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有好东西吗？

邓小平是1957年反右运动第一号领导人

摘自百度网搜索新浪网xzwljm的博客 <人民的爷爷邓小平>一文

反右运动，实际领导这场运动的是邓小平。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作反右运动动员报告的是邓小平，作反右运动总结报告的是邓小平，提出要将一大批高层右派分子送进监狱的，是邓小平，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右派分子大约只有五千的指标扩大到三百万的，也是邓小平。嫌五七年反右运动不够左，提出要反右倾、并在五八年进行反右派补课、又增补了一大批右派分子的，也是邓小平。二十年后，不顾许多中央领导的意见、坚持反右运动必要论和正确论的，仍然是邓小平。把百万民族精英以莫须有罪名打成右派分子，把他们赶进炼狱二十多年后，还坚持是“正确的”、“必要的”，同时，他又自命为“中国人民的儿子”，自称对中国人民“怀着无限的深情”。手下的残酷和口中的甜蜜，历史上谁能与之相比呢？唐朝的李林甫能相比吗？不能，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小平同志实在是独步青史，独一无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右派们的凄惨的命运，与总设计师将右派收监、专政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百万民族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几乎各种亲属受到株连，一人受难，全家倒霉，使更多的人受到连累。造成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惨剧的右派家庭，不知有多少。在世界文明史和专政史上，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可以说是独占鳌头。

沙皇年代曾经发生过十二月党人事件。十二党人与右派们的主观意向不同，前者是反对沙皇的，后者则只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二者的遭遇不同，处理他们的人的态度也不同。俄国十二月党人反对沙皇，不过，沙皇还是表现出了较大的宽容。十二月党人很少坐牢，只是流放，流放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没有人强迫他们夫妻离婚，也没有人强迫他们分开，没有听说有一个十二月党人饿死。更没有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即使后来沙皇对布尔什维克，也还有一个专政的底线。列宁在流放地照样地读书写文章。俄国沙皇似乎宽厚一些，他没有主张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

经过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国的右派分子已经够多了，受的苦已经够深了。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据说是考虑到反右运动还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右倾保守又保护了一些右派分子，因此，一九五八年春天，反右运动进行了一次补课。有些单位规定了右派分子的数额，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要补课增加新的右派。又有不少人在小平同志反右补课的战略安排下补充成为右派。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就是这样“补课”成了右派分子。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反右运动又进一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与同样是将不少人打成右派的李维汉、周扬相比，小平同志的无产阶级立场似乎更加坚定。全国的右派，都是他一个巴掌打下去的。而二十年后，周扬，李维汉渐渐悟出，反右运动是错误的。周和李在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也饱受摧残。周扬坐了牢，李维汉也是九死一生。周李两个在华国锋粉碎四人帮重新工作以后，诚恳地承认了错误，真诚地向被他们打成右派的人赔礼道歉。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是从自己的经历得到的感同身受。但是，小平同志却心坚如磬石，志硬如钢铁。他是反右运动的第一号领导人，全国的右派，都是他一手造就的。他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歉意，也没有表示过半点遗憾。他理直气壮地宣称，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有缺点，缺点只是扩大化了一点。邓小平在一九八○年中共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和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想是不行的。（指反右派运动）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07-208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个精神，中共中央的有关部门英明地留下了五个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维持原来的右派结论。这几个右派分子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北京三个，上海两个。这五个右派分子的存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它证明了实际由小平同志领导和操办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你看，不是还有五个右派分子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吗？第二，它也同时证明了领导反右运动的邓小平同志也是正确的，不是还有五个经过二十年的实践依然证明是右派分子吗？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是多么必要、多么正确啊！要不是他正确地领导了反右运动，这五个大右派就有可能蒙混过关，成为漏网之鱼，这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给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造成多么惨重的损失啊！

也是在小平同志反右运动必要论基调的指引下，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这一年，（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小平同志主持和审定的。

这段话里有许多不实和不当。

第一，小平同志认为，发动群众开展整风运动，目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正常的。这与邓的初衷是相讳的。邓的目的不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为了实行一种后来称之为“阳谋”的中国特色的阴谋。小平同志这么说，是粉饰了反右运动引蛇打蛇的“阳谋”，是要把反右运动的本意说成是好的。这是违背反右运动的历史事实的。再扩大了讲，邓小平后来自称当了第二代领导人的头，他一会儿反自由化，一会儿批精神污染，一会赶这个总书记下台，一会扶那个总书记上台，一会下令对***不惜一切代价清场……。他什么时候发扬了一点社会主义的民主呢？没有。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哪一样有半点民主的气味呢？

第二，小平同志说，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与历史事实非常不合。当年，许多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在听了帮助党整风后，心存疑惑，怎么也不肯发言，是党组织再三再四地央求他们要帮助党整风，许多人禁不住大大小小的支部书记再三再四动员的盛情，不得不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意见，而这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后来就被党用来把他们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人预感到这次运动来者不善，因此，不提意见，不鸣不放，努力回避，但结果，不少这样的人也打成了右派分子。对他们定罪的时候认为，他们虽然口头上不反党，内心在反党，对运动抱着抵触的态度。可见，整右派分子的计划在先，动员向党整风只是中共的策略，打了百万右派那是如愿以偿，根本不存在右派们利用整风向党进攻的问题。

第三，小平同志认为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发起了放肆的进攻。“放肆进攻”的人有多少呢？根据中共中央的二十年后的认真研究，一共只有五个人。一共五个人的进攻，能称得上放肆地向党进攻吗？需要去斩杀五十六万的无辜者吗？这五个人又不是天兵天将，用得着那么害怕吗？因为五个人的进攻，打了百万右派，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呢？更何况，这五个人的右派言论也不能成立。例如，共产党查明，强加给章伯钧、罗隆基的主要罪名章罗同盟不能成立。共产党的历史也表明，成立错案平反委员会十分必要，因为中国确实有许多冤案，共产党自己后来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平反组织，有的叫做落实政策委员会。你可以平反，为什么罗隆基提出平反就是右派呢？

其实，小平同志这段话的核心是，“反击（指反右）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其话外之音是，领导这场反右运动的小平同志的言论和行动，“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在小平同志的心目中，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成绩仍然是辉煌的，功劳仍然是不可抹煞的。他对自己是十分满意的。这是一种多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啊。

邓小平对反右运动的坚持，可以从他对年轻右派分子林希翎的态度上。林希翎十三岁参加革命，二十一岁在中国人民大学三年级她要文才有文才，要口才有口才，要资历有资历。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九五七年，她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没有想到，她中了党的“阳谋”的妙计，被邓小平打成了右派。打成右派不算，又被判刑十三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挣扎了十三年。她的罪证包括以下一些。一、“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肃反扩大化了，胡风的案子是冤案。”；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三、“资产阶级的部长可以罢免，这我看是很好的，”后来，胡风平反了，说明林希翎没有说错；封建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也说过，邓小平接受过李维汉的建议，专门讲过封建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毒害，历史证明了林希翎对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主义的批评是一语中的的；中国的部长们也有被罢免的，那个封锁非典消息而导致许多中国人不明不白地患病的卫生部长就是罢免的。从现在看来，“正确的和必要的”伟大的反右运动在林希翎身上一个也落实不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邓小平把这个二十一岁、有着八年革命史的姑娘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在小平同志的领导还，还乘胜追击，扩大了战果，不仅人民日报大加批判，而且将听过她演讲、看过她文章、表示过同情和支持的一百七十个同志打成了右派分子，而因林希翎牵连而受处分、革职、开除，达数千人，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举例说，其中有林希翎作为法律系学生就法律问题请教过的两位法学界前辈谭惕吾（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绍纮（全国人大常委兼法案委员会委员）打成了右派；林的未婚夫、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打成了右派分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出面保护林而未果，抱病与林长谈劝慰，又托其外孙蓝其邦代为看望林，结果蓝其邦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内务部长谢觉哉（后为最高法院院长）派其秘书吉世霖代为向林表示关心，结果吉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党籍到农村改造，导致妻离子散，其母自杀；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王文（原叶剑英的秘书）因接待到中南海上访的林希翎并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农村惨遭迫害，其妻和其子自杀。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真果硕果累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确。

问题还不仅仅是邓小平从林希翎身上打出了一伙右派，而且在二十多年后历史已经十分明了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给林平反。一九八○年六月，林希翎上书邓小平，要求平反。林希翎在信中写道：“在北京因同我有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一百七十人，在各地则不计其数，有我相识或接触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的工友和医院的护士，更多的是各地素不相识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许多人读了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去信，或听了我的演讲而来信，结果竟被打成右派分子。我挨整事小，但却牵连了大批无辜者，在他们面前，我非常内疚和痛苦。”小平同志收到了这封信，但是，就是不给这个21岁就在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战场上的牺牲的姑娘平反。并且，在小平同志身体力行的榜样的鼓舞下，第三代，第四代的领导同志，都很好地继承了小平同志的遗志，拒绝为林希翎平反、纠错或摘帽。林希翎终于成为当年最年轻的右派之一兼右派史最长的右派，她也经历了几代红朝，并且被四代领导打成右派，她不被三代领导人平反，终于修成一个国家不要她的、无国无家的女右派而永载史删。她坐牢15年，剥夺政权权利五年，海外留亡25年。临死前，她在家乡温岭做好了一个土堆作为坟墓，想回国养老，葬在家乡，这个可怜而伟大的愿望由于小平同志反右运动的必要论和正确论而未能实现，最后客死异国他乡。她是戴着中国特色的、由小平帽子店监制的右派分子的大帽子而去世的，她当右派时间最长的右派分子，可惜，世界吉尼斯记录似乎不登这样的世界记录，不然，我们伟大的祖国又增加了一项英明正确的世界纪录了。这实在是有点遗憾。

综上所述，反右运动的是是非非表明，在反右运动问题上，历史的是非颠倒、莫名其妙真是达到了指鹿为马的程度。如果将来有数学练习册上有这样一个应用题：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一个自称是人民的儿子的首长领导的反右运动将569957人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九八○年纠正了5599952人，留下了最后五个右派分子，问，一、反右运动的准确率达到百分之几？

二、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标准答案该是怎样的呢？

准确率=5/560000=0。0000089

结论是，反右运动完全必要，非常正确，只是扩大化了一点。

对于反右运动，实际领导这场运动的是邓小平。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作反右运动动员报告的是邓小平，作反右运动总结报告的是邓小平，提出要将一大批高层右派分子送进监狱的，是邓小平，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右派分子大约只有五千的指标扩大到三百万的，也是邓小平。嫌五七年反右运动不够左，提出要反右倾、并在五八年进行反右派补课、又增补了一大批右派分子的，也是邓小平。二十年后，不顾许多中央领导的意见、坚持反右运动必要论和正确论的，仍然是邓小平。把百万民族精英以莫须有罪名打成右派分子，把他们赶进炼狱二十多年后，还坚持是“正确的”、“必要的”，同时，他又自命为“中国人民的儿子”，自称对中国人民“怀着无限的深情”。手下的残酷和口中的甜蜜，历史上谁能与之相比呢？唐朝的李林甫能相比吗？不能，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小平同志实在是独步青史，独一无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水浒传里有个霹雳火秦明，有过黑旋风李逵，一个使一把狼牙棒，一个使两把板斧。在战场上，一把狼牙棒和两把板斧寒光闪闪，遇之者凶，迎之者亡。小平同志在反右运动中，也挥舞着狼牙棒和板斧，直杀得右派大军落花流水，血流成河，尸横遍地，建立了匡世奇功，他对此是如此自豪自得，以至最后只留下了五个著名的右派和极少数几个右派分子，他还洋洋得意地宣称，反右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缺点是扩大化了一点。

对此是如此自豪自得，以至最后只留下了五个著名的右派和极少数几个右派分子，他还洋洋得意地宣称，反右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缺点是扩大化了一点。




宋永毅：别忘了王光美作为迫害者的一面
(2012-07-24 08:13:28)


   最近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逝世，现领导人胡、温出席追悼会，网络上对这位“伟大的现代女性”亦一片赞扬之声，尤其是对她文革中丧夫陷狱，更是无比同情。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王光美作为当时的第一夫人，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就我看来，王光美非但首先是一个迫害者，她还是一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

 

　　“桃园经验”开文革政治迫害的先河

 

　　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有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她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立刻成为“太上（女）皇”。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48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20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所有和我交谈的师生都认为：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应当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后只是强调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比如，她在不少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来证明自己残酷迫害别人的正确性乃至预见性。这些都是毫无反省和忏悔的一面。

 

　　一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

 

　　尽管王光美有不错的学历和现代化的打扮，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女性”。王光美在嫁给刘少奇以后，按她自己的自白：“一心一意地帮助少奇同志的事业”─当然是中共在中国重建封建王朝的事业。王光美作为“少奇同志派来的代表”，从来没有自己的个性，有什么独立的“现代女性”而言？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刘的专案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的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令人作呕的字眼。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她的儿子刘源步入政坛，不久又在武警担任了总政委，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的最大的特权阶级─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一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谄媚杀夫的毛泽东了。最恶心的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纯朴真诚的新凤霞都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王光美的言行，至少是表现了她为了维护封建皇帝毛泽东的党性，强行抑制了自己最为一个“现代女性”的人性。

 

　　其实，这里蕴藏更深的还是她对于她家庭的特权利益的切实维护，尤其是对于儿子刘源进入中共最上层的政治圈的权谋考量。由她牵头的刘、毛两家后人的“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聚会其实是刘源一手策划的“政治秀”。刘源从军以来，虽然已经官拜武警总政委和军事科学院政委，但是离开总政治部主任或更高的位子还有距离。据说其中的原因和刘少奇原来在军界并没有根基，而忠于毛泽东的老军头们对刘源是刘少奇的儿子也颇有戒心有很大关系。为此，刘源策划了这一个异乎寻常的聚会，主要是为了向军界表明：他虽然是刘少奇的儿子，但也是忠于毛泽东的。而王光美为了儿子的飞黄腾达，自然也心甘情愿地作了这一“政治秀”的主角。这里，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的形象。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