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母女—我的姥姥和母亲

我姥姥不仅是天津第一批上女校念西学，引起社会轰动的12个女学生之一，也是一个敢于与自己的家庭、传统和文化做出反叛之举的女人。

21岁的时候，我姥姥爱上了在南开大学就读的上海青年，我的姥爷谢洛冰，便义务反顾背弃了回教，嫁给了他，并跟他来到上海。对于民国初期那个时代依然畅行的封建传统来说，我姥姥是一个崇洋媚外读西学，追求自由恋爱，放弃回族传统的一个叛经离道的奇女子。

我的母亲出生于上海，是我姥姥在上海生下的三个女孩子之中唯一幸存的女儿。

不幸的是，我母亲四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我的姥爷谢洛冰在执行海关缉私工作的时候被外轮上的毒品走私贩开枪打死，成为沪上江海关第一个因公殉职的海关职员。

对于年轻丧夫的姥姥和从小失父的母亲来说，一个没有丈夫和父亲的生活，异常艰辛痛苦。从1932年到1949年的十七年间，母女俩度过了上海最风光的十里洋场时期，抗战的孤岛时期，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期，以及共产党的解放上海初期。 在这些历史大背景不断变幻的追光照耀下，我姥姥和母亲在上海这个大舞台的母女生活充满了各种奇特的经历，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因怨恨，冷漠和敌视的与日俱深而产生巨大的感情裂痕。

回首这个令人难忘的十七年，我的姥姥和母亲都耿耿于怀。

虽然自1950年跟随上海海关来到北京后一直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我的姥姥从来好像都活在上海的记忆中。我小时候跟她长大，多少次听她讲述上海的故事，讲述那个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各种变换风云。她还拿出她保存的各种旗袍展示给我看，任凭我在那些做工精细，质地又软的丝质旗袍中寻找她失去的青春流年的光华与辉煌，以及美人如玉的岁月。上海的十里洋场的时代随着姥姥的讲述一次次在我的面前展开，绽放着繁花般的灿烂和迷惘。

而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母亲很少提及她在上海的美妙时光。 除了遗留在上海的初恋和沪江大学的那些难忘的日夜，她很少提及过去，仿佛上海的成长已经被往事的尘埃彻底埋没了。如果看了我的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的人就会了解，经历了炼狱之旅的思想改造，母亲的往事已经成为了她心底里面永远的一块痛楚。直到来了美国之后，母亲才反复提及上海，提及她母亲在上海的种种故事，和她与母亲之间多年的不和。

1950年，姥姥随上海的江海关移居北京之后，她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虽然对于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永远处于政治的世外桃源之外的姥姥没有起到任何破坏，但是那个时代的严厉的整风和艰苦的生活给过惯了上海小市民生活的姥姥来说，也是一个心理和精神上的致命打击。首先她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海关的处分，其次，她残存的风韵和美貌也因为革命时代的原因而荡然无存。她只有听之任之，接受组织的安排，与自己实际的需要而与一个在北京分配到海关住房的海关男同事再婚。再婚的日子一点也不好玩，两个人性格兴趣的极大差异使得他们彼此同床异梦。问题是，姥姥年轻时候就攒下的的那些内心积郁和烦恼只有在她的第二任丈夫头上发泄。 后来，第二任丈夫去世，她就开始将这些愤怒发泄到她女儿，也就是我母亲的头上。

我的母亲是一个很能干厉害的人物，如果在美国，以她的聪慧、学问和苦干可以呼云唤雨，而在国内的政治运动中，她只能成为案鱼俎肉，任人处治。然而，尽管风云变幻，历史演变，朝代动荡，经历了各种人间炼狱考验的母亲最怵的人还是我的姥姥，她最不愿意看见的人也是她最头痛的母亲。

我的姥姥和母亲几十年都没有机会能够将彼此的感情说个清楚，做个了解，直到我姥姥去世，我母亲也因为人在美国而无法回去办理她的后事。

现在，母亲常提起姥姥，仍然不明白姥姥为何对她如此冷漠疏离。我只有写下许多关于他们的文字，来告慰姥姥在天之灵，安慰母亲苦难多桀的内心。每次，重读这些文字，总是让我想起我的姥姥，想起母亲的过去，想到母女俩之间悬而未解的心结。 此刻，让我的这些文字和她们昔日合影旧照再度让我回眸她们的昔日光彩，再回时光隧道，重温往事记忆，并作为她们曾经的日子和岁月点燃的一根蜡烛，微光照耀她们已过的人生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