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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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省府刘秘书长正在看报纸，周秘书走进来递上一份报告，说道：“省驴协报告说形势越来越恶化，又有几位老板一夜消失，据说黄世仁也快HOLD不住了，准备跑路，他们说如果政府再不采取措施恐怕整个高利贷市场会崩盘”。秘书长盯着周秘书：“黄世仁这头老驴也顶不住了？他家可是驴打滚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他现在有什么动作？”
周秘书说：一边跟上家协商一边在寻找资金，联系了好多金融机构，连喜儿也出面帮忙融资，一连几天都在陪各银行头头吃饭、听歌。
秘书长吃了一惊：喜儿也帮他融资？前两年不是寻死觅活的么，怎么转眼间变化这么大？
周秘书：那是前两年，现在不同了，自打房价上涨了十倍，姑娘们都闹着要找大款；女大学生都盼望着傍个有钱人当二奶，这样一辈子就不用愁了，反正现在工作也不好找。喜儿她娘也说了：“没有五套房、两辆车、一百万大洋存款，别想娶走喜儿”。想想符合这条件的男人也不多，干脆就从了黄世仁。
秘书长：喜儿她就愿意嫁个老头？黄世仁可比她爹杨白劳还要老。
周秘书：这有什么，现在的女孩不看这些，关键是money够多。杨喜儿现在逢人就说“前些年真傻，那两年在山上的罪白遭了，早知道现在的女大学生这么喜欢当二奶我当初就该直接从了世仁。你说这世道变化也太快了，前几年还崇尚爱情，现在却追求金钱。”只可怜了大春的一片真心，不过据说大春一气之下去挖煤也发了，目前在京城跟几位女演员打得火热。
秘书长：这都是房地产闹的，世风浮躁、人心不古啊。你昨天参加了专家讨论会，专家们对现况有什么主张？
周秘书：目前主要是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要拯救黄世仁们，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市场崩盘将使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二是会使房价大幅下跌，老百姓财富缩水；三是喜儿们今后的生活将成问题。另一派认为不能救、也救不了，黄世仁们应当承当风险，动用社会资源拯救他们对其他人不公。
秘书长：都说中小企业不好过，但我前些天看见你叔周扒皮比以前还要风光圆润、十分的潇洒自在，他以前可老瘦了。
周秘书：您老不了解，现在我叔不再半夜学鸡叫了，每天睡到自然醒，自然发福了。
秘书长：你叔变善人了？别人公司每天工作八小时，你叔工厂每天上班十二小时，他的半认鸡叫有限公司在全国可是出了名的。
周秘书：他那不是没法子么。现在经营企业这税那税的，他们也不容易。同时别人做食品都用地沟油、添加剂，我叔都用真材实料，很难跟假冒伪劣产品竞争，只能靠工人每天工作更长时间来弥补了。更关键的是自打房价大涨，社会资金都涌向房地产市场，普通人家好不容易当上房奴就剩不下几个钱消费了，你说做企业难不难？社会上都在误解我叔，认为我叔奸诈，其实他是最有良心的资本家了。
秘书长：那他现在有了什么好法子过得这么滋润？
周秘书：呵呵，他有什么好法子，他是看见学一年鸡叫赚的钱也比不上我婶炒几套房赚的钱多就决定不再学鸡叫而改炒房了。
秘书长：原来如此，整个社会都在为房子疯狂。你现在手上还有几套房？
周秘书：还剩四套。省府给每位同仁分了一套；您老给我们单位集资搞了一套；文彩大学城成本价给了一套，我级别低，象您老级别应该是免……，秘书长急忙打断：小周你别乱说，我可没拿刘文彩的房子。
周秘书：秘书长批评得对。
秘书长：文彩大学城搞得怎么样了？他的农庄做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子想到要搞房地产了。
周秘书：农业那是传统产业，利润不高，种一亩地一年收成不过几个大洋，但做房地产获利最高达几十万大洋。自打房价飚升全国的地主再也坐不住了，海南的南霸天、东北的座山雕都纷纷设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全国最大地主的刘文彩当然也不甘人后。刘文彩董事长一直来都热心教育事业，刚刚获得了中华民国脊梁奖。目前他的大学城据说聚集了全国超一流的学术与科研人才，号称要建超一流的大学。因为这个原因，文彩大学城的房价又翻了两番。
秘书长：那些都是挂名专家，一年也就去上两三天的课，关键是刘文彩愿出大价钱。
周秘书：那也是，只要出得起大价钱，什么样的专家都请得来。刘董事长的胃口很大，目前又新设立了石油开发部、采金部、稀有金融部、煤炭开发部等等部门，他说做什么都比不上搞房地产、采矿，他准备把他的文彩农庄挖个底朝天。
秘书长：看来刘文彩野心不小啊。
周秘书：他现在把收租院也撤了，改为金融中心，他说今后赚钱还得看金融。
秘书长：他这时候玩起金融？西洋的美利坚合众国前两年闹金融危机，现在还没消停，连胡佛总统都hold不住了。
周秘书：“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刘董事长资金雄厚，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秘书长：是有道理，一旦市场回暖，到他收租院上市交易的企业将络绎不绝，那收益将难以想象。你刚才说还有一套房子，在什么地方？
周秘书：在海南，通过关系拿了一套南霸天开发的海景房。
秘书长：哦，你说刘文彩、南霸天都是地主，他们搞房地产开发是可以理解的，可那座山雕只不过一胡子，他怎么也搞起房地产了？
周秘书：人家早就不当土匪了。自从全国各地一片开发热潮，他就带领弟兄们下山帮别人搞拆迁。他的拆迁效率很高，很多钉子户到他手里一夜之间就人也没了、房也平了。由此他名声大振，很多老板都愿出大价钱请他拆迁，他也因此赚了第一桶金。
秘书长：他当土匪不是赚了很多么，怎么现在才赚了第一桶金？
周秘书：他当时没赚多少钱，弟兄们多，开销大，也不是天天都有业务。他还说“早知搞房子这么好赚钱当初就不应该去当胡子，做土匪风险大、名声不好、日子很苦，收益也没有想象中的高，搞房地产比那好多了”。他现在也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的滋润，以前看上想抢而抢不到及看上想抢却不敢抢的姑娘都纷纷主动送上门来。杨子荣在他的公司也当了副总，座山雕对杨子荣说“早知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搞房地产，当初又何必斗来斗去？”
秘书长陷入了沉思，周秘书继续说：今天报纸有什么新闻？
秘书长：都在讨论见死不救的话题。
周秘书：都是中国老太闹的。
秘书长：胡说，这关中国老太什么事。
周秘书：如果不是她们讹人，社会风气也不会这么差，现在的社会都没有诚信可说了。
秘书长：大清时的中国老太讹人么？北洋军阀时的中国老太讹人么？怎么到了我们民国时中国老太就讹人了？这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么？
周秘书：您的意思是？
秘书长：有什么样的社会就出什么样的人，人出问题一定是社会先出问题了。自蒋委员长新文化运动以来，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巨大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所占有，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秘书长呷了口茶，继续说道：民众怨声载道，尤其是财富分配并不是按照各人对社会的贡献决定，而主要是通过权力、关系等各种不正当、不合理的途径获取。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利益导向决定了社会民众的表现。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讲诚信能获得较好收益，则民众就会讲诚信；相反，如果在这个社会里讲诚信与不讲诚信都得不到收益，民众就宁愿不讲诚信。现在我们在中华民国讲不讲诚信对个人来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与领导搞好关系、千方百计赚到钱，哪怕你是通过不法手段获得的财富社会一样认可你，反之哪怕你再讲诚信却没钱，社会一样认为你是失败者。久而久之，中华民国就成了没有诚信的社会。你看现在社会上笑贫不笑娼，这岂能是委员长的新文化运动所能解决的？
周秘书接口说：那老太讹人又怎么解释？
秘书长笑了笑：呵呵，这还是利益关系问题。现在虽然经济发展了，但四万万同胞中绝大部分还没有被纳入国家财富分配系统，他们似乎与这个国家只存在名义上的联系，更多时候是作为这个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存在，那难真正享受到实质的发展收益。现在社会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都是高消费，如果你是国家财富分配系统中的一员，你就能享受到这些方面的高福利；但如果你是系统外的大多数，则你将面临困难的处境。拿讹人的老太来说，她考虑的是一旦面对巨额的医疗费用，则可能会将整个家庭拖垮，在这样的情形下她出于保护家庭的目的就很可能会选择讹人，虽然这样做她也一定面临良心的谴责。
周秘书：那各级政府为何不将全体国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秘书长：专家们说现在财力还不够，这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我看是放屁，你如果不把大多数人纳入国家分配系统他们的收入与消费就总是不足，经济也就总也提不上去。相反如果把他们纳入国家财富分配系统，他们就有钱消费、敢放心消费，就业与增长就会有保障。退一万步说即使财力不够，也不能让一部分人享受高福利而大部分人缺乏基本保障；而是要一视同仁，让大家都先享受相对低一些的福利。这样整个社会就将如委员长所倡导的那样和睦，事实上实际利益永远比精神口号更有说服力。
周秘书：有经济学家说中华民国不能学西方的福利制度，要让民国的工人保持积极进取心，否则民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
秘书长：这些都是扯蛋专家，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国民生活，除了民国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为了保持国民的积极进取心而降低福利的？同时为何只是底层享受不到福利，而上层福利优厚？要我说是民国的专家学者最没有进取心，整天为了项目基金、争名夺利而内斗，在国际上一个象样的奖项也拿不回来，最应该取消的是他们的福利。民国应该立法让专家学者的福利跟底层挂钩。
秘书长接着说：刚才让你打电话到我家通知老黄多做几个菜，晚上你到我家吃饭，通知了没？
周秘书：刚才忙着跟您说话差点忘了，夫人说老黄辞职不干了，现在家里没人做饭，还说让您早点回家做饭。
秘书长吃了一惊：老黄为何不干了？他都做了十几年厨师了。
周秘书：夫人说他接了一段铁路工程，修铁路去了。
秘书长：什么？他一个厨师去建铁路？
周秘书：如果是以前那是不可思议，不过放现在什么都有可能。拿我们村的李兽医来说，阉了一辈子猪，去年却到省城大医院来坐堂了。
更加吃惊，秘书长：医院与卫生局都不管？
周秘书：现在很多医院早就由我们县的村民承包了，李兽医就是这家医院的老板找来的。至于卫生局，来检查的时候都预先电话通知，到时李兽医就暂时避开一下。
秘书长叹了口气：都疯狂了，这怎么对得起蒋委员长的新文化运动。小周，前天要求警察局密切注意黄世仁们的动向，一旦潜逃就马上控制起来，他们开始行动了没有？
周秘书：他们上周就开始行动了，十万大洋以上的桩都安排了专人盯守。
秘书长：警察局这回行动这么积极，难得啊。
周秘书：他李局长把全付身家都交给了黄世仁们，能不上心么。
秘书长：委员长三令五申公务员不得放高利贷，他李局长胆子也太大了。小周你没有放贷吧？
周秘书：绝对没有，我的全部收入都放在几套房子上了。秘书长您认为房价会真跌么？前天在房地产论坛上有专家认为要大跌，也有的认为不会跌。刘文彩说房价将步入下降通道，调整不可避免；南霸天说他们公司现在不存在资金问题，他们公司的房子不会降价，如果地皮价格下跌将加大购买力度；座山雕说房价还要大涨，因为房子永远都是支柱产业。
秘书长：座山雕在混淆视听，支柱产业与价格是否上涨根本没必然联系。吃、穿、住、行永远都是支柱产业，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之物，但没人认为它们的价格会不停上涨。
（二）
自打民国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工地，民国社会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就拿社会治安来说，以前是土匪横行、流氓当道、土豪劣绅欺男霸女，警察每天都在对付这些黑恶势力。现在不同了，这些人都放弃了自己的传统业务——各自的歪门邪道，而重新找到了新的发财门路。据警察厅的一份调查报告，从前的土匪流氓头头们如果不开房地产公司就在矿山，不在矿山就在去矿山的路上。当然了，如果说是一个胡子都能做这些大买卖也太抬举他们了。一些在他们传统的黑土行业（黑社会土匪）业务能力一般的，转型后就只能做一些房地产的配套项目，比如拆迁等；或者就到黄世仁们的公司上班，负责收数。
对手改行了，民国的警察们也要开展一些新业务，否则就要裁员了，委员长是讨厌人浮于事的。还好，少了土匪却多了刁民。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土地卖得便宜了就要上告；另一些觉得民国政府给的待遇太低也要上访；尤令委员长难受的是，房价上涨则无房者游行，而房价下跌则房多者闹事。总之，委员长觉得民国的事情特别烦人，民国的房事更加令人闹心。还好，民国的警察们都不是吃素的，尤其在对付刁民方面更加是训练有素，任你地动山摇，委员长硬是觉得天下太平。
不过媒体报道的一些不好消息还是让蒋委员长有些许不安，这天他就亲自到菜市场看一看物价是不是涨得很厉害。在地方大员的簇拥下委员长发现买菜的人不是很多，菜价也便宜得有些让人吃惊。看到一位婆婆提着一大筐菜走过来，委员长关切的问题：“婆婆，你家里很多人么？怎么买这么多菜啊，一个人提得动么？”婆婆似乎不认识这位大领导，或者在她眼里根本就没有领导，一边顾盼周围的菜摊一边回答：“不是啊，只不过今天的菜比平常便宜了几倍，所以就多买了几份”。
话虽如此，好消息也总是不时涌现。前些日子西洋意大利国的基尼教授发明了据说是度量贫富差距的一个系数，叫做“基尼系数”。你说你发明就发明吧，他还不安心，非得将这个所谓的基尼系统套到各国身上比一比。结果按他的系数排名，民国竟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排名靠后，远远比不上周边的小日本等国，让委员长丢尽了脸面。不过前两天京师大学堂的一位教授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这位教授认为，民国的农村与城市应该分开计算基尼系数；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也要分开计算，因为民国的特殊国情。按照这一计算方法民国的贫富差距在全世界都算是比较小的。
不过，最近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太妙。房事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又出现了黄世仁们的事情。委员长问专家教授们：“你们倒是说说民国经济到底怎么了？以前什么事都没有，现在怎么都挤到一起来发作了？”专家们都不是省油的，委员长需要一个结果，教授们给出了十五种答案。
民国的移民
眼下的民国，移民是一个焦点问题，许多人对有钱人纷纷移民颇为不解与忿忿不平。周秘书与秘书长的聊天也不可避免涉及这一话题>
周秘书：前两天我叔向我打听移民的事，似乎已动了做外邦人的念想。您说背井离乡真的这么好么？
秘书长叹了口气：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更何况是在异国他乡、人地生疏，何来好之说？
周秘书：那为何这么多人对出国趋之若鹜？是不是我们中国国民传统上有出国的偏好？
秘书长：恰恰相反，中国人是最讲究家乡观念的，许多人在外面赚了钱都要回家乡投资、办学等等，目的就是要让家乡人受益。但民国的这一轮移民潮很认人深思。
周秘书：有什么不同么？
秘书长：以前中国商人为了赚钱开辟了海陆两条丝绸之路，近代许多下层的劳苦大众迫于生计下南洋、走西洋，他们的目的都是想在异国他乡赚钱回来养家。但民国这一轮出国潮却反过来了，都是一些在民国赚了大钱的富人在设法逃离这个国家。
周秘书：的确是啊。以前出国谋生计的都是一些平民百姓，他们知识水平不高，但发达了都懂得要回报社会。象国父孙中山先生长期在国外搞革命，所需的资金就大多由这些海外同胞支持。南洋的陈嘉庚先生不但资助中国的革命，也花巨资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与他们相比现在这些移民的富人就很难让人认同了。
秘书长：这也正是最认人痛心的。以前是穷人出国，他们中小部分人发达后资助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富强、民众过上好日子，不用再背井离乡；可现在三民主义成功了，富人却跑了。现在想到底是三民主义有问题还是委员长的政府有问题？
周秘书：您觉得根源到底在哪呢？
秘书长：这么说吧，一个人出国还是不出国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拿你扒皮叔来说，他移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秘书：我叔说移民倒不是为了赚钱，要说赚钱还是在民国好赚，关键是目前时局不稳。表面上委员长的新文化运动搞得风生水起，经济年年高增长，而实际上是危机四伏。别看现在一片繁荣，实际上都是钢筋混凝土堆起来的，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我叔是搞企业的，他认为这样搞下去早晚会出大问题，一旦房价暴跌、严重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等交织在一起，社会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很难判断。所以他想趁早移民以解后顾之忧。
秘书长哈哈大笑了几声：不愧为民国十大杰出青年，看问题就是有深度。
周秘书：错了，我叔获得的是民国十大优秀中小企业主，座山雕才是民国十大杰出青年。
秘书长：对对，看我这记性。你扒皮叔说出了很关键的问题呀。现在富人移民不是为了赚钱，主要是为了避险。一部分富人觉得时局可能会出现大变动，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严重缺陷；另一部分富人本身的钱就来历不明，担心今后会被清算；而北洋军阀时期对富人近乎疯狂的掠夺使新富人心存疑虑；加上当今社会出现了思念皇帝的思潮。这一切使一些富人们不得不做出移民的决定。当然了，西洋国对普通老百姓的重视也是他们选择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秘书：那民国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秘书长：首先一点，民国政府需真正关注民生，改革分配制度，提高民众收入。民国搞好了不但富人移民减少，还可以吸引海外人才回归。合理的分配制度不让富人太富、穷人太穷，相对容易赚钱、能长久地赚钱，因为社会稳定发展。一下子赚不到这么多而今后又能有较稳定的高收入，则富人移民的动力就会大大减弱，这一点看看东洋的小日本就清楚了。同时合理的分配制度会使富人即使变穷了也能有较稳定的收入，今后生活不会成为问题，降低他们的移民动机。除了经济上，在社会变革上也应相应完善，使民国社会不要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要注重社会公平，在一个公平的社会国民会更有归属感与团结心，富人移民根子上也与他们对民国的未来没有信心、为下一代寻找出路有关。社会的精英阶层却对这个社会失去信心，说明这个社会病得不轻。古今中外似乎都找不到类似的记录，别的国家的富人大规模离开本土往往都是被迫的，类似犹太人的经历就是如此。民国富人的移民成本太低也是促使他们离开的一个原因，应该对这些逃离本国的资本征税。
周秘书：的确如此。民国社会积重难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委员长该当机立断了。前几天委员长发话了，要严查各级官员的家属移民问题，这会波及到一部分高官吧。
秘书长：呵呵，要说官员家属移民，最厉害的就属他们四大家族，他敢拿他们开刀么？他愿么？
周秘书：民国的事情难办也就在这，主政者都想拿别人开刀却又不想触犯自身利益。不过您还是小心点为好，毕竟大小姐与二公子去了美利坚。
秘书长：我不怕，他们是去读书又不是移民。
周秘书：问题是他们都入了美国籍，这一点说出来终归不大好。
秘书长：但他们是以读书身份而不是移民身份去的，这是本质的区别。不过小周你不要对外说，在微博上也不要说。
周秘书：我一定守口如瓶。微博我早就关了，短信也轻易不发，也不随便照相，特别是与异性。
秘书长满意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