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杜月笙的1931 　（7）

像杜月笙那样生活
　　
　　 杜月笙过着日进斗金的生活，也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

　　 1931年杜氏家祠开祠典礼，是百年来上海空前绝后的奢侈典礼，也是杜月笙豪奢作风的经典写照。杜月笙花钱真的做到了“如流水”，若不信，且来看杜月笙在春节发压岁钱的场面。

　　 每到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通商银行的帐房田洪元就给他预备“红包”两千个，每个两块钱，这是给一般司机，仆役和巡捕等等人的，另外，还预备好两百个金“四开”（金币），是给朋友、徒弟们带同前来拜年的小孩子们的；还打了五十个金洋钿，这是专给干儿子、干孙子们的。除夕之夜，杜洗好澡，一切准备齐全了，第二天早晨起，就门庭若市，一批批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各色人等都有，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躬作揖的。大概坐汽车来的，每一汽车连保镖都要打发三四个“红包”。发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时来了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来了！”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没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就走了。还有一些小流氓地痞，新年也来成群结队地拜年，也是每人给一个红包，大概不到年初三，两千个红包就发完了，总是还要叫田洪元补送八百来个，才能应付得了。杜自己也要出去拜年，第一处总是先到钧培里黄金荣处，第二处是到他的老头子陈世昌处，其他地方只投一个拜年名片。黄金荣处他每年年关总得孝敬上万元，陈世昌处“规格”也差不离。

　　 粗粗一算，他过年的压岁钱每年就要花好几万元。一年总共要花多少？这个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人说，除掉他大笔额外的应酬外，向各省军阀政要等送礼不算，单单他公馆的开支，每年就不会少于二百万元！

　　 他的钱从哪里来？第一当然是做鸦片生意，这是他起家的行当，也是他聚财的聚宝盆。三鑫公司每年的利润，估计有好几千万元，杜月笙当然抽大头。

　　 另外，开赌场也是他的一大财源。他自己不出面，让杜门大将顾嘉棠“抱台脚”，他的开山门弟子、号称“宣统皇帝”的江肇铭（因为他的确长得像宣统皇帝）等充当管事。

　　 再次就是包揽诉讼、绑票勒索。成名以后，这些属于“下三滥”事他当然绝对不“沾手”了。但不沾手并不是说他不从中赚钱。这些包揽诉讼的人，每得一笔钱照例都得孝敬杜月笙一笔，否则在上海滩“罩不住”。上海滩上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是杜月笙的座上客，但他每打一笔官司，如果是得了不义之财，肯定得和杜月笙分成。据熟知内情的人说，大概八万元的律师费，得有两万元进了杜月笙的公馆。当然，杜月笙会“返利”回去——过年过节，对章士钊这些门客兼智囊，总有一笔不菲的厚礼。

　　 杜月笙敲竹杠很有技巧，体现了上海人典型的精明和雅致。1930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各界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当时轮船业中有个华新公司是富翁黄振东的独资企业，一向与日本的轮船公司山下株式会社有业务往来。华新公司从海外运糖进口，他们的货物来源既有东南亚的，也有日本的。当时的抵制日货，雷厉风行，有被查处贩卖日货的，要被戴高帽子，牵着游街，一般没有靠山商人吓破了胆。这种场合，就给了杜月笙等人敲竹杠的机会，陈群和杨虎扮黑脸，杜月笙扮白脸，只要碰到了对象，总由杜月笙出来说情了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被敲诈的对象感激不尽。有一次“经济绝交大同盟”召集商人开会，黄振东也是被召之人，被召去的人都要在会上表明心迹，黄振东表明：“本公司从来没有贩运过日本糖，今后也绝不贩卖日本糖。”话刚说完，便有华新公司的职工当场捡出帐册单据，揭露黄贩运日本糖。证据确凿，黄振东被当场扣押，场面非常紧张。于是黄的家属如热锅上的蚂蚁，连忙走通黄的结拜兄弟杨管北的路子来求杜月笙（杨是杜门“三杨开泰”的三杨之一），结果由黄振东捐助四十万元，杜月笙保释了黄振东。

　　 在黄振东的心目中，杜月笙是天大的恩人，救了他的命，保全了他的财产，由于黄振东的生意几乎全靠着和日本山下株式会社的往来，所以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干脆拜杜为师傅。当杜月笙的祠堂开祠的时候，黄振东还特别以十万元的代价，在江南造船厂定制了一艘华贵的游艇，定名“月宝号”，专供杜月笙游览浦江之用。黄振东哪知道，他的商务往来秘密，完全是他的结拜兄弟杨管北泄漏出来的。杜月笙出来为这些破坏抵制日货规则的商人担保之后，他们以后肯定可以继续和日本做生意，但别人若也来敲竹杠的话，就揽不下这活。经济绝交大同盟的尹志衡向别人敲竹杠，结果被警备司令杨虎枪决了。

　　 他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兄弟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哪一路人干的，只要他“闲话一句”便可让人平安无事，但他却从来不肯轻易答应做这种事。一方面是不愿得罪那些亡命之徒，怕别人以后对他不利，另一方面也是害怕别人说他与匪徒勾结，影响自己名誉。但也有破例，有次法国领事馆的范尔迪先生携其女友（一位中国美人）去太湖游玩，结果被太湖水贼绑了票，法国领事馆大为慌张，他们知道杜月笙势力强大，连忙和杜月笙商量，让他去解救人质，杜月笙二话不说，去到太湖山寨，和山头老大一番交涉，分文不费把这对同命鸳鸯毫发不损地带了回来。法国领事馆对杜的本事刮目相看，非常赞赏。最重要的，这位范尔迪先生，在法租界服务有年，后来竟升任法租界领事，和杜月笙好得简直可以穿一条裤子。不过，杜月笙很少为绑票、勒索之事出头“讲斤头”，也许是因为这些“绑爷”有不少厉害脚色是他的门生吧。

　　 到他成为立足于工商、金融的实业界巨头以后，财源就更广了。全盛时期，杜月笙担任着企业、工厂、单位的董事长名义的，就有五十六个，加上其余常务董事、董事、理事等等，更为可观，初步统计，他叫得上号的本兼各职（当然是正副职务）一共达到一百三十余个！就靠这些职位，他也进帐不少，一个董事长，平均至少要得一千元薪金或车马费之类，还有其他干股的红利等等受辱，算算这笔帐，他每月就要收进一二十万元。

　　 杜月笙的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开。每次他要出去应酬，田洪元先把一叠庄票塞他袋子；里。譬如他到沙逊的华懋饭店吃饭，临走时就掏出几张庄票来分给侍役、电梯司机、看门巡丁等。一班卸任的官员临走时，总要到杜处辞行。杜一听到“某某局长看你”，就从抽屉里抽出庄票，袖着去会客。多则万元，少则三、物千元，看来人的声望、地位与和他的情谊厚薄而定，杜对来人婉转其辞，作为程仪致送。

　　 杜月笙是个挥金如土之人，他肯用钱去收买人心，会用钱去除难排纷。他每年要花一大笔钱买药到高桥故乡去施舍，冬天，则买棉衣去发放。夏天免费施送些“施德之痧药水”，还通过慈善团体施舍棺木。另外，他还在家门口给一些向他求告的人一点施舍，凡是来求告的，都要经万墨林等盘问属实，然后发给一个卡，凭卡可以到他指定的钱庄去拿几块钱，或者到菜市街协仁祥衣店去领一件棉袄裤或棉被。

　　 上海那时候有许多慈善家，其中真正肯花钱的却以不愿露脸出名的居多。他们露财之后，既怕绑票，又怕敲诈，谁也不愿花了钱反而自找苦吃。正是由于人们普遍存在这怕露财的心理，就给杜月笙这一类慈善家留下大大露脸的机会——他不怕露财，不怕出名，因为，上海滩谁敢来动他的歪心思？1931年国内的水灾严重，地区广，他便在各省水灾赈济会上大出风头，博得声誉上的转变。当年北洋政界的下野名流如许世英、王正廷、关炯之等，上海工商界的虞洽卿、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等人，都参加慈善事业，但他们如众星拱月似的围着杜月笙办事，杜月笙的姓名从此就和这些出身绅商的名流联系起来，鸣谢“大善士杜月笙”的广告不时在报纸上大幅出现。这就是杜月笙造成声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鑫公司发的是什么财，上海的三尺童子都耳熟能详，于是多少人垂涎、觊觎。为了填平这些人的欲望，杜月笙便借助于手中的银钱。他将三鑫公司的钞票撒向四面八方。在他公司里“吃俸禄”的人士中，有：一、手中握有大权力者；二、各衙门中与之有关的部门，许多中西探长、探目，逢年过节，他都要送一笔厚礼，动辄一两千元；三、新闻界人士；四、帮会首领；五、各路朋友；六、可能铤而走险，对公司构成威胁者；七、旧日友好。这些人，杜月笙无一不送一份“俸禄”，这叫“破财消灾”或“广结善缘”。杜月笙和黄金荣、张啸林不同。当时，上海滩上流传着这么几句评语：“黄金荣爱钱，张啸林爱打架，杜月笙则会做人。”那些直接为三鑫公司效力的人，从淞沪镇守使到各级衙门，每一个人，按照盈余数字，分派好“红利”、“俸禄”标准，一年三节，届期结帐。于是达官贵人、地痞流氓、巡捕军警、散兵游勇，人人都得好处，个个皆为他卖命效力。

　　 在重庆的时候，一次，范绍增约杜月笙到自己的公馆里去搓麻将，一夜“长城”砌下来，范绍增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绍增在银行的存款，将空了一大半。他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瘾的杜月笙。杜月笙接过，笑着说：“玩玩吗？老兄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说完，就把支票放在烟灯上烧了。还有一次，杜月笙和川帮的一个大财阀一起打牌，一夜酣战，那位财阀输了二三百万。支票递到杜月笙手中，杜月笙连声说：“笑话，笑话！”随手就撕成碎片。与之相比，同为三大闻人之一的黄金荣之作风，就显得有如小丑了。黄以势利眼待人，敬客的香烟是分等级的：普通客人奉以大前门，中等客人奉敬白锡包，上等客人则为茄力克，再高级一些的，就以尚好大土供给。对于子弟也是如此：身价较低的门生，见面点一下头，就算敷衍过去了，对于地位高势力大的门生，才显得亲近一些。

　　 从上面杜月笙的“关系户”之广，可见他手面很宽，非常注意利用送礼来出风头和拉拢人。他送礼送得也很文雅，让人看不出粗俗的痕迹，决不效“范进中举”之后胡屠户送上一堆肥腻腻猪大肠一般地显山露水。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时，他立刻表示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了上海飞行社。后来孙桐萱的兄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他又买了一架飞机送给他。在当时，送人飞机还是很希罕的事，所以这事一下子成为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杜月笙又风光了一把。他送给人的飞机，命名为“月文号”和“月辉号”，大概寓意自己翱翔九天、青云直上的意思吧？其他象送人汽车、小老婆，更是平常事，不少党国要员在上海公馆里用的汽车都是他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他也送汽车等物。
　　
　　 杜月笙是个“文雅”的人。这一点从他的外貌、风度就看得出来。

　　 “他身形瘦削，溜肩膀，两只长胳臂毫无目的地摆动着。身子上穿着一袭弄脏了有污点的蓝长袍；一双平脚踏着双邋遢的旧便鞋，没有下巴颌，不过耳朵倒挺大，象蝙蝠的耳朵，两片冷酷残忍的嘴唇中间露出一排大黄牙，完全是一副吸毒者的病态。。。。他拖着脚步走过来，不时无精打采地左右转动头，看看是否有人跟在后面。、、、他把一只毫无生气的冷冰冰的手伸给我。这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有五个沾满鸦片烟迹的两英寸长的灰爪子。”这是 46岁的杜月笙，在一位外国女记者笔下的杜公馆的主人。不过这位女士也许是对有关杜月笙“残忍”的故事听得多了，初次一见到杜月笙，居然看到了他“两片冷酷残忍的嘴唇”。其实，从面子上看，绝对看不出杜月笙是个“冷酷残酷”的人。

　　 杜月笙平日不发病时脾气很不错，对待左右，不打不骂。他与万墨林、郁咏馥（为杜烧鸦片烟的随从）三人，在没有外客时，大家海阔天空，乱拉乱扯。杜市面做得很大，交游广阔，一天到晚，应酬极忙。有人说他烟铺上挂有一块水牌，开列着一天中该区应酬的人家。其实水牌是不挂的，每天由帐房把接到的请柬帖子排一排队，按着主人的地位与情面大小，分别轻重先后，列成一表，给杜过目后，通知司机、保镖等人，照单行事。

　　 杜会客时，先是侧耳倾听对方的话，等到人家讲完，才沉思一下，启口缓缓说上几句。妙在要言不繁，语中肯綮，叫听着动容。有人说他福至心灵，其实这是他做人的诀窍之一。他本来胸无点墨，说话不会有什么文绉绉精彩之处，而且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所以事到临头，他只拣自己想明白的说几句，说在要害出，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大家都知道杜月笙不说则已，一说必有道理。

　　 当他在社会上渐渐有了点名声后，为了想与所谓上流人物打交道，过去那种歪戴帽子、卷起袖口，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不得不改变一下，而装成文质彬彬的样子。为了学绅士模样，他很是下过一番功夫，最初很不习惯，以后他在任何公共场合露面，甚至大热天在家里见客，都是穿起长衫，去见有地位的人，还得罩上马褂。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也这么打扮。

　　 他说话一向不急躁，以后更装得斯斯文文，在公开场合和交情不够的客人面前，他是不随便多讲话的，以免露出马脚。故初次和他见面又不了解他出身的人，是一下子识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的。

　　 自从杜月笙当了几十上百家企业的董事长以后，对自己的姓名杜镛两字，早晚勤练，居然写得笔笔着实，象模象样。签名签得多了。格外熟练，倒也有飞舞动人之势。他这文雅的名字杜镛还有个来历。

　　这个名字是民国伟人、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给他起的。杜月笙怎么和章太炎攀上交情的？有人说章先生晚年索居苏州，虽名声在外，但经济上并不宽裕。某回，章的侄儿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葛，就求助于章太炎。章太炎在当时虽只是一搦管书生，但因为是革命元勋，毕竟也有些影响。可他所擅长者也不过是在文坛舞墨、学界耍刀，要他“春秋折狱”或许他还能稍尽绵薄，要办这种“缠讼”的事情，只好徒呼奈何。他情急之际便修书一封致杜月笙，恳请其援手。杜阅信后大喜，顿生“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豪迈，不仅鼎力相助，搞定此事，还趁机亲赴苏州，登门拜访，向章“汇报”此事经过，末了在茶几下放一两千元的银票，算是孝敬。章老先生自感佩不已，对杜的热肠侠义大加赞赏。此后杜“孝敬”不断，见面礼越来越重。两人的关系也日益“铁”了起来。对于这一章、杜订交的缘由，章氏的后人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无中生有，因为章氏根本就没有什么与人争房产的侄子。但章太炎后来不惜一代朴学大师的身份，亲自为杜月笙修订家谱，这件事也足以证明两人非泛泛之交，至于两人缘何结识，倒并不重要。

　　 有一次，杜月笙和章太炎座谈，不知怎么说到了杜月笙的名字（其时杜月笙还没有改名，还叫“杜月生”）。章太炎谈锋正健，说君家这姓还有些来历，只这名字有些不够雅致。杜月笙不以为意，反而趁势很诚恳地请章氏为他重新起个名字。章太炎对所有经书典籍都烂熟于心，念头一转，马上接口说：“东方之乐曰笙。《周礼•春官•眠瞭》上说：“凡乐事，播镛，击颂磬、笙磬”。郑玄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然后，章太炎很得意地说：“杜先生，您的大名应该叫‘镛’，再在您的‘生’字上加个“竹”字头，月笙作号。这样，一面保存了乳名的原音，一面又寓有发扬光大的意味，典雅不俗。您看看可好？”杜月笙一听，喜得合不拢嘴，连声说好。这个名字，的确无懈可击，既典雅庄重，又渊源古拙，还切合杜月笙的出生来历，没有比这更妙的了！从此以后，凡是公开正式场合，他都用“杜镛”两字签名。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法租界当局公布华董的名字，写的便是“杜镛”。不过，私人用章，仍是“月生”，因为他身边常挂着一颗黄金小图章，长度不满半英寸，镌着“月生”两字。

　　 他这个名字到了他举办恒社的时候，又派上用场了。

　　 1932年11月，杜月笙在陆京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补委员）等人的策划下成立了恒社，这是一个俱乐部形势的帮会组织。会元平时在俱乐部（有固定会址场地）聚会，吃喝玩乐、聚谈商议，来的人都是杜月笙的门徒。之所以成立这个组织，是因为杜月笙觉得，青帮“开香堂”收徒弟的一套传统方式，已经不适应广收海内“英雄”的需要，也限制各式“英雄”投奔门下了。他在此之前收徒弟，已经改变了很多原来青帮收徒的“繁文缛节”，但他觉得要笼络一批有地位、有知识的心腹，光用青帮还吸引不了人。

　　 恒，是取义于古书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隐隐含有以杜月笙为中心，也以他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典范”的意思。社名则是陈群给起的。另外还制定了一个社徽，中间是一个斜月和一个大笙，四周有十几个繁星环绕，“众星拱月”的含义就更清楚了。陆京士、洪雁宾（宁波实业银行经理）、周孝伯（律师）、蔡福棠（长丰地产公司）等人任该社常务理事，唐世昌（《申报》编辑）等为该社候补常务理事。构成杜月笙不断增长的权势力量的网络的各种线索，就汇聚在1932年11月成立的恒社中。恒社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其成员的大门并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开放，仅限于有社会地位的人。在1933年2月至1937年5月四年间，会员增加了四倍多，由130人到564人。在已有较详细名单的402人中，多数为商人和实业家，占54％；其次是政客和政府官员，占24％；再次就是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教师等等），占13％；数量最少的是工会（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工会）领导人，占6％；还有军官，占3％。

　　 恒社重要人物陆京士在恒社3周年纪念会议的演讲中，强调了恒社作为杜月笙私人组织的性质，他说，恒社只有一个领导人、一个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恒社成员必须为杜先生效犬马之劳。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恒社，因为它和上海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客、政府官员的联系，成了上海青帮中最有势力的私人组织。

　　 从恒社成立到1951年8月他死为止，杜月笙心目中认为最得力，可以重用，可以托以大事的徒弟，是陆京士。早年，陈立夫曾对人说，陆京士的忠于杜月笙，超过忠于国民党，这也可见陆对杜的态度和关系。所以，杜对陆言听计从，所有恒社的主要社务活动，重大决定，都是由陆参加的。杜临终前，电召陆京士到港面诀，他临终电召的门人只此一人。

　　 这个恒社，就是杜月笙一帮门徒寻欢作乐的场所。后来因为来的人品位杂陈，有的公然召妓，影响很坏，所以爱惜名誉的杜月笙就很少涉足这个场所了。这样秘密封闭的地方他都嫌玩得不放心，那他平时都在什么地方玩乐？

　　 说起来他的日常娱乐，他酒喝得不多，赌则是生平最喜欢的娱乐了，但他自以为有了身份了，不再和徒子徒孙们一起赌，也不在公开的赌场里赌。而是在自家公馆里召集朋友聚赌，这样外面的人就管不到了。

　　 杜月笙对跳舞兴趣不大，比不得虞洽卿、王晓籁和张啸林这些大亨乐此不疲。但杜是京剧票友，尤其喜唱《黄鹤楼》中的赵云，《落马湖》里的黄天霸等脚色。郑家木桥律和票房彩排时，他总要搭一脚，露露脸。逢到救济义演，有人去请他登台，他高兴时，也不推卸。有一次，闸北的王彬彦为慈善义演请杜去帮忙，每票售至五十元。有人说：“花五十元钱看杜月笙唱戏，其实不贵。他唱的戏在内行看来，固然不大象样，但他行头漂亮，在台上那一副做工与唱腔，看了管你笑痛肚皮，真不止值五十元钱哩！”

　　 1947年是杜月笙60大寿。杜和京剧界的关系一向很好，就于春季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唱戏两天祝寿，一时名角云集，轰动全国。一来到上海就给了杜月笙一个下马威的宣铁吾是个京戏迷，只要名角，无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剧演员。遇到这样的盛会，宣怎么肯放过？但杜月笙请他，他又不肯去。杜当然发了请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开出席，这个座位就只能空着。但宣却另外在第六七排搞到一张招待券，微服改装，扮成一个商人，悄然前往。所有军宪、特务和杜门子弟，竟然没有一个认得出是“宣司令”。（那两天演戏，宪兵从傍晚起就将南京路到北京路这一段封锁，只凭请柬入内）。中国大戏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旧戏院，当第一天的《龙凤呈祥》演到一半时，圆顶上竟掉下来一大块石灰，正好落在宣铁吾面前的座背上。这一 来，全场目光，顿时扫向宣铁吾，宣一时窘迫万状，唯恐被人识破真相，下不了台，于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门口，杜门子弟才认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追赶，连在场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无法可想。事后，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为宣铁吾设宴压惊，但都遭到宣的拒绝。

　　 有一次杜月笙出面募捐赈济水灾，举办赈灾义演，他和张啸林、王晓籁等人也登台客串，以资号召。他扮演黄天霸，张扮演窦尔墩。他刚一出场，就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平日虽爱听京戏，小老婆姚玉兰又是名演员，长年还和一些京剧泰斗有往来，可是他自己却唱得非常蹩脚。张啸林刚一开口，假牙一下滑出来。他慌忙拾起，台下一阵狂笑，张连唱词都忘记了。金少山在马门边一看不妙，便急中生智，忙捧着一把茶壶给张送水，把唱词念给他听，这时台下有人在发牢骚说俏皮话了，还有人大声在叫：“梅兰芳的票才卖五元，‘莱阳梨’卖十元还这么开玩笑！”他的手下一听，抓起说这些话的人就痛殴起来。台上倒没有开打，台下却真的动起武来，打成一片了。

　　 杜月笙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不止是因为他娶了姚玉兰，还因为他后来又娶了京剧界中最为著名的女老生、京剧中余派的唯一真传弟子孟小冬，这是让旧上海人热羡不已的一件轶事。这件事颇为轰动，甚至几十年后还有人津津乐道，因为杜和孟，都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孟小冬曾经是梅兰芳没有上堂的夫人，而梅兰芳也是杜月笙的座上宾，关系非常密切。她比梅兰芳小13岁，祖父孟七是与谭鑫培同时代的著名文武老生兼武净演员，后从北方迁至上海。父亲孟鸿群工文武老生，她生在上海，受家庭熏陶，自小喜好唱戏，父亲看准她的天赋，打小就让她拜师学艺。她因聪慧，又下过苦功，年仅7岁就两次搭班去无锡演出。14岁时在上海乾坤大剧场演出。这期间，她不但应工老生，连武生也唱。18岁到北京后，拜陈秀华为师，专攻余派老生戏。至于拜余叔岩为师，得其亲授，那是1938年的事了。

　　 1925年，北京第一舞台有一场盛大的义务戏，大轴是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倒二是余叔岩、尚小云的《打渔杀家》，倒三就是孟小冬和裘桂仙的《上天台》，连马连良、荀慧生等名角的戏都排在前面，可以说这场演出对孟小冬来说意义重大。从此，她在京城声名鹊起，以后的营业戏卖座几乎与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相持平。

　　 也许是在同一戏台演戏多了，这两位名伶不久竟然成了一对鸳鸯，打破了伶界婚嫁的惯例——那时节，有名的女伶，嫁得好的，夫家不是督军就是省长，没有嫁到自家行当的。于是梅孟之恋成为梨园界里到处演绎的新闻。但其实，他们两人并未真的结婚，只不过同居在一起罢了。好梦难圆，不几年这一对神仙鸳侣竟又劳燕分飞了。

　　 原因据说是，梅兰芳听说在他访美期间，孟小冬身边另有感情介入。梅兰芳对孟小冬并未明媒正娶，孟小冬对梅兰芳也就不负有婚姻意义上的责任，这段感情遂告终结。有史料说，1931年，在孟小冬聘请的郑毓秀律师和上海的杜月笙的调停下，梅兰芳给孟小冬4万块钱为赡养费。其实是梅兰芳访美的次年回到北京时，得知孟小冬在天津欠了债，于是给了她几万块钱。由此可见梅兰芳为人的厚道及情义。

　　后来孟小冬来到上海，因为她和杜月笙的姨太太姚玉兰情同姐妹，姚玉兰就邀请孟住在杜家。据说姚玉兰在杜家诸妾中颇为孤立，因为杜月笙其他姨太太都是本地人，惟有姚玉兰是北方“土产”，所以她就希望孟小冬这个长期在北方的姐妹来说话解闷，或者作为闺中内争的奥援。不意孟小冬后来常常在杜公馆为杜月笙清唱，日久生变，竟又和杜月笙连到了一起，成了杜的最后一位“入幕之宾”。抗战胜利之后，杜月笙从重庆回上海，住在华懋大厦十八层，就是姚玉兰和孟小冬两位京剧界的名伶陪着他，真可谓“阅尽人间春色”，享尽齐人之福。最大的福分，当然是这两位夫人给他一人唱戏了。尤其是1931年杜氏祠堂开祠的时候，杜月笙遍邀天下名角，就缺了一位余叔岩和盖叫天，想不到现在余叔岩的亲传女弟子竟成了杜月笙的金屋娇人，竟日为他一人演唱，一身风骨的余叔岩不知会作何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避往香港，孟小冬随杜去了香港。杜月笙去世后，孟小冬在家收徒教戏，不再公开演出了，似乎有伯牙待子期之意，所以从此余派绝艺成了广陵散。她1967年秋移居台北，10年后并发肺气肿与心脏病去世。
　　
　　 杜月笙在解放前一意离开上海，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考虑。当时蒋介石一再邀请他去台湾，而共产党则透过不同的渠道告诉他，既往不咎，希望他留在上海。杜月笙的决策是，上海不留，台湾也不去，先往香港避一避，看看风向再说。但他通过中间人向共产党保证，他留在上海的门徒，绝对不会搞破坏“新上海”的事情。其实杜月笙有一个秘密，他身边最为亲近的人也未必知道，那就是杜月笙长年和中共地下党的人有接触，甚至还保护、帮助过不少地下党人。他所操控的报纸，在国共内战正酣的时候，甚至冒着被查封的危险，登载了几条“新华社”的“反动消息”。他又在投机了，但他抱定主意，“小心行得万年船”，不敢留在上海孤注一掷。而他的老搭档黄金荣，现在已经八十高龄，再也不想跑路了。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似乎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其实他这时候正过着逍遥日子。因为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事千头万绪，还论不到来专门“照顾”他，黄金荣也就过了一段安逸日子。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报“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

　　 到了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在“自白书”中，他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以八十老翁的残年，上海滩风光一世的黄金荣最后一次“跌霸”。

　　 此时在香港的杜月笙正在“读”香港《大公报》转载的“黄金荣自白书”。杜身体衰弱。所谓“读”，就是由管家万墨林念给他听。

　　 连听二遍，杜月笙长长舒了口气，显得若有所思，轻声说：“我懂了，我懂了！”

　　 他悟到了什么？

　　 秘密就在黄金荣《自白书》的行文之中。原来，黄金荣写自白书时，不止一稿。初稿与第二稿原件如今都存上海市档案馆，但内容有较大出入。第一稿中，杜月笙的名字赫然在焉。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明察秋毫，将第一稿退回，责令黄重写。结果第二稿中，内容虽无大的变动，里面却找不到杜月笙的名字。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杜月笙是中共方面想要争取的一个统战对象。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临终之际，仍以葬回上海浦东故乡叮嘱家人。但等不到他落叶归根，他就已经陨命异乡，还死在了黄金荣的前面——黄金荣于是1953年发热病倒而不治身亡的，杜月笙则是1951年因哮喘病逝于香港。

　　 杜月笙的遗愿到底没有实现。他的灵柩后来移往台湾，葬在了汐止，隔着一条海峡，和他当年演绎龙虎风云的上海滩，朝夕相对。

　　 多少年后，杜月笙丧命的香江之畔，崛起了另外一名“英雄”——“许文强”！在他演绎的传奇《上海滩》中，强哥的生死兄弟丁力奉命追杀他，在那间昏暗的木板房中，丁力用砍刀留下了这位恩人的一节小手指而放了他一条生路。据说，这个情节来自一个真实的原型，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杜月笙。

　　全部贴完之际，突然想起了陈寅恪赠向达的一首诗：
　　 梵语还原久费工，金神宝枕梦难通。
　　 转怜当日空奢望，竟与拈花一笑同。
　　
　　 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