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

1971年2月，严酷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把我推进人生可怕的低谷。在政治上，不见天日；在业务上，前景暗淡。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牛顿先生的惯性定律继续吃、喝、睡，外加烟酒消愁愁更愁，消极地维持着行尸走肉般的年轻生命。那是我心灰意懒的一年，得过且过的一年。我亲身领略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革进行到底”不过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我开始厌倦政治，我不具备政治斗争的聪敏与才智。今后只要政治不找我，那就算幸运。开会时，能不说话，我就闭嘴。非说不可的时候，就按领导的意思鹦鹉学舌，重复几句。业务方面，我没有固定的岗位，自然也没有进取的机会。然而除了背上的反革命包袱，除了三天两头专案组的训斥，日子过得倒也开心。只要有工作，只要每月有46元的收入，我就能侍奉老父老母，一家人默默地活下去。

我的工作很简单，除了电镀、阳极氧化等粗活之外，就是给复员军人和小青工上课了，主讲加减乘除、分数小数。不久，领导又先后让我为工农兵学员辅导英语、普通物理和电工课。于是我有机会和基础课教师郑金安（英语）、范汝盐（普通物理）和冯大钧（电工）等老师相处。这几位老师都是纯业务型的知识分子，非党员，他们不大关心政治。故而跟他们在一起感到比较随便，没有挨整的恐惧和被歧视的压力。有时我们相互间还开些玩笑，说范老师卖他的盐，把郑老师的皮鞋放到他本来就杂乱无章的办公桌上，以至让我忘记了自己还是内查外调的对象。

电工对我来说是新课，我学了三相电的星形和三角形接法和复数阻抗，建立了功率因数和趋肤效应等概念，还学了可控硅的基本知识。我欣赏通过电子开关在示波器上显示的三相电的正弦波纹。电工教研组的冯大钧老师为人谦和，有问必答，跟着他我学了不少知识。

这一年，北大200号的四连出了两起卫生事故。一个是职员高绪芝被诊断为麻风病，送往外地隔离治疗。小高是共产党员，30多岁，爱游泳。麻风病在连队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大家担心会否在游泳时被传染。还好，后来没再发现第二个病例。不知道因为什么，也没人调查，四连一时出现了开放性的结核病菌。自春天始，一下子有四五个人都得了结核性胸膜炎或肺结核。在随后的一年里，四连的工作人员竟然有10多人患上了结核病，几乎占了10。和我同处一室的范天民、王泽民老师和一个叫何清建的转业军人也都先后染上结核病。四个室友中三个结核，唯独我幸免。我还真有点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感觉。难道我身上具备结核病的免疫能力？

何清建老实寡言。有时候也说句风凉话。当邻居北京大学组织人力到清华的宿舍周围拔杂草时，他说了句“兔子不吃窝边草。”倒也十分贴切。

三月，高中同学介绍我认识的北工大刚毕业的拉吹后，找女朋友的事停了两个多月。我在北京重型电机厂劳动时跟刘凤歧师傅交上朋友，刘师傅来家看我。我对他讲述了运动中的遭遇。他深表同情，凭我在工厂的表现，他不认为我是坏人。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外甥女，一位姓齐的姑娘，她父亲是基层干部，母亲偏瘫，她在怀柔县医院当护士。

见过两面之后，因为嫌我土气而失去兴趣。刘师傅没灰心，又帮我介绍一位第二毛纺厂的女工。在天安门广场等班车时匆匆见了一面再无下文。随后接连有人给我介绍过几个对象，都没成功。有一次我姐姐的同事介绍一位小青年，要我到东单花园会面。她只在远处瞥了我一眼，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从那天起，我开始自卑，埋怨自己太没女人缘了。可咱再不济，也算得上清华一虫哇。

年迈的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他们心里着急，巴不得赶快找到一个合适的，早点成婚，生个大孙子。那时候，知识分子继“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之后，排名第九。与这么多坏家伙为伍，老九的名声自然不好。再加上我衣着素朴，不修边幅。人家见了照片，还把我当成农民。就我个人来说，对结婚成家并不急切，毕竟反革命的阴云尚未消散，哪有花前月下的闲情。

我和两位同学在文革时留下的一张照片上，我穿着母亲亲手缝的黑布棉袄，带着最便宜的棉帽子。您别说，整个儿一个农民。

那年夏天，继《一把大锉捅破微积分的窗户纸》之后，上边有传达了《教育工作纪要》。《纪要》总结了一年来教育革命的辉煌战果，继续坚持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和改大学。工农兵学员是大学的主人，知识分子要接受再教育。后来清华又提出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革命口号，让所有的工农兵学员都能跟上队伍。

暑期，南口附近经常见到解放军驻扎、活动，我还以为那是军事演习。后来才知道这和林彪事件有关。那年，毛主席针对林彪提出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久，陈伯达被揪了出来，成为继王关戚之后中箭落马的中央文革最高官员。这时清华200号还出过一个插曲。在伯达倒台文件传出的前几天，有人去找军宣队的邓代表汇报思想，他说他怀疑陈伯达是坏人。实际上，他事先听到小道消息，想押一次宝。先把自己说成有问题。一旦通知下达，他又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有路线觉悟的革命左派。文革扭曲了人们的本性，利令智昏，投机钻营，可见一斑。他的汇报令军代表惊愕。后来，这个人被当成一般的投机分子处理，没有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

1971年9月，支部书记刘桂林老师找我谈话，要我到清华200号的果木园劳动锻炼。作为连队为数不多的闲散人员之一，自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况且一个苟且度日的人，干什么活儿还不是都一样。果园里有百十来棵苹果树，管理员是工农干部老栗。他向我们介绍了果园状况，讲解了上虹吸和下虹吸的灌溉方式。试化厂从各个部门轮换抽调10来个人到果园工作，每期三个月。在这批人里，有几个复员军人（吕卯、刘以中等）、试验员（李佩霞等）和小青工（王淑英、莫玉华等）。刚毕业不久的新工人里，除了我还有工化系的老叶。

我们的工作包括挖水渠、搞灌溉、喷农药、摘苹果等。有时还到清华校园去挖白薯。虽说是体力活儿，但换个环境，结识不同的人，对我精神上反倒是一种放松。工间休息，大家席地而坐，东拉西扯。老叶给大家讲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专爱戏弄那些心眼不好的财主。有个故事说到一位理发师用“要与不要”的巧妙问题，刮掉了老财主的两道眉毛。还有个利用大锅会下小锅的荒谬，巧妙地扣留了财主的大锅。复员军人也介绍老家的风土人情，有时还带点黄色。晚上我们聚在一起打扑克，我学会了拱猪，猪是黑桃Q。星期六乘班车进城，我们几个坐在一起。在SCODA大轿车上玩牌，大声吆喝，旁若无人。老实说，那三个月过得还挺痛快。

10月里的一个下午，我们乘班车从200号来到清华大学礼堂，听校党委书记刘冰同志传达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刘冰同志上来就大声宣读，“反革分子林彪……” 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昨天在人们的心目中他还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副统帅，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反革命了。180度的反散射，正能量陡然变成负能量，一时间还真转不过弯来。因为六厂（新华印刷厂、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第二化工厂等六个工厂）二校（清华和北京大学）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典型，我们有机会提前几周知道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领导要求我们严格保密，不许私下外传。结果还是有人沉不住气，有位新工人党委成员走漏了风声。

我是断然不敢乱讲的，一个娄子还没结束，我怎敢去捅第二个。回到家里，对谁都没提这件事。然而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清华政工组的干部和政治老师，他们像风车一样，一下子改变了方向。不知道从那里趸来的材料和见地，一个个像上甘岭的勇士一样端着机枪，向敬爱的林副主席猛烈扫去。

200号政工组长张希伦，因为一脸大麻子，外号坑人。他到四连声讨林彪罪行，把林比喻成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脑袋转了180度，总向后瞧。政治老师刘元亮背个草绿色军包，清点着林彪历次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状，从“红旗还打多久”到辽沈战役的不听指挥。好像一个走街串巷卖薄荷凉糖的小贩，忽然吆喝起冰糖葫芦，莫名其妙。党内斗争还真需要这么一批紧跟形势的嘴皮子和笔杆子，要不然，那些呆头呆脑的百姓无法理解瞬息万变的党内斗争。

林彪在文革前后的贡献有“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开启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新方向，成为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毛主席肯定过“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林彪还提出过三八作风。他曾为毛主席语录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的好战士，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他为毛主席语录写了再版前言，发明了“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没想到对毛崇拜得死心塌地的皇太子，居然成了要杀害他的凶手。

1971年10月24日，邻居张师傅把他们厂的一个青年工人介绍给我。我在张师傅家见到了这位姑娘。她姓金，22岁，比我小五岁。个儿不高，人也不胖，白净脸。和当时的大部分同胞一样，显得营养不足，面带菜色。她刚刚转成一级工，工资30多元，在永定门外水磨石厂上班，干的是体力活。

我也自我介绍，清华毕业留校，在昌平工作，周末回家一次。经过短暂的相互了解，天色已晚。她推着自行车，我陪着她，穿过东晓市，沿着水道子胡同走到三里河大街，我就回家了。

这位姑娘简朴实在，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我们约好下星期六再见面。那时的人爱说：“老九不能走。”没想到这第九个对象居然成功了，她成了我忠实的伴侣，成了我两个儿子的母亲。在我出国的前九年里，她无怨无悔，除了上班还要照顾我的老母亲，带大两个孩子。10月24日这天好记，把月和日连在一起，是1024， 正好是2的10次方，也就是说把10个2连乘起来。采用二进制，应当是1的后边挂10个0。

1971是我一生中情绪最低落的一年，她在这个时候闯入我的心田，给我带来了情谊与温暖，无异于对失路之人伸出了援救之手，对我的自卑心理也是一种鼓励。她的出现，弥补了我在政治上的失望和业务上的空虚，让我重新品尝到生活的乐趣。从此，我慢慢地振作起来。

回到200号，我收到她的一封短信。意思是愿意和我保持联系，星期六晚上继续会面。那时为了合理用电，北京市的工厂轮休，水磨石厂的周末是星期二。清华是事业单位，歇在星期天。因而我们只能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见面。那天晚上，她下班后直接来到我家。母亲和姐姐对她笑脸相迎，老父亲患有半身不遂，呆痴地坐在木椅上。在一个拆掉了一半破旧不堪的小杂院里，我家有两间连通的小屋，每屋七平方米。屋里有一个大炕，一个小炕，一个小饭桌和几个小板凳。读书人居然连张书桌都没有，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难得的是她没嫌弃。

后来我问过她：“我岁数大，家里条件又差，为什么选择了我？”她说：“我从小没有读书的机会，上中学又赶上文革，愿意找一个有文化的。”

她穿着一件蓝色布料棉袄，一条蓝裤子，一双翻毛皮鞋，梳着两根短辫，还是个中学生的模样。她家住在东四牌楼的弓箭大院，每天骑自行车到永外刘家窑的水磨石厂上班，是位能吃苦耐劳的女孩子。她家有父亲、母亲和两个妹妹，还有个弟弟在北疆的建设兵团。父亲在旅馆当会计，母亲没有工作，在家里做点手工活儿。第二次见面后我推着她的自行车，送她到了东单花园。说好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见面。回家后，老父亲满意地说：“就是她了。”

几周以后，我们开始熟悉起来。由于家里地方狭小，只好到天坛公园或东单花园坐在椅子上交谈，增进了解。我把她当成小妹妹，给他讲一些书上读过的故事。请她到家里来吃饭。厂子里发电影票时，她多领一张，让我也去。但是由于怕羞，不坐在一起。散场后，再找个地方相互交谈。我们在天桥看过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

有时，我会领到20多元的放射性健康补贴，囊中不再羞涩，于是带她到外边吃饭。我们去过西单商场里的峨嵋餐厅，什刹海后身的烤肉季。我还从烤肉季给老父亲带回一套烧饼夹羊肉，碎嫩可口，父亲爱吃。清华组织大家观看辽宁对广东的女排比赛时，我带她一起去了紫竹院体育馆，顺便让她看到我的同学和同事。

除了周末晚上，我们两个在星期一的早晨还能匆匆见上一面。我在天坛北门的5路无轨站等车，她骑着自行车见到我，停下来，把事先买好的两个糖火烧塞到我的手里。一个火烧虽然只需8分钱一两粮票，但我心里却感到甜甜蜜蜜。除了父母姐之外，有人关心我

我们俩的家境都不宽裕，每月工资的大头都得交给父母，手头上只留饭钱。在一起散步时，我连根冰棍都没给她买过。好在那时的人没多少物质欲望，能吃顿饱饭就不错了。不久我也到了她家，见到了她的父母，都是劳动人民，算是门当户对。见了几面以后，我写了首诗送给她，前四句是“秋月明明明若镜，克斌恋恋恋淑英，碧空湛湛湛如水，此意纯纯纯似晶。”

那一年，不知道是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还是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清华组织我们到苏联展览馆影院连续看了七个小时的电影。《山本五十六》《 啊，海军》和《日本海大海战》。我第一次看到东宝株式会社的宽幕彩色影片。那色彩、画面，及人物的演绎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来上级想教育我们憎恨日本侵略者，结果由于艺术上的超越，大家竟然忘记了影片的反动。当手握军刀正襟危坐的山本将军在飞行中被击落的时候，观众席里传来不只一声的叹息。　

从《あ，海军》里平田一郎的思想转变，我看到了可怕的武士道精神。他们唱着军歌，“让战士去征服荒山，把尸体埋葬在荒山。让战士去征服海洋，把尸体埋葬在海洋。”《日本海大海战》里的东乡将军则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文。海战之后还到医院去看望被他打败的沙俄将军，英雄相惜。从甲午战争的1894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日对峙了半个多世纪。我们真该认真研究一下日本人能够占领中国并且大开杀戒的原因。

1972年春节过得还挺愉快。平时我和小金不在同一天休息，假日里，却可以天天会面了。有时在我家，有时在她家。在弓箭大院的简易楼里，我坐在炕沿，观摩着勤劳的一家人一起装订毛泽东选集，忙到夜晚。一个月只能挣上二三十块的零花钱，真不容易。30 晚上，我在她家待到10点多才离开。初四晚上，我们不怕寒冷，在东单花园一起坐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们又走到东四，一共10多里路，不觉得累。

我给她拿来一本电工教材和英语课本，打算让她自学成才。可是她白天上班，晚上钉书，哪儿有学习的时间。

春节后的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总统参观十三陵的那个周末，为了安全，200 号的全体人员不许进城回家。四连有位林琴茹老师，碰巧出差买东西回来，从昌平旧县的公共汽车站经小路走回200号。路上，她被当成特务分子抓了起来，拘留了几个小时，最后由领导带回单位。可见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

2012年1月，200号党委决定把教学和生产分开，师生一起搬回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那些日子的主要工作就是搬迁，把各种用具、桌椅、仪器搬上卡车，运回校本部的工物系馆。上了卡车后，由于天冷，范天民老师发现我没有帽子，连忙回到宿舍，帮我借了一顶棉帽子。虽然有点大，晃晃悠悠，但是戴在头上，暖暖和和，我由衷地感激他。当初，我贴过一张大字报批评他右倾保守，伤害过他。然而在我被打成反革命时，他却不掷一词，没有幸灾乐祸。在没有几个人愿意搭理我的单位里，他居然还想着我会在路上受冻。范老师是一个良心上大大的好人。　

回到工程物理系馆，我开始和工农兵学员一起听课，听过刘桂林老师讲的核辐射剂量防护，听过安继刚老师讲的核辐射探测技术，以及钱永庚老师讲的核电子学。这段时间学了不少新东西，总算打下一点专业基础。

此外，我在教学试验课上，边学习边辅导。学会了使用单道谱仪、示波器和定标器来测量Cs137 和Co60伽马射线的能谱。那时，1045示波器只有微妙的精度，但对付起碘化钠晶体250微秒的上升时间还可以应付。我还学会了用两个探测器的符合方法测量Co60两支伽马射线的角关联。实践了使用50毫居镭铍中子源激活稳定同位素铟113，使之成为贝塔放射性的铟114，然后用钟罩形计数管测量铟114的半衰期。暑假，我和陈泽民老师等一起编写核辐射测量的新教材，为此还跑过一趟居庸关附近的三堡。这一段的日子没有白过。　

我们平时住在八号楼的职工宿舍，周末回家休息。除了学习专业知识，政治活动也多。当然有了先前的教训，我只是消极地参加，因为不参与是不行的。有时，星期天的晚上还得赶到学校参加学习。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讨论中央文件，批判林彪父子的《571工程纪要》。

纪要中称毛主席为B52 （轰炸机），深居简出。称文革使得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教育界人才青黄不接。批林的活动延续了几个月。

不久，清华大学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也“初见成效”。在全校大会上，土建系教授汪坦坦白了他的美国特务身份，尽管那不是事实。著名的右派分子钱伟长教授娓娓动人地讲述了他在首钢劳动改造的心得体会。他说，知识分子每写完一本书，都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可是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在他们炼出的钢锭上刻上他们的名字。相比之下，可见知识分子之自私。还有一个老师在五七农场劳动时想到 “十年寒窗苦，为了把名出。早知来种田，何必来读书。”暴露了知识分子轻视体力劳动的修正主义观念。

钱伟长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号称万能科学家。据说，他在汽车厂劳动时翻译资料不需字典。后来他给学生将讲变分法时，不用讲稿，直接在黑板上推导。快下课时，学生还没弄清他讲的是什么，他却用板擦擦掉所有公式，说：“今天讲错了，下次重来。” 清华还有个数学教授孙少先先生因为儿子孙立哲的模范事迹被提前解放。孙立哲同学到陕北插队时，看到农民病了没处瞧，就自己学习医疗技术，开刀做手术，抢救过不少病人。

1972年暑假，我和小金一起去了颐和园。那天，我请了假。我们两个划了一个小时的船。我们还到什刹海的天然游泳场游过一次泳。她休息时，我请她到清华大学玩了一天，在8号楼宿舍，把她介绍给我的同事和朋友。

在校期间，分配到核试验基地（8023部队）的高班同学袁仁峰来看我，我和他一起在七饭厅吃午饭。和一位解放军在一起，我很高兴。在我政治低落的时候，还能有个军人做朋友。物02的王志忠也是我的好朋友之一，他从大同煤矿回来探亲，与王汝赡老师一起请我到翠华楼去吃晚饭，那是我去过的最好的饭馆。那年暑假，小金还认识了我高中朋友姚保纶、刘序明。她和我一起送宝轮到北京火车站返回贵阳。我还带她去大学同学钟攸明家，她是我的朋友圈里级别最高的干部子弟。攸明的父亲曾经是重工业部的副部长，文革期间去世。攸明家在干面胡同的一个三连通的四合院里，中院住着邮电部副部长钟夫翔。 

序明从绵阳651分校来京时，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同学给他一盒带薄荷味的美国香烟，他送我两根。我没舍得抽，借花献佛，转送给未来的岳父。那天晚上，序明到小金家做客，准岳父把一根洋烟递给序明。序明朝我做个鬼脸，不好意思地抽了起来。出国后，我托人给序明带回一条那个牌子的香烟，以报当日赠烟之情。

1972夏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雨，街上的水没过了膝盖。那天下午我回家时，发现房门上锁，于是到处打听父亲和母亲的去向。原来，街道办事处担心我家住房过于危险，把二老接到西园子小学去躲避。我连忙跑到小学校，父亲和母亲正坐在课桌上休息。于是我放下心来，到红桥买了火烧、熟肉，当做晚饭。雨停后，把二老接回家。那年秋天，位于东四附近的外交部大楼起火，火势凶猛。东四大街北口全部封闭，不许行人通过。

11月，政府批下来两间平房，我们全家终于从居住了几十年的小杂院搬到了鲁班胡同的一个新盖的小院。新街坊共有三户，居住在毗连的6间北房里。新房带后窗，夏天凉爽。我父母住在外屋，我在里屋。那年冬天，老街坊曹叔来访，他听说我要结婚，想看看新房的布置。打开门后，他诙谐地说，“整个一个菜站。”原来屋里空空荡荡，只有一大堆过冬的白菜。

从鲁班胡同往北经过鞭子巷走不远就是三里河大街，那里有副食店和早点铺。往西走几分钟就是北桥湾，那里有百货公司。这次搬迁给结婚创造了条件，1973年春节期间我和小金打算在三月初办事。当时，一来手头不宽裕，二来买东西都凭票。结婚可不是容易的事。

好友张泉田介绍一位业余木匠，帮我打个木板床。我只好搜寻一些破旧的木板、木棍，长短不齐，可以勉强拼出个双人床架。材料虽然破旧，刷上油漆，罩上床单也是件摆设。单位发给我一张单门小衣柜票，价值70元。立在屋里，光鲜亮丽，成了镇宅之宝。尽管寒酸，能有一间十几平米的新屋，已经十分幸运。为了把婚事办得像样，我还跟三位老师借了共90元钱，两位姑表哥每人给我10元。

正当我紧锣密鼓筹办婚事，教研组党支部书记刘桂林同志忽然找我谈话，要我三月一号到北安河公社插队半年。我说：“您知道我正在准备结婚，能否推迟插队？” 他毅然决然地说：“不行！”建议我把婚期推迟到半年以后。既然没有回旋余地，不是党员也得听从党召唤，我只好点头同意。由于已经通知亲朋好友，我坚持在3月4日结婚，三天婚假后去北安河。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几十人之大的教研组，刘老师为啥非要把结婚在即的我下放，还要推迟婚事。

1973年3月4日是个星期天。3加4等于7， 7是妻的谐音，三四得妻。来客里有我的姐姐、姐夫、两个表哥、清华的同事、磨石厂的师傅，以及诸位老邻居。婚事虽然简陋，人来人往，还挺热闹。送来的礼物有暖瓶、床单、脸盆、糖罐、插花瓶、圆镜等。 黄铎借给我一台电唱机，我又借了几张《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塑料唱片。婚事办得还挺红火。

教研组的领导讲了话，祝我们幸福，共同进步。我喝了4两白酒，依仗酒兴大放厥词，要把结婚当成动力，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57道路。父母年过70，见到这么多人为我庆贺，自然也如愿以偿高兴万分。

从此，我不再孤独，王克斌的生命里有了位忠实的伴侣。三天婚假过完，星期四的早晨，我依依不舍含着眼泪，目送新婚妻子骑自行车去工厂上班。然后独自一人扛着铺盖卷，拎着脸盆兜，带着一斤送给新战友的杂拌糖，乘坐公共汽车，到温泉北边的北安河人民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