，这还是第一次游山逛水。

中学生李明健结识了一个本市的中学生，麻小星。小星父母都是南昌局级干部。小星母亲的单位出车带着我、传耀、小星和明健到上高县去玩。当天下午，到锦江横渡。我平时在游泳池一次只能游25米。锦江江面宽阔，大概有五六十米。我虽然没有把握，但仗着年轻勇敢，还是下水了。由于水在流动，我们游成一条斜线，大概有90米远。我比别人慢了一些，但坚持游完全程。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横渡大河。在上高县招待所过了一夜，第二天返回南昌。

在团校的联络站里，有人趁我们不在，抄了家。虽然相机等重要物品没有损失，但被翻个乱七八糟。当时我们怀疑是某个干部子弟所为，他的父亲在宜春地委任职，我还专门乘火车去了趟宜春，记得当时是江西的梅雨季节。无功而返。

当时，“清华井冈山”在外省名气很大。特别是在1967年4月，清华揪斗了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名声远扬。为了宣传文化革命的伟大意义，为了满足南昌市人民的需要，联络站把《清华井冈山报》的航空版在当地翻印销售。5分钱一份，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收入2000多元，作为联络站的活动经费。这期间与我们有固定联系的有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江西省公安厅、新华社分社、江西省军区、“北航红旗驻赣联络站”、中国音乐学院、红都机械厂、南昌航校等。

五月，有一支来自上饶海校（海字414部队）的造反派小分队，约10几个人，与我们共同工作。领队的老师姓陈，内中有个干部叫屠良义。战士里有个叫陈子安，还有孙妙龙。陈喜欢出风头，孙比较老诚。妙龙是上海人，后来改名为孙迅。他性情随和，好交朋友，毕业后到浙江温岭海军服役。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红光中学的初中生李明健，个儿高，白净，66年冬就加入了我们的联络站。好多北京、上海的中学生都走了，只有他一直留在我们身边。他自称父亲叫李炳法，说是总参三部的中将，我们也从未有过怀疑，我对他也很相信。好多人劝过我，对他要多留意，我也不大在乎。2000多元的电汇都经过他手，没有什么闪失。他给过我一枚解放军帽徽和一件黄色军上衣，在当时都是时髦物件。

他很机灵，不管什么东西，一学就会。有一次，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他 抓到一个小偷并且识破了小偷伪造的学生证，发现照片上钢印的边缘是用5分钱硬币滚压而成。在北京他去过我家，不嫌穷，不嫌破，我母亲也很喜欢他，叫他“大活宝”。明健和北京中学生孟李景、孟李菱兄妹较好，在北京时住在军人大院里的孟家。6月，在南昌体育馆附近，他捡到一辆美国军用吉普，鼓捣鼓捣，还真打起火来，他能把车开动。那些日子，他成了我的司机，不管到哪儿，他都开着车送我去。有一次，我到南昌的另一所学做摩托车的长江航校去讨论形势，吉普车出了点毛病，但修好后还是把我送了回来。 

后来，不料明健惹了一场大祸。大概是6月初的一个下午，某个工厂的保守派动武打压造反派。省体训班的造反派闻讯要去支援，但苦于没有交通工具。明健自告奋勇要开吉普车去送他们。小小的吉普，连坐带站，拥挤了10几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小星也在车上。由于人太多，我和传耀未能同行。车子开出没有多远，在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大道上，失控翻了出去。多人受伤，体训班的谢晋臣不幸身亡。司机明健擦破了点皮，无大碍。小星毁容，腿部也被烫伤。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这确实是个不幸。小星住院时，我们去看过几次。

体训班为谢晋臣开了追悼会，我们也参加了，由海军战士陈子安代表读了悼词。那时候，不懂汽车安全事项，不知道超重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我和明健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0年夏天，我正在平安里等车去200号上班，他刚好路过。他一身新军装，提着修理雷达用的工具包，和我在一起聊了10几分钟。再后来就是1972年，有两个外调人员到工物系馆找我调查明健的往事。他们告诉我，明健的父亲是叫李炳法，但不是中将，而是一个教授。

6月底，我和音乐学院的程明榕、倪子龙、南宫华玲等一起，经上海回北京。在上海停留时，一起挤在一个大房子里过了一夜。

回到清华后，井冈山已经分成了两派，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团派”（简称井冈山或老团），和以沈如槐为首的“井岗山414兵团”（简称414或老四）。主要分歧在于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团派认为，主导过去17年的是一条黑线，应当全面否定。414观点与此相反，把团派叫成大翻个儿派。两派有各自的兵团总部、广播台、团歌，甚至集合号。“井刚山”的集合号是55555331------1355531353------5（低8 度）135-315（低8 度）1---。“414”的集合号是5（低8 度）131------35—5（低8 度）1-----。驻赣联络站的人员，除了蒋南峰、周克诚等少数几个，大部分都加入了团派。团派团歌的前两句是“井冈山是革命的山”。414团歌用的则是林副主席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完蛋就完蛋。”旋律也比较气势汹汹，犹如拼命。

团派在每个系都成立了分部，并且有个番号，工物系的番号是井冈山10部队。我回来后，在系里被选作分部委员和10部队委员。除了参加两派思想观点的论战外，我们在新水利馆找了个教室作驻赣联络站的办公室，由汪大敏、张琴心、金国栋等负责日常工作，保持同南昌造反派的联系接待等。海字414部队、南昌航校的胡学锦、江西红卫兵司令部的倪根菊、江拖的王雨霓等都来访问过。 有一次，我们知道周总理要会见江西省文革代表，由军报记者刘宝林安排。由于人数有限，我们未能参加。我们在人大会堂南门外等了一夜，直到凌晨四点多钟，才见周总理走出来，上了汽车。我们在台阶下远远地向总理问好致意，总算是在近处又见到一次当时认为敬爱的周总理。

不久，武汉发生了对抗中央文革的7-20 反革命事件，北京造反派提出了“打倒刘邓陶，枪毙陈再道”的口号。几天后，红卫兵们到天安门游行集会，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中央文革。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那次集会清华井冈山的队伍离金水桥很近，我清楚地看到中央首长们挥起手臂喊口号。在喊“打倒贺龙”的时候，周总理也举手了。

7-20 事件触发出一个新的提法，那就是“揪军内一小撮”。各地出现了军队伸手支持“老保”镇压造反派的局面。如江西、湖南出现武斗，形势险峻。这时中央已决定派解放军干部程世清和杨栋梁去主持江西省的工作。此刻清华驻赣联络站的人员又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准备再赴南昌。我还到井冈山兵团派总部的第三动态组要了一份印发给各联络站的军事调查提纲，主要是搜集各地的军事装备、兵力分布等。我也没动脑筋，又用油印机把提纲复印，发给联络站每人手里。后来有人把这张提纲保留到1971年，在清查五一六时交了出来，并说明来自我手，成为我在运动中的主要反革命罪行。

我和物03班的孙传耀、佟允宪（已故）、水00的涂兆林乘火车先行。因为没有去南昌的火车，只好在上海逗留5天，住在上海铁路局机务段。那时，一来手头没钱，二来等着去南昌，没心思游玩。除了黄浦江边，哪儿都没去。在江边，我们从扩音器里听到了长征组歌，于是知道作者肖华将军又被解放了。其间我们拜访了南昌的一个造反派刘锦生，他当时正在沪探亲。我们带了一瓶七宝大曲，在他家喝得挺痛快。

5天后到达南昌。随后，王毓中、欧阳忠谋、金国栋等搭乘程士清和杨栋梁的专机到达，我们到位于洪都机械厂附近的机场去欢迎。这时，联络站的基地已经搬到江西省军区大院。这时物9 的左公随同学李春波来到南昌，左活动能力很强，主持联络站工作， 负责与省军区的联络，长途电话等。和他一起的还有物9 的张比、浦俭振、查长其。物0的崔福斋、王志忠、物00的吴国发（当地进贤人）、动农系的倪斌、罗方国、梁颖庄（小黑管）等也到过联络站。另一股联络站的主力来自清华附中的10来个中学生，如联络站秘书苏虹和郑京生、孙念鸾等。另一个特点是不少人都有了手枪，如五四手枪、镜面盒子。我来迟了，没能搞到一把。只好在射击场用北航徐从和的手枪过了把瘾。事情不多， 赶上有人送给左公几包牡丹牌香烟，我也跟着染上烟瘾。从1967到1987年， 吸了整整20年的烟，当然不全是牡丹。

九月初，我和孙传耀、涂兆林、佟允宪、陈群秀等10几个人到南昌附近的梁家渡参加了一场远距离的阵地战。快到大坝时，只听一阵枪响，一颗颗子弹朝我们这边飞来，我让大家卧倒，滚过一个平坦的小坡，来到大坝。 大坝不到一人高，站在地面，可以把枪平放在坝上，朝对面射击。由于距离较远，隔着水面，只能盲目地让子弹飞向对岸。我们几个赤手空拳，没有家伙，只好观察战况。我跟一个造反派战斗员借了把三八大盖，装上子弹，胡乱放了两枪，也算没有虚此一行。射击后，把枪还了回去。

大约一小时后，有人喊救人。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头部不幸中弹。我和佟允宪找了半扇门板，把小姑娘平放，一前一后，抬着她向公路走去。途中，要经过几百米长的稻田。 刚刚踏进水中，田里的泥淖就把我的两只塑料凉鞋呱唧呱唧地先后吸掉。救人要紧，也来不及弯腰捡回。我光着双脚好不容易把伤员送上了救护车，陪同那个小姑娘到了南昌市医院。很不幸，已经来不及抢救，小姑娘失去了年少的生命。她叫张玉清，我们把她丢下的一支钢笔留给了她的母亲。完事以后，天色已晚，我们未能回到战场。晚上，孙传耀、涂兆林等同学也回来了。在那次战斗中遇难的还有汽车公司的一个司机。

王安石和汤显祖的老家抚州（临川）地区保守派武装暴动，军管会负责人亲自率兵征讨。我们联络站的人也去跟着去凑热闹，开始徒步出发。 路上，我见到一位南昌二中的高中学生，他借给我一把狗牌撸子，不带子弹。我从别人手里找来几发子弹，装进弹夹，总算有了件防身武器。

傍晚，我们搭上了解放军的卡车，同去抚州。夜间休息的时候，看到军长杨栋梁穿着圆领背心和大裤衩，指挥军事行动。战士提着水桶从路旁的池塘里打了一桶水，再撒上一包药粉，大概是明矾，沉淀后就可以喝了。杨军长命令军车上装备的四筒高射机枪，向远方的山里试射，在空中留下四条色彩绚丽的弹痕。比三八大盖和五四手枪要神气多了。在行车途中，我站在一辆解放牌卡车的门口的踏板上，扶着旁边的把手，体验着星夜奔袭的激奋。重现了“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的壮观场景。

不想这辆卡车在超越前面一辆军车时，距离太近，两车相擦。我感到肚子一阵疼痛，也没来得及察看。到了抚州我才发现，肚皮被划了两道血印。第二天早晨，队伍经过一片稻田时，远处传来一阵机枪扫射。我们下车，匍匐在稻田附近，枪声消失后继续前进。中午，经过一个小县城，大概是刚刚发生一次武装冲突不久，街上店里都是死尸，有的肚子被捅破，有的脑袋被炸开，惨不忍睹。下午才到抚州。战事已过，局面开始平息。在大街旁的一个胡同口里，10几个造反派迫使几个老保面对墙壁，站到墙根。然后，一阵乱枪，把这些俘虏全部击毙。我心里怦怦直跳，不敢正眼去瞧。这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

快到住地时，过来一辆卡车忽然停了下来，随后是啪啪地一阵枪响。我们警觉地卧倒，枪声很快停止。原来是车内的造反之间起了纠纷。有个造反派身上带了一把镜面盒子，被另一个造反派看上，由此发生冲突。 前者开枪打死后者，而后者的伙伴们又开枪打伤了那个带镜面盒子的人。只见受伤的人倒在路边流着血，躯体不住地抽搐，他被送到医院。听说那几个造反派穷追不舍，又赶到医院补了一枪，把他打死在病床。我们联络站有人还帮死者的妻子打过官司，但没听说有什么结果。住处附近有个冰棍厂，有人送来一箱冰棍，我不记得吃了多少个根，只知道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见了冰棍就恶心。打仗，没赶上，倒是听见了枪响，见到了死人，见到了战争的残忍。也算是在清华大学看不到的历险经历吧。

回到省军区大院后，走访过军区参谋长许鹏、军区副司令罗元炘。罗副司令个儿不高，平易近人，还请我们到他家去吃过饺子。后来，他来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还去北京饭店看望过他。我那把小撸子手枪在去抚州的路上，一直没机会试射，也担心子弹和枪膛口径不匹配，弄不好炸在手里。一天下午，我和佟允宪等出去办事。在军区大院里，我琢磨着有枪没放，不是滋味，就从口袋里掏出撸子，朝空中放了一枪。子弹和枪口尺寸对路，没炸。佟允宪骂我“土匪”，我说我只想试试。那时街上 经常听到枪响。晚上，有位江西老俵在房顶上睡觉，不幸被流弹击毙。

由于事情不多，我和崔福斋，清华附中的学生，人大三红的几个人随一个车队去了井冈山。我们那辆车是徐风师傅开的。路上休息时，我们到田里吃打瓜。样子像西瓜，但个儿只有拳头大。用手把瓜拍破，吃完以后，留下瓜子。车的旁边有好几头水牛，不怕人，但一按卡车的气喇叭，它们就会跑开。到了文天祥的老家吉安时，已近傍晚。我们还是挽起裤管到赣江边上，蹚了蹚水。第二天，我们乘车上了井冈山，参观了茨坪，黄洋界等革命圣地。

从井冈山下来后，大部分人都赶回南昌。我和福斋、人大的查学东、附中的孙念鸾一起南下赣州，住在交际处。安顿好后，我在交际处的阳台上朝着树上的一只小鸟又放了一枪， 也不知道打着没有。我这把小撸子总共打过两回，都是试枪。在街上走了走，福斋用军用水壶买了一斤米酒，大部分都让我喝了。查学东也买过葡萄酒，我们一起喝过。

听说赣南营前有个福字613 部队，是个独立营，跟造反派关系有些紧张。我们想去看看，是否能做些工作。我们乘公共汽车到了上犹县城，然后到附近的陡水水库。参观了那里的水电站。里面有几台发电机。有四五个技术人员。一打听，还都是咱清华的校友，有电机系的，有水利系的。这些校友在这穷山沟里，默默无闻地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着它们的青春，尤其是在停课停产的动乱时期，令我们尊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清华的精神，清华的作风。

   图  SEQ 图 \* ARABIC 25井冈山留影，前排中是司机徐风师傅。我在后排左一。

在等机驳船的时候，低头看着清澈碧透的湖水，里边游动着成群的鱼苗，不觉心里一动，跳了下去。头顶蓝天，身潜碧水，和鱼苗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几乎忘了还在人间。

机船开动后，一个多小 时，到了陆路不大通畅的营前。向营长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促进部队和造反派之间的了解。营长很高兴，让我们和战士们一起交谈，晚饭的伙食也很好。营部为我们准备蚊帐，安排住处。第二天，我们离开独立营，回到赣州。与当地造反派商量，在交际处礼堂开了个会，我向他们介绍了独立营的情况，建议他们组织一个乌兰牧骑小分队，到那儿慰问演出，拥军爱民。千里迢迢，涉足赣南，总算做了件好事。

回到南昌，事情还是不多，不少人已经离去。我和徐从和、王毓中等乘火车去广州。我们住在二沙头体校。观望了珠江大桥，参观了毛主席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吃了几根价格便宜的香蕉，两三日便回南昌。

没过几天，10月初，我就结束了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的大串联，一个人离开了为之舍命奔走的英雄城市南昌。上午到达上海，按约定到新闸路去拜访海字414部队的孙妙龙。他的父母都在北京，是计委的干部，这里是他奶奶家。他们一大家人，坐满一张圆桌，请我一起吃了午饭。然后，妙龙把我送回上海车站。为了让我先上车有座位，他给我一张军人通行证。

别了，上海。别了，南昌。别了，妙龙。别了，革命大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