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武斗前后

1967年10月初我回到清华，结束了在外漂泊的日子，让年迈的父母放下心来。我不喜欢说谎， 但是八月份去江西参加武斗时骗了父亲。他那时听说外地很乱死不少人。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冒风险。我对父亲谎称要回老家去呆几天。后来父亲还去学校找过我，知道我又去了江西，成天为我提心吊胆。这下好了，老老实实留在清华，哪儿也不去了。

清华井冈山分出个414兵团后，两派之间斗来斗去，相互指责。水平高点的文章还在全校用高音喇叭广播。团派有个播音员，嗓音像夏青，读起那些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挺有煽动力。大喇叭里经常有军号吹响，让本派的学生到大礼堂前集合。有时还不间断地播送着各自的团歌。墙上的大字报也时常更新，成为双方论战的擂台。由于长时间在江西，我对校内的事卷得不深。继续担任井冈山兵团工物系分部委员和10部队委员。

十月军训

十月中工物系有人组织了一次军训活动，我们到京东蓟县的坦克一师当兵锻炼两个星期。参加这次活动的以物9 的学生为主，曹同乐、王立国、小广东、陈金章、赵培贞等；来自高班的有麦地（研究生）、徐德明、秦林林、李明阳、徐祖佑等；来自工物系的干部和行政人员有王晶宇、吴绪模、赵玉琳、潘淑雄。来自低班的不多。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冶金系的马小庄也随队前往。

我们和战士一起出操队列，一起盖房劳动。一个大个头的战士，抓了一个麻雀，扔到白灰池里。不一会儿麻雀就煮熟了，味道还挺鲜美。部队专门为我们开出了几辆装甲车，我们坐在里面，轰隆隆的巨响震耳欲聋。车外尘土飞扬。老实说坐在装甲车里不大舒服。

      图  1967年军训合影。

有个副连长跟我挺好，手把手教我射击。在实弹练习中，我采用不同的姿势，端起半自动步枪，五发五中。成绩是 八、八、八、九、六 环，这是我射击成绩最好的一次。我们和部队一起联欢，我自拉自唱了《沙家浜》里的那段西皮二六，“你二人乔装划船到对岸”。我们还为老乡演节目，搞宣传。一个满天星斗的晚上秦林林声泪俱下地朗诵过去受压迫的苦日子，徐德明用二胡拉着《江河水》伴奏。在那次军训中我认识了总部委员马小庄同学。小庄来自河北农村，谦逊朴实。后来他因病到温泉疗养，我和几个同学专程去看过他。两周的军训很快结束，这是我在文革中参加过的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清华的日子

从1967年10月到1968年4月，我参加井冈山兵团的活动，如形势讨论和游行集会等。我们班同学也分了两派，在我们年级的五个班里，同情和支持414的占多数。但是两派之间对立情绪不大，只有思想观点的差异。

有一次在甘肃省成立革委会的形势讨论中，自控系的王博文老师发表高论，说“春风已度玉门关”是从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一诗借用而来。后来听说他是江青的侄子，文学功底挺厚。那时每省革委会成立时，都要写一篇庆贺的文章发到人民日报，文章开头常带两句诗。江西省革委会写了“井冈摇臂展红旗，赣水苍茫来报喜”，既形象又有地方色彩。

我对江西的事关注得越来越少，只听说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搞了极左，把大学都赶到了农村，因而落得个绰号“城市清”，他把城市给弄没了。打倒王、关、戚不久后，卢振民同学正帮我在八号楼的盥洗室补自行车胎，我们忽然听见高音喇叭喊着 “打倒杨、余、付”，我俩琢磨不出“杨余付”是个什么人。后来才知道，又是一个三人简称，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三位将军。不久前杨成武还发表一篇长文《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随后又传来林彪副主席的讲话，把杨骂了一顿，还揭露了他女儿的作风问题。

我和原联络站的同学有时一起走访在南昌结识的一些朋友，有时他们也到清华来，比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泉田、中国音乐学院的程明蓉、倪子龙，还有国际关系学院的李志良、北京航空学院的徐从和等。1968年春我读了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海斯•穆恩•威尔斯的世界通史，以及几本鲁迅和郭沫若的著作，总算没有白过。

1968年4月中的一个早晨，大约6点钟，我正在10部队办公室值班，接到兵团总部电话，立即派人到明斋广播站开会。因为太早，我没有惊动别人径自去了。会上大部分总部委员都在，有人说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支持井冈山，我们要把事态做大，让中央明确表态不支持414派。会上作了具体布置，筹划武斗。工物系的任务是驻守新航空馆，让我们找动农系的李木松同学（代表队的）商讨武器的筹备。

回去后我马上向10部队的第一把手物004 班的吴国发转达会议精神。队委们开会讨论后，由我到二号楼找李木松，他让我们晚上到清华设备工厂去取钢管。然后到新水利馆的金工车间，在一人长的钢管的一端斜着锯出个尖头，可以当长矛用。晚饭后10部队召集了十几个人去设备工厂，路上碰到我在江西的好朋友蒋南峰，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旁经过，没打招呼。他是414兵团总部的作战部长。

图  联络站部分同学和来访的上饶海校朋友（前排左三、左四）和清华校友岳树棠（前排左二）学长在清华二校门的合影。二校门被毁后， 竖起了毛泽东像。

武斗开始了

到了场地见到一摞钢管，为了不让人看见，需要打掉电线杆上的路灯。几个人拾起碎砖头向灯泡扔去。碰巧，我扔出的那块击中了灯泡。我们乘着天黑用长衣服包着钢管，秘密带回八号楼工物系宿舍。后来又到新水利馆把钢管锯出个斜尖。我还把一把钢锉用砂轮打成匕首。然后把武器转移到位于宿舍区和教室区之间的新航空馆。当时守护新航空馆的主力是00字班和9字班的同学。00字班的有大驴、小驴、大炮、栗乃志、许旅长、吴国发等；9字班的几位同学等；0字班的有李宜、志坯、小坯、我本人克坯等。高班的有郑小雄、崇成鼎等。外系的有候志。 总部委员张学琛也时常光顾。

4月23日，清华百日武斗正式开始。头一仗发生在414占据的旧电机馆，战斗比较激烈，我们10部队没参加。听说414 守楼的主力是工物系的人，物00的一位同学把腿摔伤。一天上午10部队接到命令，要我们与其它部队一起埋伏到照栏院北边的房顶上，准备好砖头、石块。等着414的队伍一来，齐声呐喊，向他们投掷过去。督战的是总部委员许恭生同学，他曾经是全国高校花剑冠军。他带着一个钢帽，手持一把闪光锃亮的长矛，威风凛凛俨然像三国演义里的将军赵子龙。那次行动没什么伤亡，双方也没有肢体接触。

工物系414 势力比较强大，团派决定攻打工物系八号楼宿舍。414 派的人在门厅设置了铁栏杆，努力坚守。结果非但未能攻下，10部队司令吴国发不幸被俘。我只好暂时代理。这期间找过总部委员彭伟民，领到柳条帽和数件黄色军棉袄，新航空馆的每个人都有一套。

一天晚上总部命令10部队到清华北墙外的土电厂去打伏击，据说414的人要去抢钢管。我带着二十多人，戴着柳条帽，穿着军用黄棉袄，人手一把钢矛，于午夜12点列队奔袭土电厂。埋伏了一个多小时，不见动静。只好带了几根钢管返回驻地。不痛不痒地坚持了两个多星期，我的情绪开始动摇。原来以为挑起武斗事态扩大后中央会表态。可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再说都是同学，伤着谁也不好。

由于第一把手吴国发被擒，我这时临阵脱逃太不够意思，无论如何我必须要等他出来。过了一个多礼拜，我们同414 派谈判交换战俘。我们这边释放了物9的414分部委员杨某，他们那边释放吴国发。国发获得自由几天后，我就卷起铺盖回家去了。学校两派对立虽然严重，我们班的两派却还能友好相处。414占了八号楼后，何国华、汪定雄同学帮我取出了书、英文字典、笔记本和小提琴。我很感谢他们。

我当了逍遥派

从五月中开始，我过上了逍遥派的日子。每天上午看书，读了埃利茨哥尔茨的《变分法》、捷普洛夫的《普通心理学》、和斯波索宾的《音乐基本理论》。变分法是我在文革中读过的唯一的一本业务书，知道了欧拉方程和三个基本问题， 即等周问题、最速降线和短程线。用微分的办法可以求得函数的极值，通过变分可以找到达到极大或极小的函数或曲线。比如一条首尾相连的平面曲线的周长是固定的，把它张成圆形时面积最大。

下午我到龙潭湖去游泳，有时候也去陶然亭。每天到住家附近的十一中学去练单杠、双杠，晚上练琴。中间还到北航朋友徐从和那儿住过几日。他是个乒乓好手，耐心地教我练习基本功推拉。只是我的小脑实在不大好使，总也没有长进。

图 北航好友(安徽蚌埠人)徐从和（中后）。

这段时间是我在文革中最惬意的日子，每天卷大炮抽着五号烟叶，间或喝二盅便宜白酒。时而有朋友来访，到我家来过的有涂兆林和陈群秀，曹同乐和李宜，同班同学阎承志等。我和物03班的孙传耀也往来频繁。

六月初我和物八的孙万华学长一起到清华去领助学金。听说5月30号 发生了一起团派攻占东区浴室的大规模战斗。414派动用了土制装甲车，团派动用了汽油燃烧瓶。物9的周剑秋（414）不幸被烧伤。物00的栗乃志脚后跟被手榴弹炸伤，还好没成残废，两年后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他跳楼自杀。团派和414 在西大操场有个遭遇战，许恭生大腿部位被刺，救护不力，因出血过多而亡。他在南昌的家人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整来整去。后来清华园里因为放冷枪，又死了好几个学生。

工宣队进清华

7月27日毛主席派工人宣传队到清华制止武斗，延续了百日的武斗告一段落。大部分同学返回学校，落实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第一批进驻工物系的工宣队来自二轻系统，领头的是一位来自河北平山县的干部。到我们班的是工艺美术工厂的师傅。我们每天在一起学毛选，斗私批修。由于工宣队进校时遭遇了团派的抵抗，因而团派与工宣队间有了一道先天的隔阂。我认为工宣队里的刘守本、刘保民两位师傅有点看不上造反派，私下里议论过他俩，一个保，一个守，名副其实。不想这些评论传到了师傅耳中，对我大为不满。后来工宣队的负责人董志刚师傅找我谈话，同情造反派的他说：“江青同志支持你们 ，你们应当丢掉派性，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那时三天两头查户口，挨门挨户去查问，有没有外来人。有一天半夜同学们睡得正香，楼道里出现了砰砰的敲门声。十几个工宣队员搜查每个宿舍，我们穿着裤叉背心，迷迷糊糊地站起来。面对好几个年轻的女师傅，感到十分尴尬。

8月初毛主席把一筐芒果送到清华，给工宣队吃。工宣队万分感动，组织全校的学生到天安门游行，感谢毛主席的关怀。工宣队的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复制芒果，金黄色，纪念主席送芒果的伟大历史事件。

不久工宣队换成六厂二校（毛主席亲自抓的典型单位）之一的新华印刷厂 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 部队。校领导换成了迟群 、谢静宜 ，还有海军的刘代表 、吕方正、陆军的惠宪钧等。

我是系大联合委员会的成员，工宣队有什么活动由我去通知。有一次我和同学们正在教室里学毛选，王茂元师傅走了过来，问我上午的通知传下去没有，我说忘了。他揪着我的耳朵，离开座位，去赶发那个通知。后来王师傅和我关系还不错，比美术厂的强多了。那时工宣队的计划经常朝令夕改，一日三变。改变前他们就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 263页，一起朗读，“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 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似乎这样就证明了一日三变的合理性。

图 清华物04班与工艺美术厂工宣队在二校门前的合影。中间是刘守本师傅，手中捧着芒果的模型。

从那时起我们和工人师傅、军代表一起早请示、晚汇报。每个宿舍都有主席像。起床后一起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对着主席像说：“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右手挥动三次。后来又增加了一条“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到食堂吃饭都要排着队唱着语录歌，像部队一样。

校园里到处都是革命的歌声。每个系都设有布告栏，上面有一张主席像，像的周围贴上辐射状的闪亮的金色纸条（电化铝），象征着主席思想光芒万丈。不管大会小会，开头的三件事是，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唱《东方红》，三读毛主席语录。然后才是会议本身的程序。语录的选读应当与会议内容有关。会开完时，要共同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时还要唱语录歌、毛主席诗词、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段时间我有点空闲，向物02 班的沈黎洪同学学吹小低音号。后来他发现我嘴唇薄有劲，建议我学小号，并且帮我借了一把。我喜欢摆弄乐器，但是铜管乐器还没碰过。触类旁通，学了一种三个按键的号，其他的自然也容易学。

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八月下旬，新华印刷厂的师傅带着我们全年级五个班到位于西郊的特殊钢厂劳动锻炼。我们班一半在轧钢车间，一半在掀钣车间。六块厚钢钣压在一起烧红，多次经过轧锟热轧薄。冷却后再到掀钣车间把6张薄钢钣一张张揭开，那是个辛苦的工作。在掀板时，锋利的钢板边缘刺伤了阎淮同学的鼻子，流了不少血 。这应当算作事故，但那时的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

带我们班的工宣队员是张子山师傅，二十出头，脾气古怪，老说我们不遵守纪律。让我们排成两行，站在他的前面听他训话。他让我们大声背诵主席语录“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最多时要连诵 六遍。一天晚上张师傅在小铺喝醉了酒，工宣队把他调回厂去。

我们班和物05班改由赵蕴兰师傅带领。有不少同学不知为什么都剃了光头，赵师傅严肃地要我们批判歪风邪气 。有人提出晚上给点时间去访问特钢厂的师傅，工宣队里的小李师傅对此十分恼火，上纲上线说我们要分裂工人阶级，怪吓人的。

工厂的政治学习主要是批判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大部分师傅都是582， 即1958年评定的二级工，十来年没提过级，没长过工资，也没人抱怨。那的确是个革命的时期。我们在轧钢车间工作，有高温和粮票补贴，吃得挺饱。我最喜欢食堂的大油饼，一次买两个。一个周末我和李宜、廖欣，还有另外几个同学到附近的一条河里游泳。

在特钢时我们还献过一次血。先到清华校医院检查身体，合格的乘大轿车到通县附近的一个生物制品研究所。每人喝杯桔子汁，吃一片蛋糕，然后抽去二百CC的血。领了二十元的营养补贴。我回家买了只鸡，让母亲炖好了全家一起吃。母亲知道我献了血，心里很难过，让我注意休息。献血后我感冒了几天，应当说和献血没有直接关系。有了钱我和同班的崔福斋、王鹏亮、袁仁勇等到住所附近的一个饭铺，喝酒吃饭，过了个愉快的夜晚。

回校后参加了十一国庆游行的准备活动。清华组织了一个规模较大的鼓号队，由一个懂号谱的工人师傅指挥。我也带着小号参加了活动。鼓号队以C 调的马号为主，而小号却是降B 调的，我必须把号谱翻一个音，吹成C调。比如113113 要吹成224#224# 。我的音乐爱好是从民乐开始的，用的是简谱和唱名制，用二胡拉不同调式的曲子时要改变指法。西乐采用五线谱，为固定调式。十一那天，我穿着借来的白衬衫和蓝裤子，吹着号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心里感到高兴自豪。

回到学校后，工宣队和军代表带领我们投入整党运动。基本上就是让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在群众的批评下自我检查，人人过关。我们物04和物05 班 参加系行政包括807 金工车间的活动。工宣队和革命群众积极做系副主任曹小先的工作，让她来个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交待问题。她诙谐地回答：“我是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啦。”

每天开会，除了读报，就是学毛选，清华大学成了政治研究院。这期间我和王宝昌和寇顺福两位老师傅成了好朋友，他们都是7级钳工和老党员，但是没有文化，我帮他们一起学习。两个老师傅平素不和，我想帮他们搞好关系。

寇师傅开会时爱打盹，有一次他结结巴巴地回忆着在吕正操的部队的经历，群众提问，他答不出来。我随口说了一句：“别刁难这些老师傅了”，结果差点捅了个漏子。一天晚上全部同学都到系里开会，唯独没通知我。会后一打听，才知道军代表讲话要防止有人分裂工人阶级。我恍然大悟，险些铸成大错。那时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反革命是常有的事。

工物系的运动对象

后来，我们班的同学们提出了一串红的建议，即几个学生和群众共同帮助一个党员，这叫一个串；而大家都得到思想改造，提高觉悟，这叫作红。一串红的提法受到了军代表的肯定。

除了整党，还要清理阶级队伍，各单位都有几个有问题的人，要经审查，工物系被清理的有三德一昆。220教师陶昆文革中造反有问题；教授李恒德，留学美国，历史问题；坏分子朱庄德，有作风问题；实验员王义德，骂文化革命是走马灯，殃及池鱼；后来又从半路杀出个猖狂反革命的王嘉玉，诬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词“鱼儿离不开水”是男女私情，他还要“驾驭”中国。

此外，还有几个反革命学生，有攻击中央首长的易振亚，有不知道犯了啥罪的党校校长的女儿，还有物05班的胡同学。令我惑然不解的是胡同学，他父亲是老干部，当过河北省的副省长。文革前胡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还入了党。不知道他怎么就变成反革命了。后来在检查会上，他说他自己对毛主席的感情发生了动摇。小时候为了能见主席，躲在父亲的汽车里进中南海；后来他变了，在练习射击时想到那靶子就是毛主席。 我还是不明白他是怎么反革命的。

在清华的几年，由于身份地位不同，跟胡同学几乎没说过几句话。1986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念书时，见到中国科大代表团名单里有他，我马上到他的住处。把他接到我的宿舍，与他喝酒进餐，如同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共叙衷肠，说不出有多么亲切。他也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着其他同学后来的经历，相见恨晚。老胡是个好人，却受了那么多年的冤屈。这次2010年校庆时又见了他，久别重逢，虽然仓促，但十分高兴。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时，举国上下沸腾起来，欢呼跳跃，载歌载舞，纷纷献礼。会上把接班人林副主席明确写进了党章。没想到这时候，工物系出了个新的反革命，220 教研组教师肖成德老师。在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刺绣完成后，他误说了一句，“盖棺定论”。有人报告给8341部队的李代表，李立即召开全席大会，揪出并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肖成德。李代表严肃地说，他听了这四个字后，也得消毒三天。

加速器教研组的老师陈世猷在下边发过一次牢骚，说“宁当反革命也不当干部”，此话传到军宣队领导迟群同志耳中，在全校大会上，组织揭发批判，迟群亲自讲话动员：“我就是让你当了反革命，也不让你当干部。”于是工物系又多了一个反革命。 有一个姓王的干部在农场表现积极，不甘落后。可是他的一封家信被人截获，里边发了不少牢骚，颇有怨气。一时也成了整肃的对象。校一级的典型反革命是教务处总支书记邢家鲤。他说过养孩子还得参军，不如养猫。一下子成了养猫反党的急先锋。总之形形色色，各有根由，不少人都成了反革命，清华园里哀怨肃杀，人人惶恐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