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中的日本文化

    序言

做为长年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无论你的语言有多么标准，即使你一句话也不说，日本人，甚至是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从你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中可以判断出你不是日本人，这些细小的差异，是来自于一个人的生长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

多田道太郎的《姿态中的日本文化》正是通过日本人各式各样的姿态，探讨日本文化的本质。

这本书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到今天可以说在日本文化论的领域，无出其右者，被选为明治以来日本的名著。

多田道太郎：1924——2007 生于京都，1949年京都大学法文系毕业，历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助教，副教授，教授。

下面的文章是我读这本书的一点心得，陆续登出，主要以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为主。

                         模仿    

“电视台有一个电视节目叫《一模一样》，很有人气。它召集了一群和某些著名歌手或演员外表相像的普通人，让他们模仿这些歌手/演员的姿态，评选其中最相像的（应该说学的最像的）给予奖金。看过这个节目的观众一定很多。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台最有日本特色的节目，不是因为日本人最喜欢也最擅长模仿，就说这节目具有民族性，而是因为这个节目将我们的价值观清清楚楚地体现了出来[有意思的是这才是我们独特的]。

简单地来说，在我们的心底并没有把模仿当成坏事，不仅不是坏事，在模仿中我们甚至感到了许多令人怀念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一模一样》这台以模仿为主旨的独特的节目，就不会被大众所接受。”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这个节目时的震惊，特别是其中一次，在日华人歌手陈美龄模仿邓丽君唱日本歌时，故意模仿邓丽君的日语口音，招徕了观众的哄笑，让本来对陈美龄有好感的我陡生了对她的反感。在中国人的价值里，模仿一个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对那个人的亵渎，更不用说你模仿的是对方的缺点。最近在网上传播着一位美国人模仿中国人说英语，尽管我们承认那是我们的口音，却忍受不了别人的再现，网上谩骂声一片，上升到国格的高度。另一方面，为了利益，我们是不反对模仿的，在世界上找不出一样中国人不能模仿的，连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曲都是照搬不误，这个时候，并没有多少人感到义愤，没有觉得失了国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判断标准出现什么问题吗？还是让我们还是去看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模仿。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会突然感到同一类的价值观。作为新人我加入某个团体的时候，常听到团体的人说，我和他们熟知的某某的某些方面相像。（有一次，我和一位女编辑去酒吧喝酒，那里的侍者夸女编辑是美人，说她长得像当时有名的女演员京麻知。又转过头来，左右端详了我半天，说我象杉狂儿，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令人感到荣耀的话，我比杉狂儿实际上年轻得多，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恶意，他们只是在不自觉中遵循了人和人相像是好事的价值观）。

一个团体中突然来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般来说，人们都会有一种戒心，这恐怕不管东西方都是一样的。但在我们社会，有通过把陌生人和熟人相似化，得到安心的习惯。相像是有它的力量和价值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反对轻率地下结论，但这里，我们认为在[独创]和[模仿]中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和感情。

和别人相像，本身是好事。第二，努力去使自己和他人相像，这本身也是好事。

这不是单纯地喜欢模仿和具有模仿才能的事。在一个大集团中，彼此相似，会使人们对集团有安心感，感到一种纽带的关系。

劳杰思在他的《游戏和人类》中指出了[计算的社会]和[混沌的社会]区别。计算的社会，用我的话来说，是个人的面貌完全区别与他人，这些带有个性的人组成的社会。在此，竞争和赌博的原理驱动着社会，个人最大限度地发挥着不同的能力，能力达不到的地方，听天由命，社会有最高的效率。与次相反，在混沌的社会，自己放弃了个人的权力，自己就象是木偶剧中的木偶；舞台上的演员，变成了他人，或是在滑雪场和吸食了大麻后，沉浸在自我解体的欢乐中。模拟和眩晕的原理在起作用。

之所以有自我解体的欢乐，是因为在心灵深处有莫大的安心感。在我们的社会里，相似的同士，被作为一个牢固的一体，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即使放弃了自我，还会有被心灵深处的一体性支持的安心感。还不如说，正是自己不再是自己，上演着他人时，这种巨大的安心感才涌了出来。”

我们中国人的模仿决不是因为要安心感。我们模仿的目的，是要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造成了我们的模仿，在中国是盗版猖狂。

“帕司是西方宗教战栗的体验和表现者，有趣的是他同时是专利制度的最初主张者。人对上帝意志的模仿，引导出近代的个人意识，大致说来这本质上是走向了否定上帝，在这种情况，已经彼此没有模拟的基准可言{上帝被否定，再去模仿上帝意识时，个人意识各不相同。译者按}，转变成各自在独创和创意上的竞争。着眼于自己的特异性，面向社会，强烈地主张它，这成为人生应走的道路，而且作为专利产生了经济效果。近代西方人的独创哲学（这是一种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

不管是什么，与别人不同就是好的，无论是美术，音乐，不同于先人，仅是不同就被赞誉。这产生出一个异样的世界，即使是技术，不问它有什么作用，对人类共同体有什么意义，只要是独创就崇拜，更正确的说法是，在十九世纪的独创，放在二十世纪来看，那是猎奇和偏异。

发祥于西方的这种文明潮流激烈地冲击到在东方的日本列岛岸边，不，不是岸边，不如说，近代的日本受到了最强烈的洗礼，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的。

然而在岸边土壤的深处，模拟，模仿是好事，这种哲学思想的根仍在茁壮地成长和蔓延着，我们在这里也必须看到它的两重结构。”

这两重结构指的是，日本人内心深处认为模仿是好事，但在表面上还要附和近代文明的潮流赞扬独创是好事。

“稍微上点岁数的人，许多人都有过惊异的发现，自己的举动在想不到的许多地方与父亲的姿态惊人地相似，有的是经别人提醒发现的，有的是自己感到的不可思议。

年轻的时候尽量要与他人不同，说父亲是他人有点不妥，但作为个体，做与父亲不同的事，表明不同的态度，进而要发挥自己独创性的人确实很多。然而，当这些人到了父亲的年龄，蓦地发现自己和父亲相像。不是说在工作和业绩，这样大的方面，而是比方说一转身、一点头，这些细小的部分，常常会发现这类相似。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人的性格是由遗传决定的？还是心理学家说的由初期学习〈幼小时的家庭环境等等〉决定的？日本有一句谚语“教育胜过姓氏”，[意思是：比起出身后天的环境对人的成长影响更大。译者按]看来遗传和初期学习似乎都参与了人的性格形成。

脸的形状，体格等，是性格边沿的表现，这些基础的地方大体是由遗传而来的。而在表层的一招一势，表情态度，大多是来自于初期学习时的家庭影响。我们每天耳染目睹父母无意识的动作，说话的样子，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性格和表现性格时的动作和态度。这些都是在我们无意识中形成的，在年轻时，有意控制自己的意识时，它被抑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潜意识的东西活泛起来，我们就有了上述的惊讶和对自己的再认识。

一个人脱离不了成长的环境，同样，一国的文化也有无意识的部分，跳出它也很难。把文化的这一部分比为身体动作或是姿态，这一部分和个人的成长相同，是通过模仿形成的。

就象孩子模仿母亲的姿态成长一样，文化可以说，是通过人这个载体的互相模仿而形成的。模仿他人的生存方式、个性、语言是相当容易的，这大多是有意识的部分。

与次相反，姿态的模仿并不容易，这大部分是无意识中潜移默化而产生的。正因此、可以说它更不容易改变、更具恒久性。”

我们中国人虽然承认日本人东西做的好，但我们从来看不上他们，因为我们认为模仿是不具有智慧的，那只不过是猴子学样。事实上，模仿是文化的形成和继续。

以我们中国文化为例，在新文化之前是以反复模仿先人为主传播的文化。中国文明，是一代代的中国人在完全承继了先人文化的前提下，在细微部的改动。当进入到二十世纪后，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是对这种承继也就是模仿的彻底否定，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化，处在一个可悲的境地，既没有学来西方的独创精神又失去了我们模仿的价值，我们犹如断线的风筝，漂浮在半空中。脚，够不着中国文化的大地；手，探不着西方文化的高空。我们彻底地迷失了。

日本的中国学者吉川幸次郎是这样认为在中国产生尊重先人的两个积极理由，他避开了用模仿的字眼：一是，“对于国家的文明的态度，是普遍的、常识性的”或者说“是日常生活中的尊重”，与其对另一个世界的神佛尊重，不如尊重自己身边存在的的态度。另一个理由是“中国人具有的‘艺术是人类的高贵事业，不是哪几个专家的工作，必须由众人来参与’的精神在起作用。”

日常性的、非专业的，假如我们每天如此仿效先人，犹如磨练“个性”般，在艺术的世界必然使‘仿效’具有了重要性。所要持的态度，不是要超越别人，而是仿效别人，就是说在模仿的基础上有一点儿自己的味。

也许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没有预料到，在他们摒弃旧文化的糟粕时，也一股脑地否定了模仿的价值，带来了这百年的文化断层，这个断层还在持续。

让我们先把中国的事放在一边，看看[猴子学样]的日本的情况是怎样的，那是与百年前尊重传承的中国有着明显差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