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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微信上转了篇文章，关于北京，实在是喜欢的很，就收到自己这里吧。和发小儿却也讨论起北京的将来，于是，顺势把自己的有些想法一并记下来了。
前些日子户主去了趟伦敦，挺可惜我没能一起跟着，回来后感慨说是伦敦很小，完全没有日不落帝国的感受，倒是崭新的步行街因奥运建好，让人觉得还舒服。记得工业革命时，伦敦也是雾霾污染，却不知已经多少年了，才改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伦敦当地人却是依然自豪的很，连模仿个伦敦口音也是让他们雀跃不已。
在我眼里，现在北京是个青春期的逆子样，还一直找不到北呢。但我却信它会最终找着北，还能长得人五人六儿的，因为还有这么一群人爱惜着，那份儿精气神儿一直在呢，坏不到哪去。不是有话儿说么，阵痛，谁没经历过啊，时间长短而已。
说了这些许的废话，也累了，还是看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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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恋老北京》
作者：刘洋硕、谢思楠、陈之琰、陈晓波、宋梦醒
文章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33期，总第361期。
什么是北京城？每个北京人心中都有一幅只属于自己的画面——吱吱呀呀的大门上，古老的朱漆脱落了。灰色的砖墙中间，天空是一道湛蓝色的线。那道线中，看不见鸽子，却听见鸽哨响起。
对摇滚歌手何勇来说，那时的北京是“单车踏着落叶”，“银锭桥望着西山”。从2002年开始，他病了很久，时好时坏。如今他话不多，仍旧是京腔儿。
1960年代末出生的北京人，是极为特殊的一代。他们感受过旧时代的简单，和新时代的纷乱。1994年是一个变革后的年代，他和一个叫窦唯的北京人，一个叫张楚的西安人（实际上张楚生于湖南）去了香港红磡体育场。
“吃了么？”他的京腔引爆全场。
19年后，何勇胖了，胖了以后像个北京大叔。如今他住到了亚运村，四环外，北京城北——像大多数北京人一样，在这座城市的新陈代谢中，慢慢远离北京的中心，远离过去的生活。
那些年，二环内的才能被称为北京城。他说这年头，二环里还有几个北京孩子？
每一个城市都开始越来越没有区别。如今约朋友，何勇也会选在星巴克。这一年，这个世界最成功的咖啡连锁刚刚宣布在北京开设标志性的旗舰店，嘉里中心、三里屯，一开两座。他说他还是喜欢以前的那个北京。
当年的《钟鼓楼》，何勇写了几年时间——“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何勇也觉得自己那时的《麒麟日记》，越来越像一个预言：
在北京的钟鼓楼上，有一只石雕的麒麟，在那儿站了几百年，默默地凝视天空、土地和人民，似乎总在等待。有一天，会有一阵大风吹过，它会随风飞起来。
“局气”
从上一张专辑开始，何勇等了20年。20年了，他约朋友的时候，还习惯去他从小生活的鼓楼。他的微博名字叫“何勇的钟鼓楼”。
父亲何玉生也生在北京，是中央歌舞团的三弦演员。小时候，何勇曾跟着家人去鼓楼旁的地安门百货商场。
何勇并不知道，那里曾是郑希成家的四合院。那时候，院落旁有间老澡堂兴隆池。每天天蒙亮，澡堂里就传来老板叫伙计的吆喝：“起，起，起，起勒……”郑希成说，那年景卖菜卖果也都兴吆喝念起来像唱歌，倍儿好听。
郑希成出生前，他家里出过两件大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那个给张学良做旅长教官的姨父回了北京。1937年，七七事变，大表哥追随南撤的姨父，离开北京参了军。
那时的北京，还叫北平。
郑希成出生在1938年的1月，春节未至，按阴历来说，刚好是日本人进北平那年——丁丑，火生土相生。他父亲是汉人，母亲是满人。民国年间通婚不是大忌。
那时候的鼓楼东西仍保留着旧时的王府大宅。帽儿胡同里的旧衙门被日军占据。他看着衙门口的石狮子，想象他那个从未谋面的大表哥“会骑着大洋马回来”。
1942年是个荒年，北京城里也不好过。到了来年，霍乱又开始横行。“我娘送我上学，走到半道，我拉稀了，我娘赶紧把我夹起来跑。那时候听有日本人的汽车在大街上走，一看见你拉稀，噔就把你扔车上。火力拉，日本人就管痢疾（实际他记错了，应该是霍乱）叫火力拉，拉走给烧死。”
那些年的北京城里并没有抵抗。郑希成只记得火神庙往北是一座教堂——日本孩子上课的地方。他跟着大孩子们蹲在窗根儿地下，用京腔叫着：“小日本儿，喝凉水儿，砸了罐子赔了本儿……”日本人出来，孩子们一哄而散。他说，“北京人就没有服过。”
那时候他们叫自己“小孩儿队”，去护城河游泳，去地安门乘凉。那高大的城门洞“可凉快”。他自幼小儿麻痹，“两腿拐拉拐拉”，还要从地安门石桥外边的栏杆翻着走。金水河里的水在流，日头下波光闪闪。
日本人在，北京仍是北京人的北京。老北京的城门二十座，“内九，外七，皇城四”。外九门走九车：朝阳走粮，崇文走酒，安定走兵……地安门则是皇城北门，那时候地安门外的黄城根，供有一尊砖砌的“火判儿”——高五尺，外形是个袒腹而坐的判官。每逢中秋，老北京的夫人家会为它添煤点火，火焰随即从“火判儿”耳口鼻眼冒出。
“那时候的北京特有味儿。”郑希成家旁的烟袋斜街上，剃头的、裁缝铺、磨刀的、卖小吃的……每一行儿都有自己的讲究。剃头匠将“唤头”打出清脆悠扬的“呛啷”声，讲究给老主顾刮脸剃头再送上个“放睡”（按摩）。裁缝铺则多宁波师傅，讲究剪裁还要看主顾脾气，“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缓者宜衣长”。
做买卖的都是外地人，北京仍是北京人的北京：山西人开了六必居，河北人开了全聚德，南京人开了稻香村，安徽人开了张一元，天津人开了内联升……这些最终融合成了独有的京味儿。
郑希成最喜欢烟袋斜街的药铺、糕点铺。每逢过年，这些买卖会在堂屋挂上画——红楼、三国、水浒，他挨个儿去看，都是故事。
那年头的老北京，讲究“忠孝义”。兵慌马乱，外出做买卖的父亲一被劫到外头，合伙人杜大爷就会拿着钱粮登门救济。放下救济，出门走到影壁，杜大爷会京腔儿道上句：“嫂子留步，叫连生（郑希成的大哥）送一下。”
穷人家的院子，影壁就是二门，女人是不方便出的——这是不能坏的老礼儿。北京话专门有个词儿，叫“局气”。
“这就是共产主义吧”
郑希成也知道有个叫何勇的年轻人唱《钟鼓楼》。那时候北京城还是北京人的北京。何勇出生的20年前，郑希成一家从鼓楼搬到了北新桥的九道弯儿。
在老北京人的故事匣里，那也是个传奇的所在。据说北新桥有一口井，是北京城的“海眼”。当年刘伯温、姚广孝建好北京城，有条龙兴风作浪。姚广孝去制服了那龙，又在井上平地建了个无翅桥命那龙：桥旧方可出来。打这儿，这桥就叫北新桥，永远是新。据说此后北京城再无水患。不过在2012年，咒语被打破了——那年7月暴雨袭京。
实际上，朱棣下令营建北京时，刘伯温已死了31年，但老北京人仍相信是他设计了“八臂哪吒”北京城。几天前，何勇带女儿去吃隆福寺小吃。这个曾经繁华的商业中心依旧冷清。1993年，一场大火将隆福寺昔日的繁华付之一炬。此后20年，隆福寺依然没能找回他的魂儿。老北京人相信：那是拆隆福寺时，动了刘伯温风水。
老北京人也讲究院里种树，枣子、石榴、柿子都行，就是不能种桃（逃）……郑希成新院子里的香椿树是父亲种的。每逢春天，满园飘香，家里总要分一部分给每家邻居送去。
后来，院子里多了房客果子李和茶汤宋。那时候果子李夏天卖水果，冬天卖“果子干”——那“果子干”由杏干、柿饼等加糖熬制。如今的京城，几乎绝迹。
在郑希成的记忆里，北京味儿的消逝从拆除东西四牌楼开始。为了保留那些牌楼，梁思成曾当众失声痛哭。那次争论中，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批评梁思成：“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建起高楼大厦的同时，更多人涌入北京。1958年，郑希成院子里住进了外地来的房客。那正是大跃进的第一年，劳动力涌向北京。
与被视为自家人的果子李、茶汤宋不同，这一次来的说是“客”，却非租不可。北京的大小房产由政府按照院落大小统一划为标租房对外出租。郑希成家在自己的小院，只剩下了一间小房。
在南城的大栅栏，崔旭德家四进院的祖宅是被当作“经租房”征用。崔家曾是南城大户，祖上是前清翰林。那时候大户人家“伺候”（北京人管玩儿花鸟鱼虫叫伺候）花鸟，有专门的“把式”……
1950年代，崔家人被轰出祖宅，散落京城各地。因为早分家，崔旭德家的院子得以幸免。后来，这个院子出了个播音员叫“方明”——那正是他的哥哥崔明德。
如今的私房主，已很少有人见过自家的地契。“文革”那些年，郑希成家院子的买卖文书上交，郑希成记得那上面最早的记录是嘉庆年。一大摞文书换回一张小片纸。老房子的故事就此湮灭。
“文革”时，庙宇被拆，门墩被砸，郑希成觉得真正摧毁的是老北京的人心：“人完了，比房子没了还可惜。”
那几年正赶上备战备荒，中国有了第一条地铁。在六十多个地铁建设方案中，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你要修建地铁，又要少拆民房，可圈着城墙走嘛。”
于是北京地铁确定“一环两线”，大规模的城墙拆除就此开始。
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多年后，一位当年参与拆除城墙的中学生写下他的忏悔：
昏日。人海。尘雾。1969年冬春之交，复兴门城边。城墙像一根巨大的糖葫芦，黑压压的人群像是那趴满糖葫芦的蚂蚁。在黄昏的阳光下，北京市民四面八方扑向城墙，用锨镐杠肢解这条奄奄一息的长龙。从它上面剥下来的鳞片——那一米多长的方砖，被各种卡车、三轮车、板车、马车、排子车和手推车，源源不断地运到全市各个角落去砌防空洞……
跟着同学一起拆毁城墙的时候，崔旭德还在上中学。他曾从“和平门”的缺口登上城墙。那时候北京错落有致，城墙上一眼就可以望见白塔、钟鼓楼……最宏伟的还是前门——他说，如今的前门孤零零得像个玩具。
何勇正是出生在拆除城墙的那一年。许多年后，当父亲何玉生带他走进北京的地铁站，第一次坐地铁的何勇看着人们花上5毛钱就可以去往不同的地方。他想，“这就是共产主义吧！”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1978年，戊午，火生土相生。郑希成的小女儿郑欣出生了——他给女儿取这名字，意味着：“四人帮”倒了，欣欣向荣。
随着制度的放开，一切欣欣向荣。民营、外资企业的进入让工作机会不再与户籍相关。很快，更多人涌入北京。1984年开始，北京外来人口出现飞速增长，到了郑欣10岁那年，北京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31万——是1978年的6.5倍。
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80年代结束那年的国庆，北京城里没有阅兵。
那时候，像一切流行文化，那些年摇滚乐也冲入北京。摇滚与民乐的交融，造就了何勇。第一张专辑里，他将民乐《瑶族舞曲》改编成《幽灵》，并加上独白：“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个世界，我很想念他们，这是一个礼物，在我睡着的时候，他们与我共舞。”
何勇记得，那时候玩儿摇滚的，大多是北京孩子。他们在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友谊宾馆、日坛公园搞起一个个被称作“Party”的小型演出，门票不便宜，但人满为患。何勇说那时候才叫“真的好玩”，北京城里各个圈子的主儿都会出现。
何勇也会怀念那时宁静的后海。他骑着单车，单车踏着落叶。他在后海游泳，潜到水里摸河蚌。那河蚌捉回去，放盆儿里吐会儿泥，可以拿来炒菜。
他也去吃回民的“爆肚张”，也去吃汉民的“姚记炒肝”。后来那炒肝儿店火了，连美国副总统也去吃。
何勇说：“那时候的烤肉季可香了。我最爱吃一道菜番茄肉片儿……”“那时候的美术馆那儿特有味儿。边上有一个服装街，还有一个报刊亭，我老在那儿买杂志……”“那时候喝北冰洋是一件大事儿……”
1992年，北京建成了二环，一切坚固的都开始烟消云散。
《钟鼓楼》的MV里，老房子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何勇唱着“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这个画面正来自旧城改造中的南城。几年后，那里变成了崇光百货。
1994年，何勇摇滚事业的巅峰，“魔岩三杰”震惊红磡。台上的何勇红领巾、海魂衫，唱起《垃圾场》时，台下的黄秋生激动得把衣服撕得稀烂。据说那时候有领导说：让摇滚乐自生自灭。
两年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这个“浑不吝”的北京男孩儿坠入低谷。因为一句“李素丽，你漂亮么？”，他一度失去了演出的机会。那时的售票员李素丽，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名片。
同样是这一年，东直门中学走出去的女孩儿王靖雯回到北京，在与男友窦唯蜗居的破旧的四合院外，她被香港记者拍到了一张“倒尿盆”的照片。这是北京人再普通不过的早晨。更生活的画面是：北京人右手举着胡同口儿买回来的油条，左手端着刚倒完的尿盆儿。
那时北京，马路上的汽车还只有几种，吉普、面的、桑塔纳、富康……1997年，何勇也曾有过一辆北京吉普。那一年，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北京国安大胜上海申花，9比1……
这些事里，只有那场大胜被写入了这座城市的共同记忆。
“北京病人”
1970年代末出生的郑欣，是被街坊四邻看着长大的。她记得街坊里有个杨奶奶，裹小脚，梳三齐，穿小金，拄着头拐杖，永远乐呵呵。夏天的时候，路灯洒下红色的光，爷爷奶奶坐在躺椅上，拿着个扇子扇啊扇。“后来，就只剩爷爷；后来，都没了。”
那时候邻居有个伯伯“伺候”花草和金鱼。1980年代，报摊旁往往有卖鱼虫的，孩子们放学带上一份《北京晚报》，买上一袋活鱼虫。夜里，伯伯会叫她起来：“快，小欣，昙花开了。”她迷迷蒙蒙起来看昙花，“哟，完了，昙花一现。”
很多年后，她再难在人们的脸上看到那种神气。“很多人说北京人懒，小富即安、不知上进。”如今北京笼罩的磁场却很奇怪。闯入这场的人们不得不染上戾气。
有人说，北京是最像纽约的城市。在纽约人看来，纽约的乱代表着纽约的包容，不同血统、信仰、地方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郑欣则说，“如今北京什么都没有，除了高楼大厦、钢筋水泥。”——连街边卖活鱼虫的小贩，都消失了。
何勇说：“在北京，小时候那种生活、那种节奏已经变了。味道也变了。感觉北京现在就是一个工作的地儿。”
2002年，春节前那几天，何勇点燃了家中的房子。他曾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如此形容抑郁症发作的那些日子：他觉得内心有很多个自己——有的自己很小，有的自己很老，有的自己活着，有的自己死去……
那年，壬午，水火相克。
何勇烧掉自家房子的半年前，北京申奥成功。整个城市都是亢奋的，就连炸鸡的小贩都“把秤挑得高高的”。那也正是北京第十个五年规划的第一个年头，“拆除危旧房”达到史无前例的状态——北京全年拆除危旧房183.9万平方米。直到进入2002年，这座城市拆除旧房的热情不减，达到162.7万平方米。
根据2004年北京市测绘院统计，1990至2003年，北京共拆除胡同639条，是前40年的3.1倍。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这一年发布的数据则是：北京旧城62.5平方公里之内，传统风貌区只剩下12.39平方公里，占19.82%。
在2008年以前，这一切都没有停止的迹象。
何勇复出了，开始鼓捣自己的新专辑。他想过新专辑的名字，后来放弃了，“不太吉利”——叫《北京病人》。
不吉利似乎是2006年一度传出他病情加重，再度入院。这一年的北京也像是一个病人——前门大街开始拆迁改造，人们并未意识到，几年后，这里将被大商场的那些大品牌占据。
在一次一次拆迁浪潮中，四九城的北京人搬去了天通苑、管庄常营……“老北京网”掌柜张巍提供的数据显示：1948年北京内城胡同有3068条；到了2000年，只有1200条；2005年，还有758条。消失的胡同里，后海畔有一条是何勇熟悉的“一溜儿胡同”，他记得那曾是北京城最短的胡同。
银锭桥边，何勇常去吃的那家爆肚老店也面临着关门的抉择。那时候，北京市提出对什刹海一带的老城区进行改造，许多老房子都在拆迁之列。
听说拆迁那年，李淑琴已经在后海边住了56年。1948年，她被花车从这桥上送到“爆肚张”家。那时候有说法叫“南有爆肚冯，北有爆肚张”——两家世交，都是经营了130年的买卖。从1883年开始，张家三代仅靠爆肚挑子和手艺，已经在后海买下二十多间瓦房。后来家境日衰，只剩下拆迁前的最后一间。
嫁给“小小爆肚”张耀兴前，李淑琴娘家经营牛羊肉买卖。早间年，北京的回民多“勤行儿”——开饭馆、卖小吃。老北京人也讲究，牛羊肉也只找回民去买，干净实在。
后海整治的规划中，“爆肚张”可以领到补偿1000万，但要搬到五环。老头儿“吃粮不管穿”，老太太李淑琴却坚决不干。“我也不要钱。这样子，我等于租你房子，不行吗？我就为了传承我这老手艺。”
这已经是“爆肚张”第二次面临关门。1956年公私合营，爆肚摊被合并到国营小吃，“爆肚张”自此歇业36年。直到改革开放后，老街坊找上门来，要求爆肚张重操旧业。“有的客人还敬我们烟，给我们作揖呢。走的时候‘谢谢您，老奶奶’。”
为了让老字号留在后海，年过七十的李淑琴整整跑了4年。这4年间，“爆肚张”当年独守的宁静后海，早已变了天地。酒吧涌入占满了半个后海。已是国营的老字号烤肉季又无奈走起了高端路线。
李淑琴跟市里的领导急了：“咱这老北京给糟蹋了。弄了一帮子酒吧，你是老北京，还是酒吧街？……扶持老字号，行动在哪？”4年的抗争，“爆肚张”最终留在了后海。老店摘匾的那天，少当家张子安还是哭了。
在李淑琴记忆中，很多小吃已经消失：马蹄烧饼、荷叶粥、豆芷糕……几天前，她在一次北京老字号协会的会议上听说，老北京小吃失传了三分之二。郑希成也曾听说，消失的马蹄烧饼又出现了。他拖着不利索的腿脚，特地跑去地安门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爆肚张”开始上客的下午6点，后海酒吧的鼓点儿也响起了——不到两点不会完。何勇说，90年代，后海第一家酒吧开业的时候，他们很高兴。“那时候我和窦儿（窦唯）都会去……但眼瞧着酒吧一个接着一个，开得太多了。”
何勇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北京老房子拆了很多，有些伤元气了。后海现在就像个大俗丫头，以前的后海是一个多么清纯的小女孩啊！我和后海是青梅竹马，可如今它变得如此风尘，你说我什么心情？”
这一次，他换了一个憎恨的比喻：现在的后海是个“大尿盆儿”。
胡同保卫战
在城市的新陈代谢中，鼓楼两侧老房子也难幸免。2012年岁末，钟鼓楼广场恢复整治项目的公告贴在鼓楼地区的的大街小巷里。听到消息的何勇发了一条微博：“鼓楼的脚下要拆了。”
“不能再拆了。”何勇说，“拆了老房子就是拆了鼓楼的翅膀。”如果鼓楼真的要拆，他也会站出来。他说，“我看有一个老太太挺猛的，叫华新民。”
这个蓝眼睛北京人保卫胡同的故事，郑希成是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的。在那以后，他也决定加入这场胡同保卫战。他从牙雕厂退了休，决定拿起画笔用自己的方式保卫那些老房子。
胡同保卫战的第一枪是在美术馆后街22号院打响，却输得一败涂地。2000年10月26日，文化名人赵紫宸、赵萝蕤的故居，在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抗争和诉讼之后，被推土机夷为平地。
学者杨东平在《谁来保卫文化北京》中将这一天形容为“当代北京的城市文化史上是黑色的一页”：
围绕22号院的“四合院保卫战”是极其悲壮的。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赵紫宸先生之子、两航起义的功臣赵景心和夫人黄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大无畏地奋起抗争。赵景心说，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保护祖宗留下来的古都，良心不允许我为了几百万元钱出卖这个小院。
这一次，当郑希成重新打量这座城市，才发现那些被拆掉的门楼，那些被损毁的门墩儿，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他觉得北京有一种东西消失了：北京的神儿，胡同的神儿。
两年后的夏天，《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回到家乡北京，发现她读的实验一小（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只剩下一座二层小楼——那曾是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她向北走到西新帘子胡同东口，又发现台湾女作家林海音曾经居住的地方已成废墟。《城南旧事》里的情景是她儿时记忆的翻版。她站在废墟上眼泪瞬间掉了下来。
她开始为这些老房子拍照片、写材料，申请文物认定，成了一个“用笔与推土机抗争的人”。她在南城的“大吉片儿”寻找那些老会馆。几年里，“大吉片儿”地区，她申请认定“不可移动文物”的老房子就有48座。而如今却拆毁殆尽。
曾一智担心：当这座城市坚固的记忆随着推土机的轰鸣消散，那些活着的历史也在慢慢消逝。带她去看那些老房子的老人，已经带着“口述历史”离开人世，“有时候他们带走的，就是后人永远解不开的迷。”她说，“老北京的文化不光是外在的建筑，更体现在人文环境。你把这些原住民迁走，留下那些没有原住民的胡同，那不是死街一条么？”
这十多年里，郑希成画了一百多个四合院，但还是比不过拆的速度。他不得不拿着摄像机把院子先拍一遍。后来，他把这些画集结成书，其中60%已经被拆毁。如今郑希成书房里，座位后挂着的是他刚刚完成的“凌叔华故居”。那是不久前一家机构专程请他画的，对方要将这座四进院的最后一进院改为纪念馆。
郑希成根据女作家凌叔华《古韵》中的描述，将老房子的每一处细节还原。在纸上，他多画了一股东风、一股西风——狂风将院子里的树木吹得七零八乱——唯有院子处是一片中国式的祥云。后来，对方想买下手稿，他却拒绝：“你把院子全部修复，我送给你。”
对于自家的小院，他曾跟哥哥商量过，未来也想作为老哥俩的一个小博物馆。当然在哥哥的儿女面前，这似乎显得一厢情愿。坚持住在胡同里的郑希成也理解那些搬走的老邻居，“谁不想住得舒服点儿呢？”
“爆肚张”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孙子辈没人愿接家中的买卖；孙女打算出国，李淑琴劝了几次；外孙子更是都不到店里来。
不过，80后的崔勇并不担心北京旧生活的消失，只要京味儿能在他的旧书店里延续。
六代世居北京的他，一腔一调都像个少爷。2007年，家中大栅栏的老房拆迁，他开始对自己的家族和北京文化产生兴趣。他辞了工作，回到胡同，开了一间“正阳书局”，专门收集与北京相关的旧书。
正阳书局开在廊坊二条，这里如今满是外地人开的东北菜、京味儿馆儿——那是外地游客的聚集地。正阳书局很快又成了老北京们的据点，搬到城外的老北京也大老远跑来找他聊天儿。南城的孩子说起话市井气，更京腔儿京味儿听起来舒服。
这天下午，进门的是崔旭德。他在网上看到崔勇，特意找来，他确定这就是崔家的侄儿——当年散落京城的崔家人重新聚到一起。
“垃圾场”
2008年，何勇的女儿出世，名副其实的奥运宝宝。他自己给孩子起名何好——“女子为好”。
因为奥运会，北京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但在人们看不到的胡同里，京腔也正在开始变得少见。这一年，九道弯西巷只剩下4户老居民，而全市流动人口达到了465.1万人。
两年前，一个叫张美娜的新疆女孩在《超级女声》舞台上唱了那首《钟鼓楼》，引来网络上骂声一片——骂的人里，有人捍卫摇滚乐；有人捍卫北京城。何勇最不在意，“小孩儿，喜欢就唱。”
如果深究谩骂者的心理，这关系到一代人被压缩的生存空间——日益紧张的教育资源、日益拥堵的公共交通、日益糟糕的空气质量……
一群年轻的北京人开始反击。网络上一场“北京保卫战”就此打响。2012年10月18日，“北京保卫战”在现实中“短兵相接”。那一天，一群二三十岁的北京青年，与一群坚持争取孩子在北京“异地高考”的家长发生冲突。年轻人以极具侮辱性的语言漫骂对方——“外地X”。
那一天，何勇当年的音乐再次成了预言：“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
因为有了女儿，何勇结束了持续到40岁的“青春期”。他也开始感慨钱不好挣。他想不明白，某个港台乐队为什么会火；征婚、选秀节目为何扎堆？他想不明白，崇文、宣武两区为什么会消失，“崇文、宣武，多好的名儿？”
很多事儿都让何勇想不明白。在北京只有《北京晚报》的年代，流行的是五色土副刊。如今何勇也常看《新京报》，却发现好多都是财经版。他说：“哪接触过这个？看不懂。”他还说：“我们这代人，尤其魔岩三杰，一到钱上就掉链子。”
北京人都有点小富即安，够吃够喝就得。何勇说自己并不缺少有钱的朋友，但开不了口，他“台上演得好，台下演得不好”。新专辑酝酿了快10年，仍没能出来。他不肯放下摇滚老炮的架子，也不肯放下北京人的“范儿”。
他开始在一个个音乐节上卖力唱《钟鼓楼》，唱《垃圾场》，唱《姑娘漂亮》——唱“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
有时候，他会穿起80年代的海魂衫、红领巾，像当年的红磡，在舞台上努力地跑。“声如洪钟，歌易唱，面似满月，肥难减。”何勇在微博上调侃自己。大家喜欢他跑，他就跑得卖力。后来他说他“越来越跑不动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红领巾、北冰洋、搪瓷缸、海魂衫……一代人的记忆重新变成快消品。
几年前，消失了许多年的北冰洋汽水重新出现。当年1毛5，如今3块一瓶，成了比瓶装可乐贵的“奢侈品”。南锣鼓巷北口，也有人卖大碗茶，也是3块一碗。摊子的音响里，放着陈升的《北京一夜》，有时也会放何勇的《钟鼓楼》——喝的大多是游客。
商业侵袭，传统在抵抗，结果传统也变模样“商业”。如今的南锣鼓巷人声鼎沸，老房子一水儿成了咖啡馆、连锁店。郑希成一代的大碗茶、何勇一代的北冰洋，都不再是那个味儿。
许多年后，郑希成年纪大了，身体还硬朗，胃里却长了瘤子。几年前，他信了密宗，活佛灌顶，又在书房里挂了一幅画：大威德金刚——那是北京城的守护神。
许多年后，王菲又离婚了，媒体围追堵截，传言四起。“名人不是那么好当。”何勇说，“人家那才叫名人。”
许多年后，何勇仍在摇滚。报纸上，已经见不到当年那个李素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