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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是执政党共犯结构的从犯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中国人民与执政党是何种关系，众说纷纭；笔者另辟蹊径，试以法学上的共犯结构释之；野人献曝，尚期高贤不吝指教。
中国人民与执政党共犯结构的形成，自有其历史原因；回首七十几年前的国（受到美帝支持）共（受到俄帝支持）内战，中国人民于两个恶魔之间毅然选择了共产党；1947年，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主席用一部中国土地法大纲哄骗中国农民卖命，以人海战术打败国民党，入主中南海，成为执政党；继而，执政党及其伟大领袖毛主席再接再厉，又用一部共同纲领哄骗中国的社会精英，海内归心。你可以骂执政党及其伟大领袖毛主席食言自肥，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中国人民“畏威而不怀德（司马光语）”；曾几何时，中国人民自觉自愿地完成了从受骗者变为助纣为虐者的角色转换，心甘情愿地成为执政党共犯结构的从犯。
由于中国人民趋之若鹜的拥戴，执政党党员数目年年激增：1949年为500万，而2021年则为9500万。
七十几年来，执政党的功业、执政党的罪孽，中国人民皆深度参与，无法撇清；毛泽东的两大法宝相信群众相信党，此之谓也。
按照法律，共同犯罪故意，既可以表现为各共同犯罪人都有犯罪的直接故意，也可以表现为各共同犯罪人都有的间接故意，还可以表现为其中一人为直接故意，另一人为间接故意。
按照法律，共同犯罪的犯罪主体的数量要求是必须二个以上；既可以是两个以上的自然人，也可以是两个以上的单位，还可以是自然人和单位共同实施犯罪。
按照法律，所谓共同的犯罪行为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指向同一犯罪事实、互相联系、相互配合，形成一个与犯罪结果有因果关系的有机整体。每一个犯罪人的犯罪行为，都是共同犯罪的有机组成部分。
按照法律，共同犯罪行为表现为四种方式：实行行为、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无论是哪种分工，只影响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大小，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共同犯罪行为，可以是共同的作为，也可以是共同的不作为；还可以是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
而百度对共犯结构的解释是，当有不义、不平、不仁之事在你面前发生，而你装成没看见，你就是在默许，共同犯科。
窃以为，七十几年来，中国人民与执政党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上述共犯结构的法律要件。
1949年后，中国人民被执政党残暴的统治手段彻底降服，摇尾听命于执政党，俯首帖耳，狼狈为奸。
查执政党及其伟大领袖毛主席于1949年后发动的历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国人民都是狂热的参与者或曰帮凶；看看打击面相当宽广的十年文革，毛泽东林彪四人帮并不曾提倡打人杀人；相反，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决定即16条，明文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屡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反复强调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云云；然而，中国人民却趁动乱之机将人性恶发挥得登峰造极，所谓革命群众无恶不作！
进入新世纪，执政党空口说白话加入世贸组织，利用体制优势（低人权、低福利、污染环境、无视知识产权等等）成为世界工厂，于全球市场释放了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将美欧中低端产业全部击败甚至消灭。中国人民得以大面积脱贫。
当年大陆人多么穷，而今大陆人多么富，这一切皆拜执政党所赐；我愿举几个切身的例子说明问题：
例一：文革后期，我的铁哥们、高级民主人士甘祠森之子甘恢理，打算撮合我和高级民主人士蒋光鼐（纺织部部长）的千金；他诱惑地说：蒋部长家每天饭后都吃冰淇淋，能够保持这样生活水平的人家，全北京只有百十户。
当今，就连大陆的叫花子也不稀罕冰激凌了，谁还会用冰激凌作为找对象的砝码呢。
例二：1986年夏，我陪同母亲赴哈佛讲学；有一天母亲在校园散步回来说：刚才我碰见几个不认识的大陆留学生，他们说伯母我们要去新罕布什尔玩，您跟我们一起去吧。这些年轻人对老人真好。我苦笑道：他们带你去是要增加一个人分摊汽油费关卡费，与敬老尊贤无关。有的大陆留学生是苦哈哈的农村娃，每个月都要给国内寄钱，不能不斤斤计较。
而今，中国大陆留学生出手之阔绰，举世惊叹。
例三：六四后，我曾帮助中国某某代表团的一个青年女团员脱队出逃（请看拙作我的六四艳遇及善举）；我带她去好帮手职业介绍所谋职，老板是个身有残疾的台湾女人；她说很多大陆人怀揣好帮手的广告，一下飞机就打电话找黑工，否则寸步难行。
而今，中国大陆人是广受欢迎的高消费群体。
执政党使中国强大了，海内外华人包括笔者这个右派分子与有荣焉；三十几年前，我在纽约华人报馆混饭；一位会说中文的美国女记者给我看过一个文件：1986年，美国军舰访问青岛，舰方给水兵制定了行为守则，其中有一条是要尊重中国习俗，不得与中国妇女随意调笑。
而我们都知道，1949年之前，美国大兵在中国大陆就像在家庭舞会一样随便；如果当年就有这样的行为守则，何来沈崇案件呢。
执政党使中国人民过上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的生活，而中国人民则自觉地向执政党让渡自己的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主从双方配合默契，心照不宣。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韩非子难势篇有言：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
这就是说，龙蛇之所以能够飞腾，必须借助于云和雾；中国经济的起飞也借助于时与势，而现在这些客观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故中国经济的荣景不继。
中国人民的苦日子不远了；敢问中国人民何以自处？
文革后期，我经常探望一位前辈，他是文革前国务院某部委的副部长，由于错过了最后一班车（被周恩来解放并委任新职），赋闲在家，牢骚满腹；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革命革了一辈子革成了黑帮。我则微笑着对前辈说：您就想开一点吧；既然老人家能够把您从土匪变成副部长，自然也能把您从副部长变成黑帮！
同样道理，既然执政党能够把中国人民从赤贫变为小康，自然也可以把中国人民从小康再度变为赤贫。
谨此重申：中国人民与执政党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共犯结构；当执政党拿出肉的时候，中国人民可以吃肉；当执政党拿出草的时候，中国人民只能吃草！
别忘了，2012年，美国政坛巫婆希拉里曾经发出阴森森的预言：20年后，中国将成为贫穷国家。
届时，即便执政党端出砒霜，中国人民也只能含泪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