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过的地方-汽车库1980～1998

海运局给了老爸两个选择替代文化戈命期间被上缴的小房间:陕西南路小洋房中的一个八平方米小间，厨房卫生间公用；安国路我老爸家后面的小三楼汽车房改建的15平米房间加上外搭建的6平米厨房。

我儿子的爸爸钟情于“上只角”陕西南路的小间，理由简单：地区好；我父母则偏向于楼下的汽车库，理由很多很复杂，一、离他们近，分得开，合得拢。从楼梯上走到我父母家，转弯处就能看到13室的屋内，如果里面灯火通明的话。二、我独立生活能力差，孩子又小，这样他们可以照顾我们。

（下图为我父母住的大楼，小三楼汽车库在其后面）


为此，女婿与丈人丈母娘结下了第一层疙瘩。


说到汽车库，在住进去之前万万不知道是那么的差。首先它只有一面窗户，而且面对着十层高的西楼，栋距近，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吹不进风。其次它还面对西楼的垃圾房，西楼每层都有个垃圾开口处，每户人家把垃圾望里面一倒，通通掉进垃圾房。因此我家总是闻到股臭臭的气味。更甚的是黄梅季节，潮气从地面渗出，滴滴水珠从墙上滚落下来，呆在家中如同桑拿浴。有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干脆个个三点式。到了炙热炎炎的夏季，我有时候只能睡在躺椅上，周围点起蚊香，把半个头露在 门外，得点风，尽管是臭臭的风。

这是我们厂已经取消了住宿舍的方式，天天厂车接送上下班。单程一个半小时。下班后从遥远的青浦厂坐厂车回家，虽然妹妹和母亲为我们做好了饭菜带着我们的儿子，可是一走进这个混杂着各种气味的房 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住房环境的糟糕，让儿子的爸爸情绪也很糟糕，常常抱怨我爸妈，上只角不住让我们住下只角，洋房不住让我们住延安窑洞。我虽然也非常不满意这样的环境，可是也不想让他说我父母的坏话。再则，他们没住过这样的房子，开始并不知道环境的恶劣的。

那时候没有洗衣机没有空调，每周工作六天，周日就像打仗一样做琐琐碎碎的家务事。儿子他爸是典型的上海男人，会过日子会干家务，就是抱怨太多。

每年的黄梅季节过后，小三楼的人家都要把家中所有的衣物拿出来在太阳下暴晒一天，叫做晒霉。否则的话，遗留在衣服上的湿气就会发霉长毛。床底下扔一粒豆，黄梅季节过后保证变成豆芽。

然而苦夏更是艰辛，下暴雨的时候，外面的下水道排水慢或者堵塞的话，大水就会漫进厨房和房间。于是我们七手八脚地用脸盆把积水滔出去，基本上是无用功。

这样的日子侵蚀着家庭的和睦，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我在这几年中开始了英语自学，最初只是为了争口气，分在设计科的唯有我一个是工农兵大学生，我们的产品是机电结合的仪表，机械方面比不过人家哈工大毕业 的某某某某，电子方面更不上人家清华上工大的某某某某，有个人当面说我托了文革时期工农兵上大学的福。我想自己要在这个科室里呆下去，总得有点特长吧。老 大学生的外语会看不会说写，于是我就从这一门入手，上班路上和回家后晚上捧着英语书默念，一年半后竟然考了张英语专业的大专门凭。于是厂里的技术资料与外商信件来往就由我来做了，夏天家里太热，我常点上蚊香搬张小矮凳坐在门外的大院子里，方板凳当书桌，路灯下俯案到深夜。

1988年，与儿子他父亲分居，不久婚姻正式解体。我与儿子继续留在汽车库。

后来储了点钱，我让人在水泥地上铺了地板，抬高几公分，下面塞满吸水的材料。还重做了家具。

这样的话，遇到发大水的日子，我们大多能够幸免。

再后来，儿子大了，一个人睡一张床，我就睡沙发。那时我已经跳槽到一家英国公司做主管，出差住的都是五星级宾馆。每每下飞机到家，在沙发上睡下，觉得和昨天真是天壤之别。

英国上司来过我家，并不惊讶我的陋室。他很有信心地对我说：Ingrid, you will be very rich, soon.我笑笑，想：rich了又会怎样呢？1994年时节，还没买房的概念。

我就职的英国公司上海代表处办公楼还是很像样的，我喜欢尽量地晚回家。

1996年，儿子去了杭州读大学。有年夏末的周日，又开始下暴雨发大水，邻居们拿起脸盆抗洪救灾，用磋衣板挡住门槛。我家的门槛高，水进不来。但是，我突 然发现，厨房的地砖慢慢地渗出水来-地下水上涨了。我的心一下子乱了起来，万一地下水涨到电源开关的高度怎么办？但是我无能为力。算了，我把门一锁，干脆到办公室干活去了。

不过那时已经好很多了，家中装了空调。冬天我总是把暖气开的很足。冬天的垃圾房也没那么臭。客人来了，说，其实一个人住住也蛮到位的。

我在小三楼的汽车库房经历了人生中最低谷，也经历了幸运的眷顾。一位资深的外企经理做客我家，说：Ingrid，你一定要买房子。

这时，已经是199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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