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敢讲真话———讲真话难在哪儿？为什么还喜欢装糊涂？ ...

        在中国，说真话有点困难。需要动员和鼓励、需要鼓足了勇气、需要攥紧了拳头憋足了劲、好不容易才能蹦出一两句。提起动员人们讲真话，不能不想起毛同志。他 说过，讲真话确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需要有“五不怕”的精神，不要怕丢官，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老婆离婚，等等。为什么讲真话会有这么多危险呢？毛同志自己 也很清楚：“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有很多假话，他听了就高兴。有很多真话，他听了就不高兴。于是乎就会有人丢官，有人坐牢，有人老婆离婚。于是乎 有人说这是阳谋。于是乎说真话的人就越来越少，说假话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成了生存的基本手段。 

      所以又有人说了，一个人说句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不说真话。可是这样又有问题了：领导听不到下级的真话，难免要变成“昏君”，所以又要动员大 家说真话。结果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形：人们也讲假话，也讲真话，把真话和假话掺和在一起说，让你听不出是哪句是假话哪句是真话。

没有诚信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什么凝聚力。当人们对于讲真话的后果心怀恐惧的时候，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诚信可言。要想建立什么诚信和和谐的社会，让我们从讲真话开始。

下面推荐的文章，都与讲真话有关。读文章的时候，我感觉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都希望讲真话，不讲假话。可是这个社会却仍然是假话横行，真话招祸。我知道人们不敢讲真话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但是我现在不说。

     从领导干部不讲真话说到女记者放声痛哭

       日前，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干部的腐败和不讲真话是现在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两个大问题。12 月3日，任克礼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一些干部对中央巡视组不讲真话，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任克礼说，这是一个带共性的问题，主要表现是 说成绩多，讲问题少，一些人即便在谈问题时，也明显带有保留，甚或把问题当作成绩来讲。例如，有的干部上任后，举债搞项目；搞项目就要征地、拆迁；征地、 拆迁会引起老百姓集体上访，最后，项目也被迫停下。但这些领导干部常常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还有一些干部在反映事关老领导的情况时，做不到客观全面，而是 只说成绩，不说问题。个别地方领导缺乏民主，喜欢任用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善于吹拍的人。这是造成当地政治环境紧张的主要原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敢讲真话的却大有人在。

请看余杰先生在《为了痛，更为了爱》中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四川自贡，有一个工人家庭，夫妻俩人都遭遇到了“下岗”的命运，两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300元，还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线”。为了供养孩子， 他们什么都尝试过：蹬三轮车、擦皮鞋、摆地摊……由于夫妻俩除了工人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特长，所以只能从事这些低收入的事情。每天干得精疲力竭，家里依然 入不敷出。每到周末，他们带着孩子到父母家蹭饭吃。父母的手头也不宽裕，日久天长对他们也冷言冷语。后来，连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东挪西借也堵不住漏洞 了。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难处，很想帮父母。但是，一个刚刚上小学的6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孩子便去商店偷东西，偷的也不过是面包和饼干而已。结果，孩 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回到家里，父母追问了半天才得知真相。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又到了周末，父母忍着白眼，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说最近要出门几天。然后，夫妻俩回家双双上吊自尽了。他们没有留下遗书，就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挂在了 厕所的梁上。这件事情在地方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工人们感同身受——也许自己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自发地捐款，为死去的夫妻两举行葬礼。而地方官员为了保住 自己的官职，对舆论进行严密的封锁，不让当地的任何媒体进行报道。女记者作为省报的记者，凑巧来到了自贡，接触到这一情况。官员们很紧张，害怕她进行报 道，赶紧找到她，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设宴款待。这是一桌极其丰盛的宴席。美丽的小姐、金黄的龙虾、郁香的洋酒……然而，女记者突然对着这一切放声痛哭。 本来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这一哭让满座天圆地方、脑满肠肥的官员感到莫名惊诧、尴尬万分。他们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女记者为什么要哭：死去的又不是你的亲 人，干吗如此伤心！他们高度麻木的心，已经刀枪不入了，伤心、痛苦、感动，已经不再与他们相关联。他们的心中只剩下保住官位和继续向更高职位冲刺的念头还 在鲜活，其余的感情都已经彻底“休克”。

              “有一句话说了就是祸”。

       女记者的痛哭，在场官员的惊诧，两条逝去的生命，当地官方对消息的严密封锁。还有，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心情沉痛地说：“干部的腐败和不 讲真话是现在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两个大问题”。还不能使我们震动和警醒吗？本来，领导干部、特别是省以上领导干部负有教育人民群众的责任，负有引导人民 群众的义务。现在有些人不讲真话了，要由作家余杰和女记者来讲真话了。这真是令人痛心的、“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大问题”。教育这些领导干部的责任已经落 到女记者的身上了吗？

一些领导干部不讲真话主要表现在夸大成绩和隐瞒问题两 方面。夸大成绩是为了邀功，隐瞒问题是为了逃避处罚。都是私心在作怪。不讲真话就要捂盖子，就要对可能“走风”的人员“打招呼”，必要时还可以施加点压 力。但是，进入信息快速传递时代，盖子已经不太好捂了。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应用，除了涉及国家机密的事，几乎是无密可保，一件事发生了，不管是坏事还是好 事，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传遍各个角落。只要余杰这样的作家和敢于放声痛哭的女记者这样的新闻从业人员存在，不讲真话的领导干部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了。

           “不讲真话”是一个大问题

         不难看出，干部不讲真话的情况无非是“不愿意讲和不敢讲”两种，但不管是何种情况，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都是让一些人的“成绩多”而 “问题少”，甚至“把问题变成成绩”讲真话、不讲假话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做人的一个基本要求，然而许多时候，这却成了一个问题。12月3日的《人民日报》 刊登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在巡视工作中发现的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干部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一个带共性的 问题。主要表现是说成绩多，讲问题少，一些人即便在谈问题时，也明显带有保留，甚或把问题当做成绩来讲。”

       至于不讲真话的原因，文章分析认为：一是区域政治环境不宽松，没有形成一种讲真话的良好氛围；二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只想知恩报德，不想反映其上 级领导问题；三是怕讲真话于己不利，所谓“批评领导、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四是一些人认为巡视组时间短靠不住，依靠地方 领导才是长久之计。我们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连同这样的分析，是极具针对性的，它抓住了当前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突出问题。那么，让干部讲 真话是不是真的很难？难在哪里？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干部不讲真话的情况无非是“不愿意讲和不敢讲”两种，但不管是何种情况，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 都是让一些人的“成绩多”而“问题少”，甚至“把问题变成成绩”。

     现实中，不讲真话是有诸多表现形式的。明明当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很低，却硬要说成是快速、健康发展；明明辖区内已经发生了群体性突发事件 和纠纷，造成了恶劣影响，却不追究相关工作人员责任、不积极化解矛盾，竟以“思想高度重视”、“领导亲临现场”、“处置果断及时”、“思想工作耐心细致” 为要点,以“坏事变好事”为主旨的情况汇报敷衍了事。

      还有，明知事故都是由平时的违章隐患造成的，可一搞安全大检查，就宣称自己如何狠抓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的落实，如何严格要求、从严管理；等到一旦发生重大 责任事故，则又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掩盖安全生产漏洞、转移公众和上级的视线，甚至大谈自己事后组织抢险的“功劳”，大唱赞歌，淡化自身责任，把坏事变 成了“好事”。干部不讲真话，实际上暴露了干部监管制度的“软肋”。尤其是，当不讲真话已经成为一个“带共性问题”的时候，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因此， 要大力倡导实事求是，解决不讲真话的问题。

        除了继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道德水平外，必须在优化环境上下功夫。一是切实提高各级组织的民主化程度，坚决反对作风霸道、压制民主的做法，鼓励和保 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二是坚持正确用人导向，防止那些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善于吹吹拍拍的人钻空子，更不能让说大话、说假话的人得到重用。三是坚决反 对那种只求明哲保身、奉行好人主义的不良心态，努力创造民主、宽松、坦诚相见、求真务实的氛围。当然，最重要的，是必须在严格遵循现有党纪政纪国法的基础 上，建机立制，让愿意讲真话、敢讲真话的干部得到肯定和褒奖，让不敢讲真话、不愿讲真话的干部付出代价。

      讲真话应当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一以贯之的基本品质，愿意听真话也应当成为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品质。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到公道正派，坚持党性原 则，坚持真理，敢讲真话、讲实话，同时，还应该做到愿听实话、不怕听真话。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正如文章所指出的：“现 在的危险是滋生腐败和不讲真话……这个问题严重地侵害了党的事业，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大问题。”相信，这样的警示值得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深思。

               讲真话容易吗？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李博导（希光）有一次做客千龙网，谈到“记者应该讲真话”时，李博导说；“记者讲真话是非常容易的，你向大家陈述你所看到的实事，而不是讲述你的观点，这就是讲真话。讲真话不是记者讲自己的真话，而是讲新闻事件的真实情况。”

看到这个谈话纪录，真是吃惊不小（希望这是记录有误），我想李博导大概毫无记者的实践(注，李博导也号称在新华社混过多年），才会有如此昏话。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学府上，你对现实的认识就是这水平？你就是这样教学生的？我的天！

李博导若愿就此展开讨论，最新一则有关“讲真话”的报道，就可以成为教材。

           中新网1月10日电武汉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在举行，武汉市市委书记陈训秋昨天与30多名来自江夏区的市人大代表座谈时在现场作出要求：“大家都要说真话！”他甚至建议现场的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

        这居然可以成为很多人关注的新闻。

              奇怪吗？一点不足为奇。

     本文要谈“讲真话”。但事先要作一点必要说明，那就是我认为在这个“话题时代”，“讲真话”这一命题通常是以伪问题的面目出现的。理由是，这 些年大量相关文章，在“讲真话”一词前出现频率最高的前缀是“提倡”或“喜欢”。想想看，这些“惯用词组”的逻辑关系是否成立？比如“提倡（讲真话）”， 比如“喜欢（说假话）”等。

   “讲真话”难道是可以“提倡”的吗？“说假话”

   难道是人的天性？否则为何偏要缀上“喜欢”？

       1994年，“提倡讲真话”在媒体上很热闹了一阵。当时看到一则精采的“幼教故事”。故事说：阿姨问孩子甲，你要大苹果还是小苹果，甲说要大 的。阿姨批评他自私，并给了只小苹果；又问孩子乙，乙说要小的，阿姨表扬了他，并分给他一只大苹果。这样一来，其他孩子纷纷效法：“我要小苹果”。

         天下相率为伪”是怎么来的？自然不仅仅是来自于这般狭义的师生授受，还包括在社会这所大教堂里普遍的人生实际体验——你为什么可以吃香喝辣？或他为什么鼻青脸肿？这都是结结实实的“教育”。

        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通常与喜欢与否无关，而与利害有关。如果说真话总是不见其利只见其害，无论怎样提倡都是枉然。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连三岁小儿为了获得大苹果都懂，成年人为什么装糊涂？在这方面，广东省人大从正面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

“讲真话”这一命题若想使之成立，至少也该达到这个水平吧－－那就是为什么人们不敢讲真话？

     在政治上颇有地位的武汉市人大代表（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是政府一级官员）面对电视镜头都有顾虑，都要市委书记要电视记者关掉摄像机以鼓励，遑论他人。

“讲真话”，这一命题，要赋予它最积极最有建设性的内容，那就是，怎样才能确保讲真话的人，不受打击报复；怎么才有确保打击讲真的人，受到严厉的制裁？

“ 有很多话说了就是祸”是什么话会这么惹祸呢？

“讲真话”和“听真话”，本来是道德、政治等范畴中的 基本要求。它是社会对公平性追根问底的要素之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体现，是干部了解实情，做好决策的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 由于现实、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一些时候已经习惯不讲真话。“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这个民间顺口溜虽然极具夸张意味，但却折射了领导干 部不听,百姓不讲或者不愿讲真话的可悲现实。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讲真话?从经济学角度看，主因是讲真话的成本太高收益太少，有时甚至是负效应。百姓讲真话，领导不爱听，没有好处不说，轻者被“扣帽子”、“穿小鞋”，重者还可能遭受牢狱之灾。

说真话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巧言令色、说假话的人倒易于“获利”，在“利润”这根“指挥棒”下，多少人还愿意说真话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们不愿意讲真话的根子在一些领导身上。

如何创造领导愿意“听真话”的条件呢?只强调领导有 “听真话”的道德勇气，强调干部的修养胸襟，还远远不够。一方面，要建立促进“听真话”需求的科学机制。这包括改革干部的选拔机制，应多选拔想干事的人做 领导，这样的干部有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必然求贤若渴，乐于纳谏;还包括改变惟上的干部考核机制，这样，干部才会形成纳谏如流的习惯，把精力放在做好工作 实绩上，而不是热衷于“两眼向上”、“耍嘴皮子”，说些大话、空话、套话甚至假话。

另一方面，要有“讲真话”的激励机制和保护机制。不但要让“讲真话”的人得到好处，还要保证“讲真话”的权利，在制度上和法律上消除人们的顾虑。

中国这个国家的最大毛病之一，就是绝大多数人喜欢装糊涂，简直到了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地步！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日常小事，中国人如果不装糊涂，好像就没办法活命了。

昨天晚上在一所大学听了一场不公开的讲座，《香港特区的法治精神》。演讲人是著名的政治人物范徐丽泰女士，香港立法会前主席。尽管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比较“左”的人，但通过演讲，我看到了其人严谨而理性的一面。她在演讲中也暗示了大陆人的装糊涂这一点。

范徐丽泰说，让她感到非常惊异的是，为什么大陆人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到制造假鸡蛋、假豆腐、毒奶粉等等这些东西上来了。她的解释是，这是因为大陆人不相信法治。她说，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利益而没有精神追求，只看到自己而看不到别人，那么，这个地方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范徐丽泰认为法治除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有效的执法机构之外，还需要第三个因素，即人们对法治的普遍信赖。

范徐丽泰认为中国大陆这些年在法治上还是有不少进步的。她举例说，自己原以为全国人大不过是一部举手机器，但真实的情况是：在人大会的分组讨论上，代表们的言论都非常非常尖锐。不过，她指出，这只是私下里的。也就是说，大家在私下里每个人都是明白人，谁都知道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谁都是一肚子不满意。

然而，一旦走出会议室，大家就又回到了原来的老样子。 对此现象，范徐丽泰同样是非常惊异的。不过，她认为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了。我承认她的这个判断，即对于中国社会的症结，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心 里是清楚而明白的，然而，一旦到了现实面前，每个人就不得不装糊涂了。

问题是：为 什么中国人喜欢装糊涂？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人明明知道错在哪里的情况下，整个中国社会却失去了纠错的能力？应该说，这是一个全民性的大问题！对这个问题， 范徐丽泰在演讲中间接地做了一些解释，例如特权思想破坏法治。但在我看来，中国人之所以装糊涂，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是有其文化渊源的。

正如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缺少法治因子一样，中国传统文 化中也缺少求真的精神因子，所以，传统的制度与传统的文化互为因果，使得中国人既不敢追求真理，也不敢推行法治。可以说，中国传统是一个劣质的传统，正如 韦伯的归类，传统中国就是一个“巫昧之园”。说白一点就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人的道德良心一直都是喂狗的。这是一个缺德的种族，如果没有脱胎换骨的勇气， 就将永远不可能变好。对此，只要翻开中国历史，就不难知道。

孔夫子说我去看看。掌柜的仍写一个“真”字，孔夫子说，这是“直八”呀。

掌柜的大惊失色，忙说果然名不虚传，学问果真了不得。酒足饭饱之后，仲由悄悄问，我怎么就搞不明白，明明是“真”字，怎就变成“直八”了。

孔老夫子叹口气说，你懂个什么啊，现在是认不得“真”的时代，如果你一定要认“真”，那就只有活活饿死了。

不过，孔子还不是中国人装糊涂的真正源头。中国人装糊 涂这一点，是先天性的！只要你是中国人，你就会有“汉思维”（以汉字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只要你有“汉思维”，你就不可能追求真理！也就是说，即使所有的 中国人都是孔子这样的人，中国也不可能变好！正像不经重新投胎、猪不可能成为马一样，中国人如果不改掉“汉思维”，就无法走向现代文明，包括法治与自由、 民主。

       一个人要想不装糊涂

装糊涂与不装糊涂，可能都是天生的。此即：，就必须打心眼里如此，否则，装糊涂的毛病就改不了。这需要勇气！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而言，不装糊涂，除了文化基因的改造之外，还必须具备信仰。

中国人天生就是装糊涂的料。要想改变，就必须有脱胎换 骨的勇气，树立追求真理的信仰。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句话的前 半句当然是对的，但后半句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共产党人并非特殊材料，在真理面前，共产党人应该和普通百姓一样，都应该信仰与敬畏。惟其如此，中国 人才能一起摆脱装糊涂的病症。

所谓法治，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是共产党人与普通百姓都应该平等地接受真理的统治。除了真理之外，没有更好的统治者。而且，任何人或者任何组织都没有垄断真理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