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段： 毛文革时下的-“上海”

然而，在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结束了。差不多每家人家都被贴了大字报，原来乌龟都是和王八住一起的，这个是国民党特务，那个是漏网的地主分子，这家的女人以前是交际花，那家的女人是资产阶级少奶奶。来抄四旧的敲锣打鼓弄得跟过年一样闹猛，书画琴谱堆在弄堂中央，整堂的红木家具被劈了生火，那可比煤球耐烧得多了，烘起山芋来保证是白皮糖心

的，一弄堂烈火熊熊黑烟滚滚。

精心着了颜色的结婚照被撕碎了扔在垃圾桶里，珍藏的维也纳乐队唱片被人从三楼掼下来，像一只只黑色的乌鸦飞过弄堂上空，斯坦维钢琴被搬到弄堂口任凭风吹雨淋。家家战战兢兢，人人苦胆吓破，女人早上出门夜里被剃个阴阳头回来，男人进出弄堂不敢抬头，走路保持九十度姿势，直到碰了鼻头再转弯。上吊的有跳楼的有吃安眠药的有投黄浦江的也有。男小囡去买酱油时被隔壁弄堂的野蛮小鬼堵在马路上吃耳光，女小囡赤了脚从学堂里回来，哭诉同学硬劲讲伊穿的是尖头皮鞋。造反了，乾坤颠倒了，原来住在汽车间里的，对面棚户区的，门锁一撬就硬劲搬进来了，没人敢置一词，周围亲戚朋友被扫地出门不止一家二家。从此‘这块拉块’的江北口音在会客室吃饭间里讲起来了，木拖板的的笃笃地在打蜡地板上响起来了

，蹲坑蹲到抽水马桶上了，楼梯过道里的灯泡没有了，各式各样的杂物堆在房门口了，花园荒芜了。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再过一阵，男人关进牛棚去了，男小囡被动员上山下乡去了。只剩下女人和小姑娘，像两只老鼠般地悄无声息地缩在一偶，不晓得还有啥个花头劲再会出来。

如果没有沧桑还叫啥历史？住在花园洋房弄堂里的人们知道了某个大人物再打个喷嚏就可以把他们连根拔起，所以看得开了。古话还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动荡中能保全性命，有口粗茶淡饭吃，在上海的上只角还能保有一间房，已经是万幸了。

奶油蛋糕的日子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咸菜泡饭的日子还是得一天天地过下去。女人放下身段到里弄生产组糊纸盒绕线圈，赚六角三分一天的工钿，下班去菜场里买两条猫鱼回来养活自己和女儿女小囡赖在家里不肯去插队落户，书没读了，运动也没份参加，唯一能做的是躲在家里练琴，希望有一天额角头高进被文工团招了去，狠了命一天练八个小时。当然不能大声，钢琴里面的钢板蒙了毯子，外面再用棉花胎包起来。

在那段时期，数理化的学习和研究停滞了，却阴差阳错地出了很多野路子人才，阿狗阿猫一窝蜂地都学起小提琴和钢琴来，学画的人也不少，开始时是临摹伟大领袖像和粗胳膊工农兵的宣传画，很快就不满足了，最先在地下流行传看的画册是俄国巡回展览派的列宾和苏里柯夫，临摹希施金和列维坦的风景画，画册大概是从抄家物资的仓库里夹带出来的，或是从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偷出来的。一本苏联的艺术杂志‘星火’能用黑市价二元人民币买到，而二元钱是一家人一礼拜的菜金，三四个人可以在老正兴饭店吃一顿响油鳝糊，或在工厂的食堂能吃上十几块大排骨。

物以类聚，方圆几个街区画画的人互相认识了，一起背了画夹到郊外写生，在苏州河上画船民的肖像，骑了脚踏车穿过整个城市去朋友家看一本珍藏的画册，在荒芜的花园里自己动手翻铸石膏像，半夜里去曹家渡吃生煎馒头。或者，有谁搞来一张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唱片，被严格筛选过的，或受到特殊邀请的朋友乘黑夜摸进门，拉紧窗帘，连门缝都用棉被堵住，像从事地下活动般的。

在一只小支光的电灯泡下，一屋子的年轻人屏气敛息地听着激越又缠绵的音乐，随时可能有警惕性高的邻居去报告居委会，随时可能有工人纠察队破门而入，随时可能被派出所抓去按上个‘开地下黄色音乐会’，这个不大不小的罪名足够把人送去劳教几年，如果碰上严打，坐牢或送掉性命也是可能的。

男小囡原来在皖北凤阳插队，吃不饱饭受不了寂寞逃回上海，屋里只剩一间房，再也放不下一张床，只好夜里在地上打地铺，白天再把被褥卷起来放在床底下。平时发疯似的拉小提琴，坐上饭桌时胃口好得惊人，一块榨菜两条酱瓜可以下两大碗白饭。那时一切米面油糖副食都凭票供应，老鼠都没有隔夜食，而上山下乡的人户口迁了出去是没有份的，家里很快地吃不消了，住在花园洋房里的家庭开始为一粥一饭开始鸡狗不宁，虽然还没下逐客令，但那意思也差不多了。

直到有一天男小囡和小提琴一起失踪，大家以为他回皖北乡下去了也没在意。过了几个月，他突然被公安局递押回来，剃了个光头，送交居委会严加看管。原来他并没回皖北，而去了深圳边境，在偷越国境时被抓住，坐了几个月牢再被送回来。从此每天清早看到他拿了把大扫帚扫弄堂，脸朝地下不看人。再仔细观察的话，在剃光脑袋上长出的薄薄一层头发茬子，同时还有青色的胡子渣，眼睛里的神色是又无奈又倔强。有时夜深人静，在隔壁小学操场上响起小提琴乐曲，琴声呜咽幽怨，如泣如诉，听得人心酸。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说：隔壁操场上有一只鬼在哭。

过一阵，这只‘鬼’又失踪了，弄堂里传说他再一次走上偷渡之途，没有被送回来在某种意义上给人一个想象的空间。家人对一切探询都守口如瓶，派出所上门几次也不了了之。那时运动已近晚期，人们看了太多的昨是今非，心态都有点疲倦，这么一桩叛国投敌的案子竟然放过去了。

直到几年后运动结束，有人去香港探亲回来，言之凿凿地说看到过他，在九龙大埔道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卖咸黄鱼，娶了个面孔像鞋底板似的广东娘子，养了两个拖鼻涕的儿子，小提琴？是碰也不碰的了。哦，是伐？

昔日逛淮海路的小资情调，即便在那无奈的年代。70年代中期，每个礼拜三要到淮海路去逛逛。因为老早子全上海各大局的休息日是叉开的。我记得仪表局是礼拜两，造船厂是礼拜四，我们局是礼拜三。我从小到大是一个百搭，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朋友中有几个是常年靠了三角花园的铁栏杆旁的打桩模子的老前辈。三角花园是在东湖路，新乐路，长乐路，富民路，延庆路的五叉中间。东湖宾馆是昔日的杜宅，即海上闻人杜月笙的私邸。三角花园在常人眼中不是好人去白相的地方。

在那动乱的年代，其实有不少都是父母进了牛棚，自己又被扫地出门的同龄人。这些人中有小资的爷爷老资的后代，也有不少是新四军的后代。老上海才晓得，陈毅老屁眼，打到上海脚软了，跑不动赖下来了。所以上海官场中三野的勿要太多，三野的底子么，就是样板戏中郭建光迪帮人。

断命的文革一来，这批当官的也进了牛棚。其中有不少是真正有水平的，有年轻时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的，有抗婚的参加革命的，总而言之，文革中一顶大小通用的帽子是参加革命动机勿纯。再加上进城后，上海滩的花露水，老资的囡五卖相挺括勿算，而且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老家的糟糠还是趁早买断了乏。好，罪加一等，蜕化变质分子。想一想，参加革命动机勿纯的蜕化变质分子，侬迪辈子还想翻身？还有一批是文艺界的，就像我的老友清卿，票友下海的京剧界老前辈言菊朋的外孙，嫡传梅派花旦言慧珠之子。清卿的舅妈是唱青衣出身，客串电影走红以至一发而不可收的王晓棠（将军）。现在大家才是赤佬混了人堆里，像人了。当初可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哪。但是阿拉一帮里的，再落魄，骨子里有一种清高，还有点俞

振飞老前辈了台上的俞派小生的书卷气。随便去哪一家，只要有长辈在，进门一定向长辈问好。绝对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像翘二郎腿，脚抖抖，一律不带，尽管有两个勒外头还撑哎市面的。周立波了台廊相迪付腔调，绝对是只配帮阿拉去买香烟的小三子。顺便顶一下，学了尬活脱似像也不容易。

大约莫下半天一点钟，从三角花园沿了东湖路差出去，开始逛淮海路。真正要上哎档子的，有不少规矩，而且措词非常讲究。好比外地人兜南京路，上海人逛淮海路。兜，有一艾粗俗。当时挥拳打人就叫兜皮蛋，眼角打出一块乌青，是否像皮蛋？每次逛淮海路人数不等。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也就是一批赤兄过年回沪探亲了。

逛淮海路，逛，有哎散步性质，比较散漫，也就是三三两两。要是十来人，那就要分开马路两边走。四个人是不能平排走的。因为当时的穿着，不是一身绿，就是一身蓝。下面不是高帮篮球鞋，就是从北京带来的黑色双边松紧鞋。如果挤在一堆，腔势太浓。

走到东湖路淮海路转角上，就是那门面虽小名气勿小的天鹅阁。那咖喱角和浓汤至今想来还要流口水，纯粹是物质贫困留下来的后遗症。沿着淮海路往东，就是襄阳公园。公园门口有个书报亭，只见一个四十开外的瘦小老师傅（当时对成年男性一概称师傅）了打公用电话。喂，我是陆春龄（中气勿要太足，老远就能听到，真不愧是神笛），明朝夜里德我挺两张（上海话有殖民地的劣根，两，几，通同,Couple）第三排的票子，市里有几位领导想来看看。第一排？勿要了，头抬了酸乏。好，就个能嘎了，六张够了。啥么事？迪个我不关的，格摊事体是李名强管的，侬叫依拉直接去寻伊好了。好，再会。（注：陆春龄，李名强，当时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头头。）朋友中有一位是听不得李名强三个字的，一听就会冒肝火。迪只阿乌，

送伊拉过房爷冷拳，标准三流白相人，独吃自家人。大家才晓得，傅雷吃过伊过房儿子不少苦头。没的办法，人家随便到了那一朝，终归是吃得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