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制度下的正反馈现象

东周时期，齐国有位高富帅的官一代姓邹名忌。此人颇有自知之明，一日对镜问妻曰：“我和城北的徐先生相比，谁更漂亮？”妻子说：“当然是您啦！”邹忌又先后问了一位二奶和一位客人，答案也都是他美。后来，他在亲眼见到徐先生时认真审视，得出了徐先生更美的结论。于是他领悟到，这些说他美的，各有缘由。妻子爱她，二奶怕他，客人有求于他，所以才把失真的正面信息回放给他。

邹忌向国王说明了自己的感受，使国王认识到，他掌管着一大片土地，拥有无上的权利，周围的人都怕他，因而不敢说出真话。在邹忌的启发下，齐威王发布政令，鼓励臣民上谏，随时指出他的过错，即使街谈巷议，如果让他听见，也要给予奖励。于是，给政府提意见的上访者自此络绎不绝，国王也能惩前毖后，知错就改。 齐国国泰民安，日趋强盛。

这个小故事里暗含了一个技术概念，那就是反馈（Feedback）。按照百度的定义，反馈又称回馈，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种基本方法。在控制论里，反馈指的是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调制输入信号的状态，进而改善并完成系统的功能。

反馈可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前者使输出起到与输入极性相反的作用，令系统的偏差减小，从而维持稳定；后者使同极性的输出信号返回从而加大输入端信号的强度，结果使系统偏差不断增大，还会产生振荡。　　 　　

邹忌高富帅的信息得到了正房，二奶和客人的言过其实的赞誉，这是个正反馈过程，回送了失真的评价。邹忌本人眼见徐先生更美以及齐王广开言路接受批评则属于负反馈，其意义在于修正邹忌对本人的评价以及国王在执政中所犯的错误。推广到社会科学，一个重视负反馈的国家比较稳定，而一个正反馈盛行的社会容易产生剧烈波动或震荡。

解决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虽然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在原理上却有相似之处。大凡一个稳定的系统，诸如伺服、锁相、恒温器、电荷灵敏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核反应堆等，都离不开负反馈。以反应堆为例，输出功率决定于铀燃料和热中子通量的多少。当热中子因链式反应过量产生时，反应堆会超临界，像原子弹一样爆炸。为了防止灾难，要及时地把镉棒放到堆中，吸收掉多余的热中子。从安全的角度，负反馈是堆控的关键。

把目光转移到一个社会系统，这些镉棒就相当于那些爱提意见发牢骚的人，没有这些人，社会就容易失控，膨胀。从社会学的角度，一个稳定的国家一定会拥有一种常规的负反馈体制，当国家的运转偏离中心时，会有一种作用及时把国家从偏差中纠正过来。以美国为例，这种负反馈的来源就是民主制度和多党竞争。尼克松总统的人在民主党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这样的错误在民间产生了强烈的负反馈信号，以至于他本人不得不接受弹劾，引咎辞职。这种事情如若发生于封建国家，最多也不过来一纸罪己诏或割发代首草草了事。美国的执政党虽然大权在握，由于在野党的存在，许多提案都很难获得国会的顺利通过，有时不得不对提案一改再改，求得一致。老百姓对政府的某项政策不满时，也可以给国会议员写信， 集体签名，甚至上街游行示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民主国家，反对党和广大的民众像一面镜子，把良好的愿望反射给政府，提醒君子自重，谨慎言行，不要轻易地作出可能是错误的决定。政府在接受了这些负反馈信号后，一般也能够谨慎地行使职权，使国家稳定和持续地发展。

对于一个非民主国家，因为政权获取的方式不是民主选举，而是来自武装暴动或者军事政变，因而政权和很难获得人民的认同，因而必须用军队警察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树立领导人的绝对权威。为了血脉相传，永不变色，当权者必须与人民划清界限，高高在上，以牧主自居，百姓只能听从指挥，纳捐交税，不许发出与政府相反的呼声。在这样的体制下，往往采用正反馈机制，把负反馈压制到最小的程度，最后导致了国家的骚动与不安。

观察近代中国的社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对正反馈的盲目热衷，对那些逆耳忠言的负反馈则极力反对，打入冷宫。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鼓吹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爆烈的行动，使暴力肆意横行，失去控制。他还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结果使得中国的国策像烙饼一样翻来翻去，随意折腾。马寅初警告过人口过剩，黄万里反对过三门峡大坝，钱伟长批评过理工分校，这些建议都是相当贵重的负反馈信号，结果，政府把这些学者权威一律打成右派，让他们列入了另册，向隅而泣。

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正反馈过程。为了超英赶美，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中央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大跃进的鼓动下，地方上推波助澜，说大话，说假话，搞浮夸，稻谷亩产超过万斤，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放了高产卫星。就连得高望众的科学家 钱学森先生都摩拳擦掌不甘示弱，从理论上证明了亩产万斤的可能。这些经过放大的虚假信号又以正反馈的方式返回到政策制定者毛主席，使他头脑更加发热，坚信大跃进的伟大成果。然而，对于直言敢谏的彭德怀的负反馈却如骨鲠在咽，把这位横刀立马敢说真话的大将军削职软禁。在这种正反馈信号的作用下，只一年的时间，便发生了震荡，使全中国的人民陷于饥饿与贫困，步入了长夜难明的三年灾难。按维基百科网，在大跃进之后， 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3901亿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3280万担减少了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为8227万头，比1957年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整体上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仅为1951年的一半。古人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大跃进就是一次最好的体验，上行下效，变本加厉。 让一件坏事坏得更快，让结果更难收拾。

大凡一个负反馈的系统都要设个界限，比如中心空调的调制器（Thermostat），当室温高到某个预定界限时，空调机自动开启；当温度下降到某个阈值时，空调自动关闭。一个因正反馈产生振荡的系统大多没有这些可以控制的区间。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没有限制的振荡器，中央文革要求全体人民对毛主席、 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这种口号本身就是一个十足的由正反馈驱动的系统。以推销毛主席语录著称的林彪副主席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 等于一万句，林老先生自己成了一个放大倍数K=10000的正反馈运算放大器，结果落得个折戟沉沙，尸暴异国。

人们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热爱，也刮尽枯肠，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 有首歌的歌词是“人说毛主席是太阳，我说太阳比不上。太阳下山又落山，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热衷正反馈的革命战士把对领袖的颂扬简直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那时候，毛泽东一旦发出最新指示，人不分老幼，地无论南北， 连夜宣传庆祝，这些肆意的吹捧把毛泽东一下子送上了神坛。他提出要抓一小撮，下边立马打倒一大片。他说95% 的人是好的，下边每次运动都要揪出5%。 他要打倒一个刘少奇，下边就抖落出薄一波等61个叛徒的集团。再加上康生同志掌握的材料和地方上大大小小的脱党分子，叛徒不下数万人，又是一个强势的正反馈过程。最后，文革导致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无规振荡，不得不由后继者出面拨乱反正，也不得不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但最终被压倒的还是老百姓负反馈的言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又投身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的正反馈过程，这一次不搞运动，不讲阶级斗争，而是注重经济建设，让一部分人先富，突出一个钱字，结果使中国在30年内达到经济崛起，GDP攀升到世界第二。一个穷困落后多年的东方古国，居然成了西方贵族商店的常客，这无疑是全体华人荣耀。与大跃进和文革不同，这次崛起有个上限，即国民经济年增长率不高于10%，因此这次正反馈应当是个可以控制的过程。但在某些领域还是发生了强烈的震荡。比如房地产，高等教育和社会道德。按说，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应当属于人民，可是盖上10几层楼房后，身价大增。在10 年的时间里，房价上涨10倍，成了老百姓的沉重负担。文革前高考入学率只有5%。改革开放后，大学商业化，学院综合化，中专学院化，拔苗助长，逐年扩招，入学率几年间提高到85%， 学费也在正反馈的作用下提高到每年数万元。结果大学生供过于求，由原来的天之骄子沦为蚂蚁族或嗑老族，引发了振荡与不安。在金钱的驱使下，人们失去信仰和道德，假烟、假酒、假药和假食品如雨后的春笋，茁壮成长，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由于对官员失去约束和奖惩，贪污腐化已经由上至下蔚然成风，无法遏止。由于政府的报禁，网禁和党禁的政策，国内的负反馈渠道均遭堵塞，有影响的异见人士一旦出头则被保送到美国作客，这样的一个正反馈机制最终将导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大多数都热衷于正反馈，喜欢听赞歌，喊万岁。只有唐初的李世民能够兼听包容，从谏如流，给盛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也开创了唐朝在诗文领域的空前繁荣。然而在封建制度下，正反馈现象是一贯的和必然的，为数不多的负反馈则只是一时的和偶然的。因为江山是靠武力拿下的，还得靠武力维持。政权在民众中缺乏合法性，于是只能靠邪佞奸小之臣的正反馈来强化皇帝的神圣与威严，从而令百姓折服。对那些对皇帝稍有不敬的微词则严加惩处，杀一儆百。有时甚至无中生有，淫威大逞，制造文字狱，九族连坐，让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蒙上不白之冤。 皇帝们打压负反馈言论在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喜怒爱憎，如比干之被害，如太史公之受辱。有时也因为形势所迫，事出无奈，如文帝之贬贾谊，景帝之杀晁错。

从技术上讲，封建制的国家之所以不稳定是因为普遍存在的正反馈现象，而缺少依靠负反馈调节制约的机制。说好话和假话的升官发财，说坏话和真话的被打击迫害。于是驯化出一群溜须拍马助纣为孽缩头藏脑的官吏，阿谀奉迎，投上所好。国君好色，他们就网罗美女，幽禁后宫。国君好淫，他们就查访伟岸奇男，充作面首。国君好药，他们就招来僧尼方士，烧香炼丹。国君好奢，他们就开凿运河，让他到南方寻乐。国君好吃，他们就设满汉全席，日食200金。国君好玩，他们就动用军费，修建颐园。国君好威，他们就抓几十万右派，从军发配。国君好名，他们就拼凑代表，青史留芳。国君好强，他们就献媚春晚，赞誉脊梁。国君在执政中出现差错，他们照旧吹捧盛世，营造一个莺歌燕舞的氛围，以致使皇帝错上加错， 利令智昏。最后，过错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形成巨大的雪崩，把皇帝和他的基业压得粉碎。

然后，靠着沙场征战崭露头角的新人登上舞台，继续重复前朝覆灭的足迹。封建制度的国家要摆脱现状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改良，由一位理智清醒的君王硬性地采用负反馈机制，聆听不同的声音。知错就改， 识人善任，导致国家的稳定与富强。一种是改制，即还政于民，开放党禁，报禁，言禁，网禁，保障人权，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民选政权。改良的成果是暂时的，一旦下一位君王烟瘾发作，改弦更张，则前功尽弃。改制的影响是长远的，长痛不如短痛，它能使江山永固，一劳永逸。

正反馈现象不完全是封建国家的专利，即使负反馈机制健全的美国也不能避开它的干扰。2003 年的侵伊战争便是一例。出于某种原因，布什的内阁收集了大量的虚假情报，火上浇油，指控伊拉克具有大规模的杀伤武器，甚至掌握了核工厂的具体位置。布莱尔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萨达姆可以在40分钟内把化学武器扔到英国。这样的正反馈闹剧甚至演到了联合国。结果，不明真相的国会通过了布什的战争申请，给美国和伊拉克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不幸。当然，与封建制不同，美国没有着力打压反战的声音，那属于言论自由。

另一次正反馈则是房贷危机。银行为了放贷盈利，整红了眼。那些低薪或工作不稳定的族群又想急切地实现美国梦，在房价高涨的几年里，争先恐后地借钱买房。然而好花不常开，好事不常在，忽然，泡沫经济的破灭使大量人员失业，无力交还按揭，导致全国各地的银行所有权的房屋低价拍卖，引发一场失去控制的金融危机。正反馈也不都是坏事，比尔-盖茨利用他开创的微软赚了许多钱，他筹建基金会，把这些财富回馈给社会，帮助世界上的穷人，病人走出困境，给人间带来温暖。

代表着世界最先进的阶级的光荣、伟大，但总是不正确的党为啥不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举抛弃私心私利与私欲，听取反面的建议。从而使中国顺利地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度，给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画上个圆满的句号，让古老的华夏文明焕发出绚丽多姿的青春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