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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傻如颠誓愿深，
无师无我却修真，
蒋公仰慕冯公敬，
惟有山东武圣人。
十年前夏天的一个下午，百无聊赖之际，我借了本杂志消遣，不料其中的一篇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直到最后感动得内牛满面。这篇文章就是当年冯玉祥所写的《武训传》，据说冯最最仰慕的就是武训。后来有了电脑，想在网上搜到这篇文章再次阅读，却未能找到，只好凭着回忆并参考其它资料，重新给大家写一篇武训传，介绍一下武训的一生。
武训，1838年生于山东堂邑一户赤贫人家，本无名，因排行而被人称为武七。8岁父亡，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9岁开始到处要饭。17岁给人打工，21岁时，雇主欺他不识字，不仅赖掉他三年工钱，反而造假帐诬他“诈赖”，将他吊起来毒打，再赶出家门。武七一头栽倒在一座破庙里，昏睡了三日。三天之后，他起来了，他并没有忧愤而死，但精神上反而好象有点问题了，开始手舞足蹈地到处要饭，做零工。奇怪的是，这么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经过三天的昏睡，居然一下子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整日嚷嚷着他的誓愿：“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声称要让读不起书的孩子都能读上书，面对别人的嘲笑、戏弄、拳打脚踢，他总能编出类似的歌词来应付。乡邻以为他害了什么“义学症”，就又把“义学症”作为他的浑号，他无动于衷：“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于是他孤身一人三十多年来手拿铜勺，肩背褡袋，衣不遮体，边走边唱，“且佣且乞”，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每天，他将讨得的较好衣食卖掉换钱，而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芋尾等，实在没吃的，连砖头也啃，连瓦片也吃，边吃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饭，修个义学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钱，修个义学不费难。”在行乞的同时，他还拣收破烂、织麻缠线，边织麻边唱道：“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他还给人打短工，能随时编出歌谣唱给主人听，以讨别人欢欣给两个赏钱。他把自己当驴给人家推磨拉碾时，就高高兴兴地学着牲口的叫声唱道：“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他把自己当马给人家的小孩骑时，边爬边唱：“爬一遭，一吊钱，爬十遭，十吊钱，修个义学不费难。”，“我要饭你行善，修个义学你看看。”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把钱攒起来。
他常采用哗众的方式乞讨，不惜出奇作怪。他把大辫子剪掉，只留一小撮头发，结成小辫，作出很滑稽的样子拿大顶、学蝎子爬、打车轮，给富人子弟做马骑。为引逗恶少们的兴趣，人家叫他吃蝎子、蛇、砖瓦、喝脏水，他照吃不误。为了积攒钱，武七到处吆喝着出卖苦力：“除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农活、杂耍、手艺、推磨、推碾、割麦、浇园、挑担、拉车、纺线、竖鼎、做马骑、吃蛇蝎、捻线头、轧棉花、做媒红、给农民小额贷款买地买牛……就这样，他积累的钱越来越多，无处存放，结果积来的钱被黑心的姐夫骗去。等他以后再讨到钱，就打听当地可以信任的仕绅，跪求那些住在深宅大院里的有信誉举人、进士，求他们帮自己保管那些钱。
他从不违背自己的誓言把钱拿去照顾自己的亲友，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他毫不理会，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但看似无情，却极有情，他放下的是亲情，遵循的却是乐善好施的理。乡亲真有困难他照样不惜把自己的血汗钱拿出来资助，38岁那年，鲁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处有人饿死，他就买了四十担红高粱，托绅士替他办理赈济灾民的工作。又如农民张春和外出十年没有音讯，生死下落不明，家里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妇张陈氏做针线活或要饭来维持，武七听说后，就送给她们十亩地。而他对自己却连娶老婆的钱也不肯花，有媒婆看他只有进的钱，自己从来不花，认为他存钱为娶媳妇，想给他介绍个对象，他问娶老婆有啥好处？媒婆说：“娶老婆好处太多了，可以陪你说话，可以帮你做家务，可以给你暖脚。”他又问娶老婆会不会花掉钱？媒婆说，是得办几桌酒席，还得谢谢我这个媒人几吊钱。他听了马上就不愿意了，说还是一个人过好，不要老婆了。媒婆问：“你这吝啬鬼，不讨老婆存那么多钱干什么？”他说“为了办义学让孩子们能读圣贤书”，媒婆又问：“读圣贤书有什么好？”武七回答：“人不读圣贤书就容易去做坏事，读了圣贤书，就懂做人的道理了。”
武七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一生不娶妻、不置家。有人劝他娶妻，他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到了他五十三岁名气很响的时候，堂邑县知县劝他完婚，以安度晚年。他听后唱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取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完全放下了对亲情爱情的执着，这才是真的无私。
同治七年（1868），武七将分家所得的3亩地变卖，加上历年行乞积蓄，共210余吊，悉交人代存生息，而后置田收租。他唱道：“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光绪十二年（1886），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四年（1888），花钱4000余吊，在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每逢开学，武七先拜教师，次拜学生。设宴招待教师，而自己却站在门外，给人磕头致谢。他说：“我不敢同老师和诸位先生们坐在一起，我站在门外，觉得心安，觉得快乐。”等别人吃完，自己再进去吃些剩羹残渣。
武七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和经营所得，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800万至1000万元，千万富翁啊。要是现在有的人，要有了这笔钱，肯定立即过上老太爷的生活，和街上一伙地痞流氓日嫖夜赌吞云吐雾，还要娶几房小老婆来满足自己的淫欲，今天要吃“帝王宴”，明天要坐“贵族车”，把自己孩子送到美国去念哈佛，自己再捐个官来光宗耀祖，有权有势起来，再也不会有人看不起他，绝不可能去把那么多素不相识的孩子送进课堂，自己至死都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
而武七总共兴办了三所学校，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事的塾师，叩跪感谢；有塾师中午贪睡，误了上课时间，他就一直跪在床前，等教师自己醒来后惭愧不已，从此再无敢教师误时了。对于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也下跪大哭着劝道：“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我没机会上学读圣贤书，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就这样白白耽误了一生，你有圣贤书读，为什么不去读呢？”在这样的感召下，师生无不严守校规，努力上进。相比之下，我们现在有些“心为物役”的所谓的校长，不仅要把孩子从学校里骗出来去搞什么充满低级趣味的“选秀”、“超级男声”、“超级女声”，还欣欣然教导孩子从小学会以作弊的方式搞“拉票”、“证实自己”的本事，与之对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为自己的误人害己的行为感到一丝汗颜呢？毕竟现在的校长们自己也是没读过圣贤书的“野人”，虽然现在学校教的什么数理化、政治、外语一类的技术课程无法和圣贤书相比，但这么做也是不对的。
武七作为三所学校的创始人、“董事长”，却不肯占用学校一间房，依旧过着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活，到处去要饭。学生们劝他别再要饭了。他说：“我办义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完全为了使我们这群穷孩子们有机会念书！我过的生活自己并不觉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逢年过节学校打牙祭，他作为“董事长”自然跟学生们一样分得馍馍和大锅菜，仍舍不得吃，跑到庄外的砖窖上换了几块新砖或几个钱回来献给学校，自己仍吃些残菜剩饭。
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厉行的人格力量迟早要进入社会的核心层面。这样一个最底层的中国人三十年来做着孔子、墨子的事业，那种力行示范不仅得到了乡邻们的承认，也最终获得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尊重同情。在这样的人物事迹面前，任何有心人都是富有成效的传媒，迅速地让他进入全社会的视野中去。有人把他的事迹呈报给知县郭春煦，郭大为惊奇，到义学视察，对武七崇仰不已，不仅赠银十两，而且把他的事迹转陈山东巡抚请予嘉奖。
山东省巡抚张曜知道后，邀见武七，按我们现在人的想法，去见首长一定得军装笔挺、军靴锃亮、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见到首长，脚后跟“啪”的一个立正，行个军礼：“嗨依！Hitel！”，然后说几句准备好了的拜年话，而武七眼里根本没有官民之分贵贱之别，照样大大咧咧地去见巡抚。张曜见他疯疯颠颠的样子，以为他害过什么重病，他说：“我不疯，我不病，一心只害义学症。”张曜又见武七谈话时魂不守舍，手里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才明白武七边和他谈话，边不断地捻着线头，准备捻好了去换两小钱呢。张巡抚大为感动，助他二百两银子作为义学的基金，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并给武七赐名“训”。
武训的绝世奇行被张曜转奏朝廷，轰动朝野，虽然当时清廷自己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 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授以武训“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武训并不因为“国家”给了自己这些荣誉称号，就觉得高人一等而到处炫耀，相反仍一心一意从事义学事业，继续过着从前一样的生活，在他58岁成立第三所义学那年后，终于积劳成疾，得了重病，而他作为“董事长”，只是躺在学校屋檐下边休息，最初几天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每天只喝几口开水，但只要听见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他那病弱的脸上就有着无限愉快的神情。他舍不得花钱看医生，自己从坍塌的房屋中拣了几颗发霉的药丸吃，结果中了毒。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武训含笑离开了世界，享年59岁。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据说当时即有人相互低声议论：“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很多人的“正确认识”只是被掩埋了起来而已，所以会做错事，一旦受到感召，“正确的认识”就会破土而出，武训就感化了无数的中国人。段承泽本来是一个军人，曾在孙传芳手下当过师长、副军长等职。1927年，当他驻军泰安的时候，听到朋友们谈起武训的故事，深受震动，当时立定了“退赃赎罪”的志愿，决心将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1930年，河北河南闹水灾，段将军把灾民移殖到包头，依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集体生活和集体生产，以期造成共同劳动平等享受的新社会。1933年又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创造新农村，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1950年代以前，武训的兴学事迹还被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直呼武训为“武圣人”，在国外，武训被称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洋人对孔子的态度是尊敬，而对武训是恐惧，武训乞讨办“义学”的故事传入英租界。英总督感到了一阵阵从未有过的恐惧和震撼。他重新审视了一番世界地图，仰视着这只昂首挺胸的“雄鸡”，喃喃自语道：他使我看到了一个不死的民族！我们永远不可能战胜它！是的，只要有这样的义人存在，中华文化就不会亡，中华文明就不会有绝期。
蒋介石说武训“独行空前”，汪精卫说：“廉顽立懦！”于右任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蔡元培说“武训先生提醒我们我国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段祺瑞说：“丐金以兴学难于舍身以卫国是游侠传之，雄而非卑田院之客亿万斯年式以民德”，冯玉祥说：“特立独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杨虎城说：“风兴百代”，张学良说他“行兼孔墨”。
这个圣者，拒绝了尘世和未来的一切物欲享受：“有你们人世的筵宴口腹之欲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天堂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这个圣徒的精神有如另外一个圣雄，将会让后人长久地惊奇，如爱因斯坦说：“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让更多的人从他的故事里读懂的并不只是如何做一个“善人”，而是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在一片赞誉声中，甚至在最残暴最腐朽的满清朝廷都能分得清对错的事情上，惟有来自湖南的一个辣伢子对武训深恶痛绝，他嬉笑怒骂地挖苦道：“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并大骂武训是：“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
按照这种逻辑，武训该他把那些乞讨得来的钱吃喝嫖赌挥霍掉，成为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才算是辣伢子所说的好人？按照这种逻辑，在教育已经产业化而很多学生和家庭必须面对“高额学费”、“家教”、“贫困生”、“教师工资”、“失业大学生”的今天，在人们多在抱怨自己一年不吃不喝难以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时，是不是我们应该停止自欺欺人的“希望工程”，停止对失学儿童们的资助？是不是该按照辣伢子说的去“触动触动”下“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几根毫毛”？
1951年，在辣伢子定了调之后，多少丑恶的灵魂一夜间便马上见风使舵掉转枪口，也跟着批判武训，小将们疯狂地跑到山东掘了武训的墓，把武训挫骨扬灰。直到三十年后，武训才被人们小心翼翼地想起，今天我权且借胡乔木1985年说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的这种批判是非常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认为基本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