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门关下的徘徊

不当老爷兵

1970年11月，毛主席发出了“不当老爷兵”的最高指示，部队和高等院校做出了野营拉练的安排。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和教师参加了这一活动。1971年1月中，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限定口粮，不进肉食，饿着肚皮，背着行李枪支，徒步行军一千多里。第一天走了七十里，宿营在通县的丁里屯 ，属于六合村地界。我姑姑家就在附近，按说我可以到她老人家那儿吃块馒头垫补一下。可是我不想违反组织纪律，硬是没去。第二天继续往东经过潮白河、北坞、夏店，来到蓟县的段甲岭，驻扎了两天。我们帮老乡挑水、刨土、做好事、搞宣传。

我参加过工物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以分到宣传队。除了我是职工，其他队员都是学生。女生有孙海燕、潘豫沙、刘裕芳、黄玉兰；男生有杨述田、邬祥龄、陈建国、胡耀坤、金成峰。宣传队有两个任务，一是在行军中鼓舞士气，二是到驻地为老乡演节目。我会吹小号，连队起床、集合时我当号手。

接着往东北方向直奔盘山。爬山时宣传队的差事很苦，我们总是抢先爬到一个高度，然后等大部队过来再唱歌、说快板，给大家加油。爬到顶峰时，小号的三个键钮全冻上了，我摘下汗淋淋的棉帽子捂住小号。等冰融化后，吹起毛主席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我热情奔放，忘记苦累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距离一生最可怕的厄运只差三个多星期了。

过了盘山，在韩庄休息。去北庄的路上，宣传队出了点问题。平时开会时，有个同学喜欢把我的小号箱子当板凳坐，导致箱子破裂，丢了号嘴。于是连队集合时就不再吹号了；此外一只步枪的枪栓在路上失落。我们成了连里批评的典型。

由于伙食限量，一人一顿只能吃三四个小馒头或窝窝头。长途跋涉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大家只好饿着肚皮硬撑着。有几个五十岁的老学员，路上从老乡那里买几个饼子充饥，还挨了批评。在北庄休整了两天，不知道司务长从哪儿买了一堆猪下水，总算见了点荤腥。

由于天冷每天晚上都是两人合睡，把两床被子摞在一起。有一天赶上老乡过年蒸馒头，我们睡的那个土炕，足有摄氏四五十度，那不是热而是烫了。后来，老乡把几块木板铺垫在炕席上作为绝热层，我们才勉强睡着。早晨打水的时候井台周围都是冰，一不小心就会滑倒井里。访贫问苦时，我们经常演几个小节目。有一次刘裕芳唱到“枪声响”几个字，一位七十岁的老大爷吓得直哆嗦，一个劲儿地往被子里钻。老太太说，他让日本鬼子给吓病了。就怕提“枪响”二字。

我们在拉练中经常唱语录歌、“说打就打，说干就干”、“我是一个兵”、“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野营训练好”，以及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宣传队演节目时会唱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小河的水清悠悠，莊稼盖满了沟”，回忆当年的老八路。

半夜站岗的时候，又冷又饿，我和一个海军学员小金一边吸烟，一边聊天。我俩聊的都是拉练回去后吃些什么东西。用吃饺子和吃炖肉的话相互解馋。在行军过程中，还安排过一次射击训练，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不能参加。 中途听了清华大学第一把手军代表迟群的讲话，强调开展阶级斗争。我隐约地感到又要搞运动了。但是还没想到这次该轮到我了。接着又行军到延庆。

快到北京的那天，连续走了一百六十里路，又累又 饿。到了宿营地，腿都抬不起来了。我还是咬着牙，两手各提着一桶热水，送给工农兵学员，让他们烫脚解乏。这时离我当反革命大约还有十天的时间。拉练途中有不少人都冻伤了手和脚。拉练后，不少人的肝指标也上升了好多。我还算皮实，转氨酶不到140，但是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在这次训练中，起码我的身体和意志都经住了考验，有机会周游了北京的四分之一的远郊区。

失窃

拉练结束后，先在清华校本部住了两天，整顿总结。时已旧历年底，我领了工资准备回家过个愉快的春节，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第二天中午去照澜院买东西时，我忽然发现钱包里四十六元工资变成二十几元了。我的心一下子懵了，回家过个好年的念头凉了一半。

我连忙走回会场，找到宣传队的队长海军学员陈建国，他和我住在同一间屋里。他是共产党员，干部子弟，值得信赖。我把丢钱的事告诉他后，他不慌不忙地帮我分析。一个屋里六个人，谁偷钱的可能性最大？最后他把怀疑目标放到一位农民学员的身上。他抽烟但不爱买烟；他怕苦经常吃病号饭。后来他还语重心长地问我有没有对象等个人问题，我觉得他对我还挺关心，感谢他的分析。当然没有证据，我只能疑人偷斧，对那位农民同学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随后我又把丢钱的事告诉了负责学生工作的栗乃志，他带我去见工宣队的贾兴致师傅。贾师傅倒背着手，绷着脸皱着眉头，只说了一句：“这件事不许声张！” 一句话把我的嘴给封了。一年以后，陈建国作案被抓，承认偷过我二十元钱，我听到后还真佩服他的沉着与冷静。新华印刷厂的贾师傅知道后，也讲了句公道话：“他还真丢钱了。”

春节前的一天晚上，连队里唱革命歌曲，让我指挥。唱的是“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以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还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连队里被当人看了。

旧历年底姐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姓章的小学教师。我们匆忙在北海见了一面，没留下什么印象。大年初二下午栗乃志来到我家，要我和他去看望一个工人学员，西安262厂的林秀臣。他家在沙滩附近。然后我俩又到东四五条去看望工物系9字班的曹同乐同学，他刚好从鞍钢回来与清华同学结婚。在同乐家我们吃过晚饭，各自回家。

这是我和乃志在一起的最后一次活动。我父亲见了他后，说乃志眉宇宽阔，是个沉得住气、能做大事的材料。但是我仿佛觉得，乃志那天似有心事，不像往日那样无拘无束快言快语。或许他当时已在清华校党委会上获得一些信息，感悟到一场大难的降临，比我提前几天挎上了沉重的包袱。可惜他没对我说什么，十天后就匆匆地走了。

风云突变

1971年2月1日，星期一，从平安里乘班车来到200号四连临时所在地，昌平的北大200号，我发现气氛不大对头，有点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势头。在全连大会上军代表作了动员，要轰轰烈烈地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我们连队就有不少五一六兵团的成员，责令他们必须老实交待，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的群众专政。五一六集团的重大罪行是反军乱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周总理和反对中央文革。

会后工宣队的小李师傅立即找我谈话，要我老老实实交待各种罪行。我一下子傻了眼。一年前，我曾通过多次政治运动，悟出了三条警语。一不犯政治错误，二不犯经济错误，三不犯生活错误。有了这三条，我就可清清白白地做人。怎么一下子让我交代起罪行来了？我觉得这或许是种误会，不知不觉做过什么错事，检查一下就完了。于是我开始了长篇的回忆，从1966年文革开始，一直写到工宣队进校斗私批修。把五次去南昌办联络站的时间、地点，都写得一清二楚，我觉得这些似乎都够不上问题，没什么可隐瞒的。但是工宣队不相信我的交待。连队成立了专案组和专政小组，我一下子失去了自由。这时我才感到没那么简单，大概真的完了。但还是停留在“墨悲丝染”的水平上，担心我的历史会留下污点。

局势进展得很神速，一两天后我已经不能坐下来写材料，每天要在不同的人群面前回答问题交待罪行。当我说我出身贫穷，为能上大学而感谢党时，他们就指着我狠狠地说：“你是要混进党内。”当我说我到赣南营前的独立营去促进军民关系时，他们就说：“你要当营长。”时不时地有人领呼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王克斌老实不老实？”，“不老实！”。气氛之热烈与冷酷，让人不寒而栗。

我的专政小组有新工人（70届毕业生）蔡某，他是最积极和最可怕的；还有杜某、王某等； 干部里有刘某，他是背后出点子的；数学教师老武，还有几个海军、陆军，和工人学员。他们经常在半夜两点钟左右，把我揪出去提审。从蔡和刘的积极表现，似乎他们欲置我于死地。我当时认为他俩都是井冈山对立面414的人，对团派怀恨在心。而且蔡曾向栗乃志争取过团支部副书记的位置，没有如愿，我当时是团支部副书记和200号团委委员。把我整垮对他是个进取的机会。我们几个新工人在反右倾回潮时伤害过刘等知识分子干部，这次运动是再好不过的报复机会。

然而让我不能理解的是来自农村的学员黄某。拉练期间她亲眼看到我是如何虚心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我每天和她一起宣传鼓动，应当算战友了。可每次开斗争会，她都按耐不住对我刻骨的阶级仇恨，带头高呼着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让我大惑不解。除了她，陆军262部队的两位干部和北综厂的一位工人，还有海军干部陈某也都气势汹汹拍桌子瞪眼。尤其是那个姓陈的湖南人，他单独审问我时阴阳怪气，让我觉得受了人身侮辱。

楼道里每天都战鼓隆隆地播放着针对敌对分子的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整个宿舍楼犹如泼了一层发烟硫酸，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浓烈气味。让你觉得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却无处栖身，只好束手待毙。连队里到处是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 ，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我交待了

从一个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青年一下子沦落为“反革命”，吃饭、睡觉都像犯人一样被人看着，不分昼夜随时被揪出来批斗，厉声斥责。我不光是接受不了，简直是一种煎熬。精神上的折磨让我坐卧不宁，乱了方寸。 当时我一怕姐姐和姐夫知道这件事，给他们造成麻烦，她们都是党员。二来想到，串联时我因为好奇留下了几粒半自动步枪子弹。这的确是说不清的问题。由于恐惧、疑虑和不安，造成了精神上的混乱，失去理智和判断能力。

一天夜里，大概凌晨3点左右，我正面对十几个人的无情批斗。知识分子干部刘来到敞开着的批斗会门口，和办案人员交头接耳，切切私语，但又隐隐约约能让我听到 一些。我误以为他们把我姐姐和姐夫找来了，这意外的精神冲击使我成了北宋时期夜审的潘洪，完全失去了控制力，哇地一声哭了，说：“我交待。”于是，我把那几颗子弹的事说了出来。刘的招数果然见效，斗争大会胜利地告一段落。

第二天上午我在蔡和王某的押解下去抄家。父亲和母亲都穿者棉袄，在炕上坐着，见我低头不语神情呆滞，知道犯事儿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打开一个木箱，两位解差一件一件地搜寻着可疑的物品。父亲患有半身不遂本来手就哆嗦，这下哆嗦得更厉害了。蔡、王二人搜出一把我在武斗时用锉刀磨成的匕首，在江西串联时写的文章的底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歌词、乐谱，一盘录音带，一个红五星帽徽，一张军人通行证。可是没发现子弹，我问父亲见过几粒子弹没有。他颤微微地说：“害怕出事，早就扔到天坛北门的茅房坑里。”

然后父亲和母亲焦虑不安地看着我走出家门，连一句话都没敢说。我这时有了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在公共汽车上想着用什么办法来结束失去希望的生命。在昌平等公共汽车时，我想钻到一辆大卡车的下边，来个撞死，简洁痛快。于是我借口到对面的厕所去小便，寻找时机。可是董超、薛霸跟得挺紧，寸步不离， 让我我无从下手。

生与死的竞赛

回到北大200号的宿舍，我计划用一根背包绳，一头挽过来系个活套儿套在脖子上，绳子绕过枕头上的床棱，当成一个定滑轮，再把另一端系在右脚上。入睡时右腿弯曲。等睡着后不知不觉在右腿伸直时，把自己在睡梦中勒死。正当我思虑何时动手的时候，半夜一点多钟楼道里传来了大嗓门的老武的叫声，“栗乃志跑了，栗乃志跑了！”，整个楼道顿时骚动起来。几分钟后传来了栗乃志跳楼自杀的消息。我的宿舍马上增派了几个海军学员，严密地把我看管。

这时我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再也躺不住了。我穿着内裤和背心，两眼发直，站在床边。当着几个看守的面，浑身上下一阵哆嗦、痉挛，上牙和下牙不住地嘎嘎碰响。那时节说不清我是害怕死亡的降临，还是痛惜失去了一个要好的朋友。相比之下乃志死得壮烈，我过于犹豫晚了一步，苟且偷生。乃志人没了，但他的精神还活着；我人活着，可精神已经死了。应了中国人常说的那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第二天一早全连召开大会，有好几个人上台发言，口诛笔伐声讨栗乃志。骂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和人民顽抗到底。与栗乃志素有芥蒂的军代表王贺宇当场宣布开除栗乃志党籍。那时的领导和革命群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见了棺材都不会落泪。一个大学毕业刚刚半年的小伙子，就是有罪，也罪不当诛啊。他失去的不仅是生的权利，还有死的自由。会后我出了一身冷汗。一位姓王的教师指着我说：“吓了一身汗吧。”算他说对了。

然而整死人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专案组色厉内荏，改变了以往杀气腾腾的讨伐手段。栗乃志死后的星期六上午，蔡过来问我：“想不想进城回家？”我说：“你们让我走我就走。”乃志的死带来了我的自由。如果没有他以死相拼，我可能两个月甚至半年也回不了家，那时我的老父和老母大概也会因担忧害怕而过世。

塞翁失马

不管栗乃志的主观动机如何，他是我也是我家的大恩人。这几十年，无论走到哪儿，我也没忘过他。在那次清查中，连队里整了十来个人，包括一年前跳进地沟淘粪尿的四个新工人，何元金、张良驹、栗乃志和我，还有原来414派的周宏余、桂立明等。栗和我的问题最严重。 我的问题在井冈山兵团驻赣联络站，全校留下的唯一一张军事调查提纲就是我在江西翻印的，不知联络站的哪位同学把它交了上去。但是反军乱军的事情，我们一件也没做过。

专案组的人跟我说过，我们江西联络站的账目最清楚，抄家时发现的那盘录音带录的是和地质学院争办三司联络站的长途电话，也没有什么反革命证据。回家后我对姐夫讲述了这次误闯鬼门关的不幸遭遇，他形象地引用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台词，“跳车的没有，可疑分子不少。”到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五一六兵团，也不知道哪些人真的加入过这个组织。一笔糊涂帐造成了那么多屈死的冤魂。

痛定思痛，为什么栗乃志会死在我的前面，大概是因为他心理压力大。他不仅是九大后的纳新党员，还是学生党支部书记和清华大学党委委员，他要失去的东西太多，特别是政治生命和政治地位。包袱太重，压力太大，因而横下一条心，走上了绝路。

相比之下，我连党都没入成，没有政治负担。大不了一辈子入不了党，但我还是原来的我。想到抄家时含着眼泪满面愁容的老父老母，他们还得靠我去抚养。因而顾虑多，下不了狠心，让乃志抢到了前面。幸亏去年夏天有人给我父亲贴过一张大字报，我因此没有领到入党志愿书，从而没有被开除党籍的心理负担。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感谢那位贴大字报的人，虽然他想加害于我的父亲，虽然让我永远失去了入党的机会，但是他帮我留下了一条生命，也留下了我们一家人的温馨。

听专案组的华如星学长说，从日记里发现乃志在中共九大后思想一度灰暗，因为他妹妹自杀身亡，家里还有孀居的老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两个孩子都死于非命，白发连哭黑发两次，好不凄凄惨惨戚戚。乃志死后的当天，尚未收尸，他在白纸坊工作的党员哥哥来到北大200 号，连尸体都没看一眼就走了，大概害怕惨不忍睹。听说乃志在那天夜里，找个看守的漏洞，把背包带拴在暖气片上，从二楼窗口顺着绳子逃了出去。马上跑到旁边北京大学的宿舍楼，从5层楼的楼顶头朝下冲了下去。

北京大学的一个小青工下夜班回来，听见一声绝望的惨叫。乃志在水泥地上留下一滩鲜血，一个刚刚踏上征途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就这样了结了生命。这场运动实际上就是文革的“秋后算帐”，把这些摇旗呐喊煽风点火的小喽罗、小猢狲像鸡和狗一样随意屠宰。

又一次冤案

和历此运动的冤案一样，这又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这些热血青年当初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听了中央文革的话，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如今出了事情，他们没有任何责任，这些年轻学生却成了牺牲品和殉葬人。作为一心想报效国家的热血青年，多么可悲，多么愚昧。那个年代，打死人都不偿命，逼死人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听说“清华井冈山”分配出去的几个总部委员也被揪回学校，接受批斗审查。

清查五一六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运动，被整肃的有千万之多。尤其是学校和科学院系统，大学生多的单位。斗争手段凶残，旷日持久，先抓后查，大搞逼供信，制造莫须有的罪状。仅清华大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五人自杀，还有不少自杀未遂。这场运动是继反右斗争后的又一冤案。所谓无产阶级群众专政，不过是群众斗群众的翻版。从王、关、戚，到陈伯达、康生、乃至四人帮，他们煽动年轻人做了过火的事情，到头来又把这些盲目的追随者一网打尽，置之死地而后快。

八十年代初不少同学又被旧帐重算，被当作三种人审查了数年之久。幸好我此刻已去美国。这批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为毛主席的文革奉献了青春，想不到又成了秋后的罪人。

从小学到大学，家里勒紧腰带供我读了十八年书。刚刚拿到工资，能够侍奉父母，刚刚进入社会，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正想着要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服务。可是才工作半年，就遇上灭顶的劫难，让老父老母跟着一起担忧受怕。一个生龙活虎无所畏惧的青年，一下子坠入到失望的深渊，变得深沉木讷，心寒胆颤。按心理学的说法，一个正常的人把眼睛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会超过五分钟，而我却常常两眼发直，盯住一个地方长达二十分钟以上，几乎到达了呆滞的地步。回家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王府井的旧书店去卖书 ，然后买烟酒，消散哀愁。

我在街上顶风骑车的时候，厉声疾呼：“安得金勺入心窍，一举尽将忧思掏 。安得豪雨扫世尘，克斌得以重做人。”我决定从此趴在地上过日子，免得重陷囹圄。暴风骤雨式的群众专政告一段落，但事情还没有完结。专案组一方面派人外出调查，一方面三天两头对我“政策攻心”，促我老实交待。有时还像捷尔任斯基一样拍着桌子大喊大叫。由于恐惧心理，每次找我攻心后，我都像小炉匠滦平那样说：“我想想，我想想。”于是又有了下一次。专案组没空，就让小青工来逼我。过了两三个月，没完没了的追问让我不耐烦，就说: “就这么多了，想不起来了。”没想到这招还挺灵，后来他们就不再来找麻烦了。

那一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杂。小青工扔下一把纸屑，让我这个反革命去捡；我在检查一个440V 变压器 时，一个复员军人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把电源线插到了220V的插座上，我左手触到了输出端，啪的一声左臂被电打得甩了起来，拇指留下疤痕。我不敢声张，继续尊重工宣队，碰到他们还打招呼，直到贾师傅恶狠狠地问我：“干什么？”我才知道我的身分不配和工人阶级讲话。同学结婚办喜事，也不敢叫我出席。整个北大200号里只有一个人愿意和我讲话，他就是北大历史系的张泉田，我在南昌串联时结下的朋友。他当时在北大政工组工作，每天晚上，都陪着我在院子里散步，耐心地开导我。

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然，我也没有白白地挨整。有了这次夺命的经历，我获得了自杀免疫力， 跨过了这一劫，我面前再没有过不了的坎。不管再遇到多么激烈的运动，我都会挺住。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不管风吹浪大，胜似闲庭信步。态度越好，遇到的麻烦就愈大。我提前看清了四人帮的嘴脸，认识到这场文化革命是扭曲了人类本性的灾难，夫妻离异，父子反目，每次揪出5%的无辜群众，无情地批斗 。当然我只能在心里默念。

到了1976年天安门四五事件时，我什么也没交代，没遇到任何麻烦，因为我有了对付运动的经验。你如果说了去过天安门，他们就会咬定你抄了诗。我不再听信任何人的蛊惑与煽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再为别人去卖命，命是属于我自己的。1973年 9月教研组书记在两年多的调查后给我定案。属于一般错误，不入档案。他问我要不要向全组宣布，我说不必。

春节前我和一个姓章的小学老师见过一面，经过这场暴风雨，我已经对搞对象失去兴趣，没有再见她。3月经同学介绍，我到北工大去见一位姓门的毕业生。见面后我先告诉她我是五一六运动的清查对象，如果她在意，马上了断。第二次见面时，她问我是否认识蒯大富。我说我是工物系分部委员，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门女士还是嫌我不诚实而中止了联系。感谢她这么快就做了决定，因为刚刚经历了一场精神打击的我，已经没有气力再承受一场情感上的伤逝。

用量子力学的语言说，我像一粒自由电子，突然落进一口无穷深的势阱。头上是一层一层数不清的束缚态能级，永远见不着天日。我只能在这位阱的下边，吃着、喝着、呼吸着，维持着行尸走肉的生命。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希望。有时我问自己：“你为什么活着呀？”我却找不出原因，只好按牛顿的惯性定律解释，因为我还活着，所以活着。

当时我的确过于悲观失望。七年后终于有了一个重见天日的机会，华国锋主席恢复研究生制。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我头悬梁，锥刺股，彻夜苦读。我终于积蓄了充足的能量，贯穿了清华大学的势垒，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离开了这块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方。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见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找到了希望，找回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