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终极目的：到底谁有理，问问“第三方”

徐 贲

有一位资深的美国国会议员曾说，他在国会里作过无数次辩论演说，但只有说服过一个人，那就是他自己。这位国会议员能这样自我调侃，是因为他很明白辩论本身的局限。

一 个人作论辩说理，很少有能直接说服对立一方的。这并不表示他缺乏说服的能力，而是因为，论辩式说理说服对立一方的可能本来就是非常微弱的。一般来说，论辩 式说理起到的是强化自已一方，而并非软化对立一方的作用。因此，对立的双方就有可能在辩论中越说越僵，以至于发展到相互责备、谩骂、肢体冲突。从微博叫骂 发展到约架，便是辩论越说越僵的极端表现。

极端的越说越僵，这种情况在说理文化良好的社会中较少发生。这是因为，辩论者知道，在辩论中，理是说给“第三者”而不是说给对立方听的，由于第三者在论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论理根本不需要以压倒对立方为目的，无须把对方逼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

以第三者为说服对象，并由此来确定说理的主要构成要素，这便是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图尔敏（Stephen E.Toulmin） 对公共说理的一大贡献。在图尔敏之前，对说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是以形式逻辑为着眼点的。图尔敏提出的说理分析模式有不同的着眼点，它着眼于听众，具体而 言，是那些立场中立，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第三者听众。例如，在法庭上，有争执的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同时还就对方陈述中的具体环节和细节 提出质疑。各方在这么做的时候，是为了说服中立的法官或陪审员，而不是为了说服自己一方或对立一方的人员，因为自己人无须说服，而对立一方的人又根本不愿 被说服。

听众是谁，这是说理首先需要确定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实际的说理策略、方式，并使得说理具有说服或宣传的不同性质。例如，1960年 代曾经有过一场大张旗鼓的中苏两党论战，其实双方都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争取第三者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并没有多少国际的第三者对 这种恶狠狠的论战感兴趣，因此，论战实际上是用来作为一种对内宣传的手段，是以给那些根本无需说服的国内老百姓洗脑为目的的。这样的争论你说你的，我说我 的，只有恶狠狠的对立，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或妥协，最后定然会以争论者们相互交恶，彼此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而告终。

图 尔敏论证模式所关注的是那种能够达成某种共识，至少是达成某种妥协的争论。它需要在争论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对方的主张和理由，如果不是为了接受那些主张和 理由，至少也可以通过反驳它们来加强自己的主张和理由，使自己的说理更理性周全。简略而言，图尔敏论证模式包括六个部分：主张（claim）、保证(warrant)、论据（grounds）、支持（backing）、语气(modality)和反驳(rebuttal)。 它具有两个基本的认知特征，第一，说理中所有的主张、理由、中介保证、理由的理由、对保证的支持等等，都是可以由对方诘问和质疑的，说理一方必须为此做好 准备。第二，决定说理一方是否有理的是中立的第三者（法官和陪审员），不是自己一方或反对一方的“粉丝”。在这两点上，图尔敏模式都不相同于形式逻辑论 证。

形 式逻辑的论证是以它本身的说理结构（包括分析方式）为准的，至于谁是说理的具体听众，那些听众会提出什么质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这些都并不重 要。然而，这些恰恰是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心的。例如，有人说，共产党人都是好样的，林彪、四人帮是共产党人，因此，他们都是好样的。从形式逻辑的论证来 看，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因此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许多人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呢？那是因为这个论证的大前提（共产党人都是好样的）本身并不可靠。

图 尔敏论证模式要求辩论者在说理时，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仔细检查自己论证的每一个部分，并尽量事先估计到对立一方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法官和陪审员是典型的 第三者听众，但是，在公共说理中，第三者是公众。公众往往并不像法官和陪审员那样拥有裁决的权威，公众所起的第三者作用是形成舆论，公众越是具备理性思考 的素养，他们的舆论机制就会对争论说理的双方提出越高的文明礼仪要求。谁在争论中穷凶极恶、出口伤人，不管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都已经先在第三者眼里成了 不值得尊敬，不值得信任的人。

在像国会这样的论争体制中，避免对立双方越说越僵的机制是发言以后的表决程序。如果可以用票数决胜，那就自然不用把对方骂个狗血喷头，或者甚至打翻在地了。在公共辩论和争论中，避免对立双方越 说越僵的机制是普遍具有教养的公众所发出的舆论，他们以理性、客观和冷静的第三者身份来进行仲裁，而不是如情绪化的“粉丝”那样狂热地崇拜和偏袒一方。 “粉丝”以“哄客”的面目出现在网络的公共空间，他们习惯于用暴力的酷语、色语和秽语来武断地表现自己的立场。在哄客成群的地方，论争者失去了必不可少的 第三者听众，双方直接顶牛，越说越僵，最终变成仇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