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并不普通 　　　　　　　　　　　　　　　　·杨　明·

中国的方言多得不可胜数，而所谓普通话最初不过是方言的一种，也就是北京话和北方汉语发音为基础，为了便于全国各地居民用语言沟通交往，普及汉语文化教育所用的语言，这里还没有强调五十几个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其它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方言。

少数民族中的少数，为了和汉人交往上的便利，也要学说汉语普通话，全世界其它国家其它民族的外国人，为了和中国人交往，也要学说普通话，也就是中国的标准汉语。但事实上，普通话的推广远远没有汉字在中国推广普及那样成功，尽管存在着繁体字和简体字二种不同文本。

汉字的广泛应用，涵盖几乎全中国各省份以这种文字书写阅读的人口。这或许得益于最初秦始皇在统一中国文字时所做的强行规定，焚书坑儒也一定包括制裁不赞成使用统一文字的人，试看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刺杀秦王，就知道保护和保存一个王国的制度和文化有多么大的抵抗力量，“风萧萧兮易出塞，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随之被葬送的还包括六国不同文字的简牍，后来楚汉相争，依然形成的是大一统局面，当时的知识分子逐渐地接受了统一文字的书写，不管是先前的秦篆还是后来的汉隶。但是鸿门宴上的一场明争暗斗，项羽和刘邦的对话一定是南腔北调，绝非以悲歌慷慨的燕赵方言，那时还没有一种普通话，西北的秦腔断然不是汉代的官话。毕竟阅读与书写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列，试想从汉代向前推溯到夏商周三代，用作卜筮的甲骨文更是卜祝医巫少数人掌握的技艺而已。

如此看来，让一部分文人也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掌握几千个常用字，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对当时舟棋车马并不便利，山川阻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对于一方耕作土地的农民来说，邻里乡村的交往只是世世代代的乡语村言而已。

中国各地的方言生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几千年来改朝换代都没有形成一种普通认可广为传说的语言，除了历代皇帝所用近亲皆为方言的原因，语言本身存在的条件制约了选用一种广泛接受使用的标准中国话。因为就某一个地区特殊群体和居民说来，其它语言无异于一种外语，因而对之予以排斥，世代相袭沿用的本地语言足矣，一个村落，一个县区都是如此。

以往的生活，男耕女织，有限的商品交换也是在一个村落的集市，走街窜巷的商贩吆喝的都是当地的方言，娱乐所用的地方戏曲，也是如此。因而有了地方戏曲皆以某一地方语言为特色。令人感到奇异的是中国最后一个朝代的满清旗人，最后讲的京话最标准，最后连满语满族文字也近乎绝迹，一个少数民族要统治全中国绝大多数说汉语的民众，最后只有同化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除了其它各个少数民族以外，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各省多的不可胜数的方言，却始终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人讲一种地方话，这绝不能仅仅用多数农民子弟文化程度不高加以解释，尽管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就以大上海为例，高等教育、中学教育相当普及，交通高度发达，但是上海人聚在一起，还是要讲讲当地话，并以此为荣，让外邦人士怒火中烧七窍生烟也白搭。广东人也是一样，在广州在香港最方便最有表现力的语言难道不是粤语吗？

如果到了临近的福建，那就少不了闽方言，包括闽南话以至于台湾人讲的闽南台湾方言，福建各地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方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以方言往来。世世代代不离故土的农民，以邻里乡村为交往对象和活动范围，最多不超过县太爷的管辖范围，若以县中山为区划，像福建莆田这样的地方，也就有了自己惯用的方言，这恐怕不是几百年的历史了，即使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停止了内战，逐步由北向南推广普通话，千山万水，山高皇帝远，东南沿海的莆田、福清一代五六十岁以上的农民多数不会讲或讲不好普通话，他们和子女交谈必须用方言，年轻人与老乡之间聊天也是方言，只有和外省人外地人，才不得已用普通话交谈，水平参差不一，有的还带浓重的方言，现在四十多岁，三十多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讲普通话，不像他们父母那一代难于和外界沟通。在莆田和福清交界的地方，一河之隔或一桥之隔，男男女女还可以用方言交谈，也就是他们讲的也是江口江兜一带的方言，但是那里的福清年轻若去市中心福清行政机构办事，就不会和年长的人讲福清话了，就会被当地操以主导方言的长辈加以白眼，因为结结巴巴的年轻人只能补之以普通话。中国南方诸省山界何其多也，上述情况在其它省份也一定是这样的，以一个县城为中心而向四方辐射的范围有限的很，但是方言正是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极其顽固地一代又一代承袭下来。说来也无可厚非，人才济济的北京城，铁打的衙门流水的话，几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那些从南方走马上任的京官，有几个可以字正圆腔说出地道的北京普通话呢？大概只有可以从末代皇族的言谈话语中可以窥视到有清以来和华夏汉民族彻底同化的满族王公贵族讲的是地地道道的汉语普通话。所以福建各地还是盛行自己的方言，邻近的广东、浙江亦复如此，过了长江以北到了孔夫子家乡山东，何尝不是齐鲁风范，流传了几千年的地方腔调和地方饮食一样，充满自己的特色，只有五湖四海的学生共聚一个课堂时，如北京或其它城市的大学里，从教师到学生，都力争讲普通话以便于沟通。

到了国外也是如此，从南到北华人如果要打交道，总要用彼此听得懂的话交谈，出生在国外的新一代，普通话尚且有问题，家乡语就越发不会说了，有见识的年轻父母为了让孩子与更多的人沟通，除了督促他们学好外国当地的语言，还要小孩子们学好普通话，笔者熟悉的人们当中，有一家孩子讲普通话，没有学老家福建方言，而另一家同龄孩子则没有学说普通话而是讲家乡福建方言。两个孩子见面时，只能讲通行于比利时的法语。而另外和我熟悉的同胞当中有一位，他的父亲是汉人，母亲是西藏人，与之交谈只能用英语。

在比利时，中国各地的华侨和其它国度一样，以沿海的南方省份移民为多，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让出生在国外的一代学习汉语普通话的重要性，也兴办华语学校，而当地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在孔夫子学院学习中国话，以便于和中国交往。但是像比利时这样的西欧小国，一个国家就有法语荷兰语以及德语三种官方语言，以语言为区分的族群在政治上产生严重分歧是日常生活的正常现象，这里没有一种叫做普通话的东西，三种官方语言都重要，但由于狭隘的歧见，以语言为主产生了排它性的立场，这是一种很可悲的现像。他们又无法用英语沟通，因为讲法语的人通常讲不好英语，他们更不可能用普通话汉语沟通，汉语在这个世界远没有那么重要，中国又极其遥远，中文之读，无异于史书。虽然汉语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但是英语才是目前全世界商业旅游和文化教育的主要语言工具，有文化的世界各国人士的国际聚会是断然少不了英语这门实用工具的。过去东欧集团以俄语为主那是他们间的普通话，苏联垮台之后，大多数东欧小国已加入欧盟，欧盟现在有二十七个成员国，从理论上讲，各国不分大小，语言一律平等，但主宰欧盟会议的语言是英语、法语还有德语，可以说是官方的普通话，尽管大会小会都有同声传译，并且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到一块儿不过几亿之数，而方言在各地的顽强生命力和中国各地是一样的，像欧盟创始国的袖珍国家卢森堡，人口不过几十万，居民多会讲卢森堡语、德语、法语还有英语，这个和比利时一样是欧洲走廊十字路口上的国家，又以国际金融业为主，英语是不能不讲的，英语的广泛应用在于十八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强盛，以及后来主宰世界的美国文化和经济军事的国防影响力，英语可以说无处不在，昔日英伦之岛上的方言，成了全世界的普通话，但也仅限于国际交往的需要。生活美国东、西两岸的华人移民，世世代代都有只讲家乡话的传统，有的人甚至连中国普通话也不用，英语也可以不用。在比利时这样讲法语或荷兰语的华人当然也不少，一日三餐不误，生活圈子在乡亲华人中之故也，这样的情形也反映在中国各地，即使飞机和高速铁路公路已缩短了城乡之间的各省份的距离，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山民，依然可以对普通话不闻不问，北方内地的方言有时也会让一般人想像不到，外人是全然听不懂的，更不用说其它各种少数民族的语言了。如此看来，人们对于语言工具的选择，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和所有习惯一样，只要方便就会沿袭下去，像碗筷的使用一样，和刀叉的使用一样，积习难改，只要生活环境和大的语言环境没有改变，即使是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居民除了度假之外，每天活动范围和中国的山民一样，每天见的人大体相同，所用语言语汇不会超出二千个，如此而已。

所以做为方言一种的北京话选作中国人的普通话，只有国人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觉得必要时才用一用。方言流行范围有限，尤如出国必须兑换通行的美元欧元和其它货币，中国基本实行了二千年以上的文字的统一，现在也实现了货币的基本通一，但是普通话在相当长时间内能成为全国民众普遍应用的语言，改变这种现状可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　寄自比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