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关系 1 我们来读十五年前的一个故事

杨文去东京的第三天，我被山本教授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用眼角斜了我一眼，继续敲他的计算机，我不敢打扰他，也不敢去坐旁边的沙发，象一根木桩般立在他的桌子前。我知道在他不说话时，绝对不能先开口问他有什么事，不仅我，这个研究室的所有人，都知道当山本把你叫去，不说话时，那是他在生你的气，要罚你站。

在这个研究室里，有两个中国人，一个俄国人，一个巴基斯坦人，三个日本学生，一个副教授，一个助手。这些人加两间办公室，三间实验室，构成了山本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山本就是国王，他可以随便训斥任何人，包括比他小十岁的副教授井上。

山本终于把手头的工作告一段落，抬头看了我一眼，用英语问道：“杨文去哪里了？”

在我和山本之间，我不会说日语，只能用英语对话。自从杨文走后，我就在等着山本今天的问话，设想了几种回答，但站在山本面前，我仍感到心了蹦蹦地跳：“不，我不知道。”

应该说这是句实话，杨文是在他走得前夜，突然敲我的门，告诉我他要坐次日凌晨的新干线去东京，让我帮他把他没有拿走的东西都扔了，我明知故问了一句：“山本知道吗？”

“是他逼得我，我不能告诉他。”杨文的脸色很苍白，自从他没有考上山本的研究生后，脸上就失去了血色，而和他一起考的巴基斯坦人桑巴被山本录取，更让他对山本添了一种不敬：“他凭什么取桑巴不取我？”他在说这话时带着屈辱感，恐怕这是他有生以来受到的最大挫折。

杨文比我早一年进山本的研究室，他是国内派来的访问学者，来“访问”一年，我来时，教授已经为他又续了一年，让他考自己的研究生，那时是杨文最得意的时候，他和井上一起去车站接我，用中国话告诉我他叫杨文后，第二句话就是告戒我有日本人在不要总说中国话，我尽管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决定在他不开口说中文时，不先说话，到是井上偶而和我说两句英语，杨文又成了局外人，他的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

我就住在杨文的侧对面，这套房子原来是房东家住的，后来改成了能够出租的形式，给原来的每一间九平方米左右的住室，附带了一间只容一个人进出的小厨房，厕所和洗澡间是公用的，在日本这恐怕是出租中最简陋的房子，当然房租也是最便宜的，对我来说能有这样便宜的房子住，自然是托了杨文的福。杨文也很得意，说了几遍，“这房子可不好找啊！”

杨文是中国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我八二年入大学时，他已经是辅导员了，岁数却只比我大一岁，虽然我进得并不是他那所大学，现在比起他大学毕业，我在国内已经硕士毕业，但这时他对我说话的口气，好象是对他的学生说话，居高临下。

“在日本和中国不一样，各方面都要注意，这里不是你一个中国人，不过我已经给他们留下了好影响。”

与其说是对杨文恼火，不如说是对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不了解我的时候，能如此对我说话，想来想去只有我的外表不如他，我一米六八的个，他足高出我十公分，五官端正，可以说无可挑剔，据说他上学时，一直是运动健将，他老婆就是在运动场上对他一见钟情的，他拿出他老婆和女儿的相片给我看，自然那也是杨文可以引以为傲的漂亮母女。我只有在他说自己是系里的办公室主任，如果没有硕士之类的文凭，这个位子很难保住时，看到他眼里露出忧虑。

杨文是该忧虑，他在专业上的知识，其实是少得可怜，我不知道我来之前，他是如何和教授交流的，但可以肯定在我来时他的日语是无法和教授讨论课题的。

山本面无表情地对着我说：“我不希望破坏我们之间的信赖关系，你知道杨文的不辞而别使我无法向学校，不，是无法向日本政府交待，他的签证还有一个月，我想在这一个月内，你会帮我找见他的。你想想他会去哪里？明天来告诉我。”

不要说山本压根不相信我不知道杨文的去处，连研究室的其它人，都用质疑的目光看着我，这时我清楚了什么叫“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的意思。

两间办公室，山本独用一间，另一间是我们共用，井上和助手占据了靠窗的好位置，我最后来，坐在门口的位置，这倒利于我不停地出入去实验室，不利的是我被放在没有任何隐蔽的地方。

在我进研究室的头一个月，杨文非常地紧张和忙，因为他在顾及着别人的同时，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我想冲点咖啡喝，他马上过来告诉我，这咖啡是大家凑钱买的，我得等到下个月，凑了钱后才能喝，否则人家以为中国人爱占便宜。我想复印几份资料，他及时地告戒我，最好是经过井上同意，否则日本人会不高兴。甚至于我大声的咳嗽，也会引起他的恐慌：“咳嗽时，不能那么大声，要用手捂着嘴。”

我终于忍不住，反驳道：“我连咳嗽的自由也没有了？”

杨文做出笑脸说：“不是你没有自由，你是要有教养地咳嗽，不然，他们会说，中国人没有教养，我也是中国人呀。”

我相信在这时我们有了相同的感觉，憎恶与对方同是中国人。

其实，在研究室里我和杨文没有任何需要打交道的，我是跟着山本做博士课题，杨文是跟着井上，他现在是自费生，还没有考硕士，井上并不追着让他做什么。

而我已经进入了博士课程，拿着奖学金，按山本的话说这里也有他的税金，不出数据自然不行，我自己也希望在这三年中，能做出点儿东西，为自己打点儿基础，每天在研究室不下十四个小时，如果杨文不过来搭话，我连看他一眼都嫌浪费时间。

     山本在我来一个月后让我做杨文的指导，这对他的自尊心是个打击。

    记得那天，山本把我和杨文一起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面带笑容的杨文，用英语对我说：“他只有高中的水平，你来指导他”

山本是把日本的人际关系运用到了我们中国人身上，在日本博士生指导硕士生理所当然，硕士生惟命是从，常常可以看到，助手让博士生做件事，博士生一回头命令硕士生去做，这是日本人特有的等级观念，我不知道该怎样推辞这件棘手的事，既不能直率地说，杨文不会听我的，也不能说，中国人之间无法合作，在这个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要掩藏中国人之间的矛盾，装出谦虚的样子说：“我实在没有能力指导别人，井上副教授会给他更多的帮助。”

“井上不行，杨文需要接受中国话指导。”

山本已经决定了，他转向始终保持着笑容的杨文，用日语说了句什么，杨文的笑容突然僵住了，惊讶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敌视，在一瞬间我感觉到我的存在对他是多余的，他实在是不希望我存在，这使外国人感到他不是优秀的。

但杨文的情绪在我们走出办公室时完全是180度的大变化，他变得异常地高兴对我说：“这次好了，有你帮我做实验，咱们多出几篇文章，明年我上学就有把握了。”

我惊讶杨文的脑子转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