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中医从业人员辩论，我们要催醒的目标人群不是你们----再批中医 ...

     对中医的批判，古已有之，只是在那些科技落后、国民文化水平极低以及可传播信息的媒体非常简单的年代里头，那些批判不被大多数国民所知晓、接受，再加上贫困、迷信和愚昧总是结伴跟随着绝大多数国民，使得集愚昧之大成的应当时国民愚昧状态而生的中医中药可以在老百姓当中找到落脚点，找到知音；中医中药的荒唐愚昧和老百姓的迷信合了拍。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普及和老百姓科学文化知识的提高，中医中药欺骗性的成功率就大大地降低了。从古代到现代人们对中医中药的批判层层深入，人们揭露中医中药的荒唐愚昧欺骗性就已经不是少数文化人的功德了；即使是中医师、中医权威人士也都纷纷倒戈，从中医堡垒内部将中医中药反击个粉碎；全民认识中医中药的真实面目就是今天。请看：

　    　                中医——昨天·今天·明天

                                        作者：老愚人

 　　中医批判的三个阶段

　　一。怀 疑 阶 段

　　中医的历史据说有两千多年，在多年地实施中，缺乏准确的效验，不能不使一些智明的人产生疑惑。在宋代已有人怀疑那些不靠谱的意象，下面有这样一个例子：

　　在[志林]中有“记与欧阳公语”这样一个故事，欧阳修说：有人乘船遇风，惊而得病，医者取柁把为汗所渍处，刮末，杂以丹砂，茯神等，饮之而愈。又说，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旧的竹扇为末，服之。医者以意用药多半是这样；像是儿戏，有时好像也见效。苏东坡调侃的说：以笔墨烧成灰，喝了，可以治又笨又懒的学生吗？要是这样，那喝了伯夷的洗脸水，可以治贪污；吃比干剩的饭菜，可以治奸佞；胆小害怕的人，可以去舔樊哙的盾牌；闻了西子的耳环，可以治狐臭。欧阳公就大笑了。

　　这种对中医的怀疑，虽是语言调侃，但是说明了部分的问题，轻蔑之意跃然纸上。过去，像这样的故事，在别的笔记文中可能还有，只是多在历史中湮灭，存有的，我们也不易读到。

　　到了清末，俞樾就对中医产生怀疑，并且痛加批判了。

　　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是清末著名的国学大师，著有[春在堂全书]。

　　他在“废医论”中，对“本义篇” “原医篇” 的历史考证，他认为[灵枢][素问]与那些邪/魔/鬼/道之法同类，最多也只能与占卜相等，并不是真正的医学。现在的中医们当然不肯承认的。可是，他们在学院里念的几篇[医古文]，没有深研古籍的能力，与俞樾这样国学大师相比较，那是相去甚远了。

　　至于，“医巫篇”，所说的医巫同原，这是历史事实，并无贬低或污枉之意，原本事情就是这么发展来的，是中/西医都可以认同的。对俞樾“巫可废医亦可废” 的结论，是关乎到饭碗，中医是万不能承认的，这是问题争论至今的原因之一。

　　他在“证古篇”中，“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没有深厚的学力，是总结不出这样的语言的。老百姓的话是“吃了大半年的药，也没见好，不吃了，靠吧！”。俞樾的话很辩证，这也是人人所见的事实。 现代科学已证明，疾病有自限性，有些病可以不药而自愈，有些病依据其自身的规律，在药物的帮助下是可以好转或痊愈。

　　俞樾又说“然医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历试而后知焉，身岂可试乎哉？”这句话就是医好不好，必需“历试”，他已经认识到一/两次的试用，少数人的有效，是不能作准的。必需有多次的重复试验，才能成为经验。在一百多年前说的话，可以是统计学的初步了，能说他的思想不先进吗？

　　“多数行医者，皆不知医，苟求一舆之值，一饭之资而已，而以治人之疾，名为行善，实则作孽。” 那些医生都是混饭吃的，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又是多么惨酷的事实！

　　在他老年多病，自己用药调理，并写了“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的诗， 他又说“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 “医可废，药不可尽废”。

　　这些被认为俞樾的“废医论”走不通了，才回头说废医存药，再回一步就医/药并存了。当时，或然已有西医传入，人数很少，局处一隅，不能遍及各地，并且那时的西医，也确实还不行。俞樾给自己治病，也是在探索。因为药还是实有的物质，与五行/六气大有区别。 “废医存药”是直至现在还存在的话题。

　　二。批   判

　　在上世纪上半叶，批判中医最为有名的，要算余云岫了。

　　余云岫，名岩（18791954）1916年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回国，在上海从事临床工作。他的旧学基础很好，他读中医的经籍，想做一些中/西贯通的工作，读了之后，发现那些东西都虚玄无用。因此，他转而批评中医，以明事理。他写[灵素商兑]，是要从理论根本上着手，是“堕其首都，弃其本源”的行动。他对其他中医经典也了然在胸，所以，与中医界的辩论更为有理有力。他说：“不是夸口，我若挂起中医的牌子来，恐怕可以做成上海不可多得有名中医，说不来要做上海第一等的中医。”

　　俞樾也提出一些限制改造中医的建议。

　　1955年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王斌，因对中医问题，受到批判。同时，也批判了余云岫，是错误的批判，好像在八十年代平反高潮中，并没平反。

　　傅斯年（1896—1950）教授，历史学家，他说： “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 “办了四十年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梁漱溟（1893—1988）他生于科举时代之末，没参加科举，没有大学学历，更没出洋，但家学渊源，他是自学成才，是最后的一个儒家。他外表看起来很像个老中医，他却是相信科学，是批评中医的人。那些半懂不懂的人，可以拿自己比比梁漱溟。

　　他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我们再去看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医家对于病理药性的说明，尤其是这样。这种说法又是玄学的味道。” 是“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对。”“若与西方比看，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

　　孙中山（1866—1925）：“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严 复（1854—1921）他认为中医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他说： “中国九流之学，如勘舆，如医药，如星卜，。。。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会通故也”

　　丁文江（1887-1936）地质学家，傅斯年称“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精华”。但他也是从旧学中走出来的。他说“吃肉走路骂中医”，说的多么潇洒，对中医又是多么的鄙视。

　　陈独秀（1879—1942）：“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矢人，造箭的人，唯恐造的箭不能伤人)

　　梁启超（1873—1929）：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鲁  迅（1881.～1936.）：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　

　　郭沫若（1892—1978）：“我对于旧医术的一切阴阳五行，类似巫神梦呓的理论，却是极端憎恨，极端反对的。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以上十人，是出生在1850-1900年之间的五十年，他们是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都有着很深厚的旧学根基，以后才转向新学，是他们那一代的代表人物。除丁文江外，他们的学术成就，也是多在旧学。他们对中医的反思，有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优势。尽管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有缺点，有错误，这是可以批评的。可是有些人，因为他们有批评中医的言论，常被列为反对中医名人者，并骂为白痴/脑残，轻则说他们不懂。我不知这些骂人的超智慧者，应当把你们的智慧用在什么地方，你们的见地和学识，能及其中任何一人的几分之几？　　我所以罗列这些人，是还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要明白点东西，不要说做学问了，先得要认字，中国的东西，要认中国文字，外国的东西，大部分要用英文，这是最普通的常识。

　　学中医自然要读那些[灵枢。素问][伤寒论][神农本草][本草纲目]，在科举时代，好的中医称儒医，为什么称儒医呢？是要先上几年学才能当医生，叫做先儒后医，科举是仕途的进身之阶，但是，不是人人都能进入仕途的，在秀才阶段多数就被淘汰了，淘汰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家庭经济力量不够，一是学习的能力不够。秀才的出路有两个，一是设馆教书，一是当医生。秀才当医生是很自然的事，并不要怎么学，这算是好一等的医生了。北京的四大名医中，只有肖龙友（1870—1960）是1897年丁酉科拔贡，符合上述条件。读起那些古老的医书来比较容易，可能多读一些。至于医学本身的功能，那是另一回事。1897年考中清朝丁酉科拔贡。

　　现在的中医药大学，有一门课是“医古文”，有似西医的学英语。像“医古文”这样的文字，上述的人中大多在十岁左右，已经读过了，他们可以较容易的读通医学经典，而现在的中医学院毕业生却要翻着字典看。他们做学问旁涉所及的，也比那些骂人者，读的中医医籍要多。

　　再是，与他们生活的时代有关，他们都是大家庭，人口多，经常有人生病，自然是经常请医生，他们家也都富有，即便破落，也是船破有底，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典当，所以大部分请的是名医，可是，常年吃药，甚至连年吃药，并不见好，有的就死了，往往死的还是青壮年，事实教育了他们，所以使他们醒悟。这也是现代八十岁以下的人，无法体验的事。

　　有位教授，刘文典（18891958），191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1927年任安徽大学校长。1943年，被聘到云南大学 任 教授至1958年逝世。他说：“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在大错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 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刘教授的办法虽好，现在用处不大，那些人只吹不信，只让那少数信的人去受害。

　　三。现在进行的批判中

　　1，三位名人

　　方舟子 留学美国，攻生物学，生物化学，科普作家。医学是统属于生物学的。

　　何祚庥 理论物理学家，院士。

　　张功耀 早年做过中医，后学哲学，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　　已被列为反中医的十大名人之中，很有名不需介绍了。

　　2，被忽略的三位批判中医者

　　以下三位，都是学医学专业，都从不同的角度，批评了中医，但未引起中医捍卫者的关注，也可能因为名气不够，未被列入“反中医的十大名人”。

　　周惠民，是青岛医学（原山东大学）1952年毕业，留院任教，后为病理科教授。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翻译了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轻的科学]，并写了一个“读译后的感想”如果看不到[最年轻的科学]一书，看一看这个读译后感，应当是概括的说明了他自己的意思，也说明了原著者的意思。这个读后感在网上(医学八号楼)可以看到。安徽医学院祖述宪教授，为这个书的青岛版写了前言。

　　艾钢阳（周叔华）已于1992年（？）早逝，他1965年在协和医学院毕业，前后从事临床工作大约有十年，当中做领导工作。在[临床医学概论]（卫生干部进修丛书），他说“同样，医学上‘复归’也决不等于‘复古’。医学所面临的辩证综合的任务，绝不是把[内经]，[伤寒杂病]，[本草纲目]等典籍统统搬出来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朴素的辩证思维与科学辩证法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又在“对‘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商榷”（医学与哲学X期）一文中说“我们不可能发现中国人特有或只有掌握中医知识的人才能认识的规律，创造出中国特有的医学来。”并说“现代医学已在向辨证总合发展”他所著[医学论]中，用较大篇幅对中西医做了历史的比较。有位医生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反对中医的”，有人认为他态度漠糊，其实，他的态度已很明确。

　　祖述宪，是安徽医学院 卫生学 教授，他为周惠民教授翻译的[最年轻的科学]写过前言，他写的“动物入药的起源与医疗价值批判”“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 “ 丁文江之死与他不信中医”“为什么无效的治疗会被认为有效？” “重新认识医学家余岩（云岫）” 都是批评中医的，这些文章，可以在他的博客上阅读。

　　三代政府的三种态度

　　清政府的态度，（1911）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根本上是科学的发达，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当然医学也不例外。当时有革新与守旧的矛盾，时有左/右，但究竟方向是向前的。在戊戍（1898）之前，曾国藩（1811—1872）： “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曾国藩这样对家人的嘱咐，可见其对中医的体会了，这里要说明一下，像这样的一品大员，凡目所见，是可以包括御医的，都是庸医了，那就普天之下，没有好医生。他的话正可以和俞樾的话相对照。

　　民国政府，(19121945)1912年（政府在北京）教育会议，将要公布的命令中，医学教育中没有中医，中医界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请愿，教育部答复是；“前次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医，良以岐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1916年中医界成立学校要求备案，教育部也只是“暂予留部备查可也”。在中医方面有妥协的条件下，教育部“。。。具融会贯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因此，有了私办中医学校的设立 。1929年（政府已在南京），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后，对设立中医学校；对中医在报刊的宣传；对中医资格的审查，都作了较严格的规定。即遭到中医的抵制，由于存在一些现实原因，最后采取了妥协。不过，执政者他们心里尚属明白。如1933年讨论[中医条例]时，行政院长汪精卫说：“中医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阻挡坦克车”。终国民党之纪，始终没有国立的中医学院，中医不能进公立医院 。

　　前面所列十人，孙中山/鲁迅/郭沫若是学医的，都没有从事医业，也没有从医学上批评中医。他们都是从社会层面，谈人的文化和思想认识。他们主要认为，中医不仅不能治病，而更重要的是阻碍民智的开发，使人民长久的沉浸在愚昧之中，他们作为先觉者，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呼声。如傅斯年说： “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馄饨的状态中，何况较繁复的事。”他认为治病是切身所在，容易分辨，连这一点也弄不清楚，更复杂的事，那就更难了。 “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这里不仅说了民智，也批评了官智，那时，用政治力量为中医护法只是个别，好像那时官智还是清醒的。以后的情况才更加耐人寻味。

　　人民政府爱人民，(1949)已是引进西方科学的五/六十多年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最先进的代表。建国之后要“革故鼎新”，以后更要“涤荡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 被相信为“鄙视过去，迷信未来”。竟提出“祖国医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应努力发掘”“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以后竟至于“一拫针一把草” 为农民治病。其自身不能不说是一种矛盾。彻底得唯物主义者，变成了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实在是糊涂还是另有别的想法？为什么不提祖国还有个化学宝库，还有个物理宝库？只能是利用中医“以愚群氓”，是最好的办法。

　　中医现状与未来

　　1913年的9月11日，汪大燮做了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次年决定废止中医，不用中药。

　　医学是科学，是可以经过实践检验的；并且它是立于科学之林，与各门科学，是互为依存，互为发展，互相渗透的，是深深的植根于科学之中。世界上没有可以独立存在的科学，互不相干的，自行其是的科学。科学的医学只有一个，那就是现代医学（西医）；中医自称，是与西医不同的两种科学体系，是独立的。这对中/西医对立而言是可以的，他处在科学群体中，他就是异物，因为他与任何一门学科都没有共同点，被排斥也是科学的规律。中医只能立于“医/卜/星/相”之林，气功也是这个林中之气。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最年轻的科学]一书，传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医学的过去是不行的，现在好了一些，但有待将来的检验，将来发展的会更好。这是科学的根本规律，任何科学都不能脱离这一规律。而中国的中医却是相反，认为：“祖国医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是过去最好，现在不如过去，将来可能会好，但“将来可能会好”是一句空话，因为他研究的不是万物之灵长的人，是人体之外的一片“忽悠”。

　　傅斯年说“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反之，同是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就不可能出现两种有效的医学。他治疗的对象同是人，其基质都是由：细胞组织器官-人的整体。现在并在进行细胞内超微结构的研究。如果你是另一类医学，你必需有把这一切推翻论据；如仍以此为基质，研究出来的任何诊断治疗方法，那仍然是现代医学体系（西医）。

　　治病当然要顾及整体，要辨症综合。可是，也没有只治人不治病的医学。

　　所谓世代行医，或祖传秘方，大部分是拿来骗人的，有两代行医的就不多。中医的来源，不少是出于药店抓药的，其他，则各种来源，实在很多样化。在发扬中医的几十年里，曾几次发动献方，包括那次伟大的气管炎献方，也没见到过什么有效的秘方，在汇编时只好以民间验方/偏方等命名。“偏方治大病”是愚昧的话，如能治大病，就应该成为正方了。

　　老中医，这一概念是很不确定的，在上五十年代中医被请进医院时，就己经没有从儒业一途出来的中医了。他们中能读过“伤寒论”的，不过十分之一，其余的不过读了些“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药性赋”之类的书就不错了。在进医院之前，很多人并没长期从医的经历，如X医院的中医，有布店的老板，有粮店的经理，有使船的梢公舵手，药店学徒，不一而足，病人只看年纪，怎么会知道其中秘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了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八十年代后，中医学院多了，毕业生也多了起来，以致现在找不到工作。

　　以上是说中医队伍的组成情况，与中医学本身是否科学是无关的，只是在一般事理上说。至于有人认为没有找到名医，只是遇到了庸医。有人想信确有名医，甚至神医。这种印象是从扁鹊/华佗那些故事得来的。前述的俞樾/曾国藩，以及鲁迅的父亲，他们找的都是名医，其实也是庸医,。

　　曾经有这样的口号 “关键是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院的前身或早期，很重要的任务是改造西医的，在改造过的西医帮助下，出现了中医的小夹板，针刺麻醉，针刺治聋哑，针拨白内障，中药排胆石等。这些方法，经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推移，看来都不成功，是在政治的催生下，昙花一现。

　　中医的消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这不好预计，当然，快一些好，少害一些人，医/卜/星/相，医为首，去了领头的，其余自然可以消弭一些，各种气功也将失去产生的土壤。当然，主要还取决现代医学（西医）的进步，和医学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现代医学进步越快，中医消亡就越快。要加快这中医消亡速度，还要开发民智。对执行愚民政策来说，开发民智是很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