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附中——红卫兵暴力的重要发源地

刘澍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1966年8月26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上，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当晚从清华大学内的高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时年26岁。身后留下怀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

清华大学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刘树华之死和红卫兵暴力的发展及模式紧密相关。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全国的建立而普及。

1，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学生小组。在信中，毛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的支持使得红卫兵组织迅速扩展到全国，也使得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在学校掌握大权，对学校里面和外面的所谓“阶级敌人”展开了残酷的暴力性“斗争”。红卫兵还把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100万红卫兵手持毛的语录本，喊着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口号走过广场。清华大学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他们的代表被召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握手谈话。这在当时是无上的荣耀。

在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的所谓“红八月”中，校园暴力迫害急剧升级。在清华附中，对教职工和学生的大规模暴力迫害肆无忌惮地发展进行。从打耳光、抡拳头发展为有专用的打人工具，从小规模的打人发展到大规模的在公众场合毒打被“斗争”的对象，从零星的暴力行为演变成普遍发生的殴打和折磨。

1966年8月26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全校性的“斗争会”。会场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主持“斗争会”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卜大华。“斗争会”是晚上7点钟的时候开始的，叫喊加上殴打，这个“斗争会”一直进行到深夜12点钟左右才结束。

那时候是“文化革命高潮”。红卫兵“破四旧”，打人，抄家，不但在白天进行，也在夜里进行，而且甚至通宵不停。笔者调查纪录的多例杀害，都在半夜发生。中学生的年龄，应该是贪睡的时候，但是这时候却可以夜以继日地从事所谓“革命行动”。仇恨、权力和残暴行动，可以带来生理上的兴奋刺激作用，这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举行“斗争会”的大教室有一百五六十平方米，是清华附中最大的集会场所，位于教学楼五层西侧。大教室有东西两个门，通常只开东门。“斗争会”开始前，一般的教职员工，是列队从东门进去的，进去以后，面朝西坐下。“黑帮”则排队从西门进了会场。所谓“黑帮”，是那时候已经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的一些人，有该校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办公室副主任张秀珍，以及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老师。“黑帮”的全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种罪名当然极其荒唐，但是另一方面，在文革中被用作称呼文革对象的相当有威慑力的方式。“黑帮”进门以后，站成一排，等候“斗争”。

刘澍华196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附中教物理，兼任班主任。8月26日以前，他还不属“黑帮”范畴。刘澍华从东门进了会场，他想往一般教职员工的那边坐下，但是被红卫兵喝斥住了。红卫兵手指一群“黑帮”，大声命令他：“站那边儿去。”

刘澍华只好站到了“黑帮”那一边。站在这一边还是那一边，这时候生死攸关。站到了那一边，就成了“阶级敌人”一类，而且，那天晚上，红卫兵可以任意打骂。而一个人被划为哪一边，是由清华附中红卫兵来决定的。现在还有些学者很欣赏毛泽东的关于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其实，只要肯看看这个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想像一下自己是那天晚上的刘澍华，被一群红卫兵中学生决定是否“敌我矛盾”，而且，由其对被划进“敌人”范畴的人任意处罚，殴打侮辱，就会知道这个理论的危害有多么大。

在那天晚上“斗争会”的过程中，所有的“黑帮”都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

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以及用塑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黑帮份子”。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服。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

被“斗争”的人先站着，后来被喝令跪下。跪得高了或是低了，都被红卫兵喝斥并因此遭重打。

这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时代的“斗争会”。除了拳脚交加和鞭子抽打，还有声嘶力竭的“揭发”和“控诉”。其“揭发”和“控诉”的内容，一是说一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二是把一些并不错的事情，说成是“反革命罪行”。另外，还穿插着大量的口号高呼：“坚决打倒黑帮”“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以及当时喊得最多最频繁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简单明确而凶狠的文革理论的支撑，仇恨心理的自我激发，热狂的个人崇拜，个人心中原来被文明社会规则压抑了的邪恶念头的爆发，多种因素配合，造成了那天的丑剧也是惨剧。

那天晚上被“斗争”的人中，首当其冲的是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他们是清华附中的所谓“黑帮头子”。红卫兵剃了他们的头发，还命令他们二人在衣服的前襟上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写上白字：“黑帮大头”，“黑帮二头”。1966年夏天他们就一直戴着这样的标记走来走去，时时遭到打骂和侮辱。他们被毒打很多次。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便血。他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裂口，长久不能愈合。以后他落下了肾病和胃病。

清华附中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也被严重打伤。“斗争会”后，她倒在自行车棚子里不能动弹，陷入昏迷状态。她的丈夫刘松盛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作，到学校里来把她背回了家。顾涵芬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不是完全瞎掉，但是只剩下零点零几的视力，仅能感觉到一点光亮。她还被剃去了半边头发，所谓“阴阳头”。因为多次挨打受折磨，不但她的一只眼睛失明，而且她的身体也弄坏了。她后来两次怀孕都小产，第三次怀孕才保住了婴儿。

在被毒打的人中间，被打得最厉害的是刘澍华和邢家鲤。邢家鲤是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分管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被红卫兵称作“黑帮头子”和“黑帮二头”，邢家鲤则被称作“黑帮总头目”。邢家鲤平日不在清华附中上班，这天被抓到附中来，红卫兵打他打得特别凶狠。

刘澍华则是那天晚上被“斗争”的新人。他不是学校的领导人，也不是业务上突出的教师，不可能成为所谓“黑帮”或者“反动学术权威”；他年纪尚轻，不可能在1949年以前有所谓“历史问题”。红卫兵“斗争”他的“理由”是“流氓”。

刘澍华那时刚结婚三个月。在和妻子恋爱结婚以前，刘澍华追求过另外一个姑娘。那个姑娘不情愿，曾经到清华附中领导人那里抱怨刘澍华纠缠她。清华附中的领导人为此和刘澍华谈了话。这件事情过去后，刘澍华另外找到了对象并结了婚。

文革开始，6月上旬，“工作组”被派到清华附中来取代学校原来的负责人，领导学校的文革运动。学校停课。“工作组”支持红卫兵学生反对学校领导和教师，号召“大揭发”。学校里贴出了大批的“大字报”，“揭发”了各种各样当时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个人言行。刘澍华的这件事情，也被“揭发”了。

在1966年7月底，毛泽东命令撤出各校的“工作组”，并且指责“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也就是说，毛泽东号召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升级。“工作组”离开，8月，红卫兵在清华附中执掌了大权。他们立刻对“黑帮”们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的“斗争”，其中最明显的是公开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殴打和侮辱。此外，打击的对象也扩大了。刘澍华也被圈进了攻击对象。清华附中的教室楼西侧的门是封了的。红卫兵在那里贴了一张刘澍华的漫画像，有吃饭桌子那么大上面写有“大流氓”三个大字。

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是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为18岁或者19岁。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都是男生。这个年龄的男生可能对一个男老师的恋爱故事产生过分的兴趣和非分的关注。每个社会中也总有一些人怀着恶意对他人的私生活加以窥探和攻击。在平常情况下，这种不正常心理和恶意会受到社会常规和法律的控制，一个正常人也会对自己内心的邪念加以反省和纠错。但是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红卫兵从文革的领导人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杀人不偿命的前所未有的特权，得到了可以任意“斗争”和殴打侮辱老师和同学的前所未闻的特权，他们的变态心理和潜藏的恶意在“革命”的名义下急剧膨胀，不但形成了下流的想象，而且导致了残忍的行动。在8月26日晚上，红卫兵殴打折磨刘澍华比别的老师更加严重。这天晚上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造成了刘澍华的自杀。

“斗争会”一直进行到半夜才结束。在结束的时候，红卫兵负责人宣布，明天，8月27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一律下到班里去搞运动。

清华附中的全体老师都听懂了的潜台词是：明天，一律挨斗挨打。

在此之前，教员们集中在一起“搞运动＂。因此，除了全校性地“揪出”的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一般教员还不必免面对面地经受学生的“揭发”和“批斗”。现在红卫兵安排所有的教员下班，那就是以班为单位，每班学生分管几名教员来揭发批判。后果必然是参与“斗争”教员的学生会更多，被“斗争”的教员也会更多。实际上，那天白天，在一些班里已经“斗争”了班主任。高三（2）班的班主任童常珍，被强迫跪在教室前面，听取全班学生的“批判”。一个家长也来“控诉”她，一边控诉，一边用小棍子敲她的头。实际上，这个家长的孩子在文革前很得班主任的栽培，这种时候为了表示和班主任“划清界限”，表现特别激烈。该班红卫兵也抄了童常珍的家。当天“斗争会”上的毒打，在此之前发生的和当时在整个北京普遍发生的暴力和恐怖，告诉了他们要遭到的将是更严重的虐待与侮辱。

“斗争会”后，刘澍华回到了他所住的叫做“明斋”的集体宿舍。刘澍华虽然当时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在山西，那时候要把妻子调到北京来，对他那样一个普通教师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结了婚，他们只能两地分居。另外，刘澍华在北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房间，因为北京的普通人普遍缺少住房。他和别的男老师同住一个房间。他回到房间以后，理了一下床上的东西，就悄悄地离开了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同屋张亦鸣老师那时候在房间里，但是没有发觉刘澍华离开房间其实是去自杀的。

刘澍华离开房间以后，是否去过别的地方，无人知道。他最后是到了清华大学西南门烧锅炉的高烟囱顶上，跳了下来。他是往烟囱的里面跳下去的。烟囱的里侧空间窄小，刘澍华的身体是直立落下去的。烟囱很高，身体落地时的撞击力非常大。看到他的尸体的人说，他的两根大腿骨，深深插进他的身体。尸体因此缩短了，尸体上满是血和黑色的烟灰粉末。

刘澍华的尸体是第二天早上通灰的时候被发现的。

刘澍华死了，26岁。因为是自杀，红卫兵斥之为“畏罪自杀”。他有什么罪？那些毒打他的人，才是有罪。他的自杀，是被红卫兵如此毒打和侮辱之后的自杀，也是看到整个文革大形势一定会继续暴力迫害后的绝望所致。在刘澍华死亡那天的前后日子，在北京一个城市，每天有几十到几百的普通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刘澍华已经被打成这样子，明天等待着他的，还是这种拷打和折磨。他走投无路。这不是一般的自杀，这是被强迫的自杀。这种被强迫的自杀，与被直接杀害在悲惨程度上没有区别。

刘澍华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他老家中还有一个瞎眼的老爹。刘澍华是年轻的刚刚开始了教学生活的教师，是老人晚年要依仗的儿子，是新婚的丈夫，是即将成为父亲的人，生活本来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直接害死刘澍华的人，是学生，也是家里的儿子和女儿，可是他们成为了红卫兵，袖子上戴着红袖章，腰里系着军用皮带，怀揣毛语录本，他们用拳头和鞭子，害死了刘澍华老师。

得到刘澍华的死讯后，他的妻子和父亲曾经来过清华附中。在文革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他们当然得不到任何帮助。只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当怀孕的年轻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千里迢迢从山西赶来，知道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在烟囱里这样死去，他们会有多么悲伤和难过。

2，这只是清华附中校园暴力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清华附中，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在8月26日的“斗争会”之前已经开始了。

副校长韩家鳌，文革前兼任初二（1）班的副班主任。8月初的一天，这个班的学生把他抓到该班的教室里面，强迫他跪在地上，后来又把他打得趴在地上。全班学生用棍子、鞭子和铜头皮带轮流殴打韩家鳌。他先是站着，后来被按下跪着，再后来被打趴在地上。除了几个学生因为是“黑五类”家庭出身不具打人“资格”之外，其他的学生被强迫必须参与殴打韩家鳌。有一个学生不愿意打，有红卫兵激发他说：“你不记得韩家鳌迫害你了吗？打！”这里的所谓迫害，是指因为这个学生尿床，韩家鳌安排他和另一个也尿床的学生住在同一间宿舍里。这本来是一个好意的安排，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却被用来激发仇恨和暴力。

韩家鳌曾经在这个班里办了“外语丛书角”，把一些学外语方面的书放在那里，方便学生阅读。他也曾经给一个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这些都成了他的罪行。打他打了一个多小时后，有学生把一些书和这本英文词典用火燃着后，丢进一个铁丝篓子里，然后把韩家鳌的头按进火里，烧着了他的头发。

打过以后，红卫兵把韩家鳌架回关押他们的“黑帮”小院，把他的衣服拉开，显出他的满背血痕，对其他“黑帮”说：“你们看，要是不老实交待，韩家鳌就是样子。”当时，清华附中的“牛鬼蛇神”，被关在学校的西小院里。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分工专门监管他们。“黑帮”们不是在那里写“交代材料”，就是被拉出去“斗争”或者“劳改”。常有红卫兵闯进来，命令他们唱“牛鬼蛇神歌”，他们就只好唱；侮辱他们，他们只能唾面自干。

韩家鳌被打得浑身是伤。医院不给“牛鬼蛇神”看病，他只好让家人到药店买了大量治疗跌打损伤的传统中药“云南白药”，天天就着烧酒吃下去，以减轻疼痛。当时韩家鳌33岁，他原来从不喝酒。因为“云南白药”需要和烧酒同服才起作用，他学会了喝酒，并且从此养成了天天喝酒的习惯。他的腰在1966年被打伤后，30年来一直疼痛。

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附中校园大量使用暴力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打人还不那么严重。附中红卫兵因此批评大学红卫兵太文太无能，声称要教育教育大学生。8月中旬的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带领中学生到清华大学校园游行，游行中间把清华大学的前领导人之一艾知生抓来“游街”。游行的终点站是清华大学西大饭厅。在那里继续开大会“斗争”艾知生。在“斗争会”的台子上，附中红卫兵把艾知生按在脚下，一顿痛打。

在刘澍华被打的前两天，8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全北京市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实际上是中学生红卫兵把大规模的抄家打人之风全面带进了清华大学。那一天，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分乘大卡车来到清华园，和清华大学红卫兵配合行动。他们命令拆毁清华大学建校时期修筑的标志性建筑――刻有“清华园”的汉白玉牌楼（这座牌楼在1990年代重建）。在大吊车拉倒牌楼后，红卫兵命令在“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把石块背走。“牛鬼蛇神”运石头的时候，背后有拿着铜头皮带的红卫兵吆喝打骂。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一起到各系打人。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甬道上，留下了一滩一滩的血迹。无线电系的教授和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还有人在血迹旁画了一个大圈，又写上“狗血”两个字，意思是这些被打的人不是人，而是狗。这12所中学之一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该校红卫兵在清华大学“造反”过后，又到了靠着清华大学的北京大学教工宿舍“燕东园”，抄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家，撕毁了他的藏画，查封了他的书籍。

8月24日晚上，清华附中副校长韩家鳌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拉出去拖到清华大学的科学馆。韩家鳌的家住在清华大学校园中荷花池（就是中学课本里收有的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中所写的地方）附近。一公里长的路上，他的鞋子被拖掉了。红卫兵一路走，一路打他。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也被抓来。清华附中的一个红卫兵还把韩家鳌的头按在地上，用脚踩上，说要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引用毛泽东语）。红卫兵还命令韩家鳌打校长万邦儒，说：“你不打他，我就打你。”

那天夜里，万邦儒和韩家鳌都被关在清华大学科学馆。被揪到科学馆挨打的还有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刘冰、艾知生等等。他们被逐个叫到一间小房间里挨打。折磨了一夜后，到第二天中午，给他们一人一个窝窝头吃。领窝窝头的时候，每个人必须先说一句“王八某某某吃窝头”，否则立即再遭打。那天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红卫兵命令他们这样咒骂自己的。8月24日是中学生红卫兵到清华大学大肆行凶，但是看来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也不甘落后。在如何折磨侮辱人方面，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都相当有“创造性”。

万邦儒和韩家鳌在科学馆被关押殴打了一夜一天，被附中的红卫兵拉回到附中。韩家鳌被抓走以后，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不知道他被抓到那里去了，又不见他回来，他们出门看到路上的两滩血，以为韩家鳌已经被打死了，回到家里痛哭。

清华附中的地理教师张葆林，看到同事们这样挨打挨斗和自杀，她不知道灾祸什么时候会临到她头上。她在自己家里，跪在地上，叫她的儿子仿照红卫兵在“斗争会”上的样子打她，说要练习承受红卫兵的打。她不知道她能不能经受得住那样的拷打和折磨，她需要事先的“彩排”。

1966年8月北京曾下大暴雨。清华附中路边的排水沟排水不畅，引起积水。在校园“劳改队”里的老师们被命令清理水沟。做完以后，红卫兵命令他们互相泼沟里的混水，互相殴打，还命令男老师打女老师。

一位当年的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天他看到清华附中的另一个副校长吴裕良走在路上，一个红卫兵走上去，迎面打了吴一个大耳光，然后，几拳把吴打倒在地。这个红卫兵大模大样地扬长而去。吴裕良倒在地上，过一会儿自己爬起来就走。――这是已经过了打人最高潮的时候。

确实，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清华附中有过这样的年代：老师们要常常挨打常常吃“云南白药”，要练习怎么被“斗争”怎么下跪怎么被打。可是有必要想像一下，你是否能忍受那样的毒打和侮辱？你在那样的恐怖面前会害怕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会认识到，与其指望人都能像英雄一样承受这样的暴行，比较现实的任务是想想办法不让这种恐怖境况能够再次出现。

在清华附中，被打被虐待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学生。红卫兵提出了“红五类子弟”“黑五类子弟”这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大力推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成为攻击对象。

红卫兵不仅自己大量书写张贴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强迫一批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抄写这一对联。也就是说，这样的学生不但被侮辱，而且被强迫自辱。高三学生戴建忠和另外三个学生一起被强迫各写“对联”100副。可以想象，仅仅这四百副“对联”就可以造成什么样的视觉环境。事实上，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校园里，这副“对联”是张贴最多最广的东西之一。

对所谓“黑五类子弟”――更有侮辱性的流行的说法是“狗崽子”，红卫兵不单张口骂，而且动手打，或者采取其他暴力行动。在宿舍里，一些“黑五类”子弟的床头被贴了侮辱性的大字报。初二学生章立凡的父亲是“大右派份子”章乃器，他的蚊帐和被子被红卫兵同学撕毁。

高一（二）班学生杨爱伦，父亲在1949年以前的政府海关做事，被认定为“坏家庭出身”，另外，她学习成绩好，曾在数学竞赛中获奖，还是学校体育队中长跑运动员和文艺队的独唱演员。由于她的“坏家庭出身”和在文革前被认为是“好学生”，她在1966年7月底就开始在班里被红卫兵“斗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详细指示如何整她。她被禁闭在一间小屋里。她在宿舍的铺盖被扔了。她被强迫写“检查交代”。1966年8月8日，杨爱伦到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卧轨自杀。火车头把她铲出了轨道。她没有死，但是脸部和身体受到重伤，并且失去了手指，成为永久性伤残。

不到两个星期之后，1966年8月20日，高二学生，也属“家庭出身坏”的郭兰蕙服毒自杀死亡。郭兰蕙的父亲在1949年以前曾经在当时的政府中工作，由于这样的“家庭出身”，她就成了“狗崽子”并受到“批斗”。8月20日是星期六，郭兰蕙在回家的路上喝了来苏水。到家的时候，她母亲看到她脸色不对。知道她服毒以后，立即把她送到医院，当时她还没有断气。

两位认识郭兰蕙的学生说，红卫兵曾经当众宣布，因为郭兰蕙是自杀，医院打电话向清华附中询问她是什么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告诉医院，郭兰蕙是“右派学生”，于是，医院不加抢救，让郭兰蕙躺在医院的地板上渐渐死去。红卫兵不但对郭兰蕙的死毫无怜悯之心，而且用得意的口气在学校里告诉其他学生这些情况，显示他们主宰生死的权力和威风。

郭兰蕙死时19岁。

就在刘澍华被“斗争”而死的同一天，1966年8月26日的上午，高二（1）班四个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郑光召、戴建忠、赵伯彦，刘喜鸿，遭到这班红卫兵的集体殴打。该班红卫兵抡开了铜头皮带和棍棒，向他们称作“狗崽子”的同学大打出手。当天下午，他们又被强迫跪在学校空地上拔草根“劳改”，身后站着手持皮带、凶神恶煞的红卫兵。这幅恐怖画面深深印入多位当年的老师和学生的记忆里。当天晚上，郑光召等四人被关在学校不准回家。郑光召出现尿血、抽搐和昏迷，几乎死去。以后，他们被监禁在宿舍，不得允许不能出学校门。

清华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的女儿，是清华附中初二（1）班学生。因为蒋南翔在1966年6月被中共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作为“黑帮”“揪”了出来，他的女儿立即变成了“狗崽子”。有一天，在众多同学面前，她被“红五类”学生从队伍里拉出来，当众扇了几个大耳光。

在清华附中，特别流行给被“斗争”的女同学剃“阴阳头”，即把头发剃去半边。笔者采访过的该校人员有限，就已经知道了被剪“阴阳头”的女同学的如下名字：高三的张蕴环，高二（1）班的杨柏龄和陈向明，初二（3）班的王淑英和孙淑绮。这在北京的中学中间，相对来说很是突出，因为在其他学校，“阴阳头”一般较多被用在女老师身上。以这种方式虐待女同学，实际上也是心理问题借着其他出口――在当时是“文化革命”的机会――恶性发泄的典型案例。

名作家史铁生在1966年时是清华附中初二（3）班的学生。当笔者问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学，他回答说，打了，打得不重。

笔者问，不重是多重？

史铁生说，打了两个女同学。是红卫兵打的。让她们跪在教室里，用皮带和拳头打了，剪了她们的半边头发。

记得笔者当时不禁追问：这怎么还叫“不重”？

史铁生是作家，对准确使用汉语词汇有很高修养，当然懂得这样殴打折磨两个15岁的女同学，是不能用“不重”来描述的。他这样说，因为是在1966年的清华附中的环境里，有大量比这更为严重的罪恶发生。如果不是北京人说的“往死里打”，如果不是打到威胁生命的程度，如果不是像打刘澍华和其他“黑帮”那样打，在当时就算“不重”。

史铁生记得这两个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孙淑绮。她们被剪“阴阳头”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为“隐瞒家庭出身”。从这样的罪名中，可以了解红卫兵的观念体系，即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为什么事情惩罚同学，以及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力这样用暴力惩罚他们的同龄人。

史铁生不是“红五类”，没有当过红卫兵，而且对被打的人怀有同情，所以记得这些细节。经历、道德观念和记忆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被毒打的还有清华附中传达室看门的老人。看门的人既不可能“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不可能“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子弟”，一样被打，因为红卫兵照样可以找出“理由”。他们说他是“地主”，对他大打出手。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但到本校教师家中抄家，也到学校附近的人家抄家。他们在清华大学的教授家中，砸毁艺术品和书籍，搜索黄金和外币，而且殴打被抄家的人。8月下旬的一天，红卫兵把抄家抄来的东西，主要是书籍，也有其他物品，在清华附中大操场上堆了很大的一堆，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点火燃烧。烟尘飞舞，发出呛人的气味。红卫兵成员围绕火堆，鼓掌欢呼。其他同学不敢近前，远远观望。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还到火车站去殴打那些被“遣返”到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在1966年8月9月，有近十万北京居民被抄家后驱逐到原籍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近百分之二。驱逐的命令由红卫兵发出，强行“遣返”的过程，也由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出手执行。大批红卫兵在火车站监督被驱逐者，并且常常施行毒打和侮辱。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1966年11月，有些在夏天被驱逐出去的人，在农村没有活路，自己跑回北京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到火车站殴打这些人。目击者说，打人的场面十分可怕。

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参与发起了所谓“打小流氓”的行动。他们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小流氓”，在万众瞩目之下，殴打被“斗争”的对象。在“打小流氓”运动中，有人被打死。例如在北京第8中学、第13中学、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打死了被他们指为“小流氓”的同学和社会青年。这里先不说这些被打的人是否有罪，就是在红卫兵所用的语汇中，也只称之为“小”流氓，而不是什么大罪犯。红卫兵认为“小流氓”也该被他们毒打甚至打死，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理念。

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所谓“革命大串连”。他们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火车票和食宿，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清华附中红卫兵到各地，把他们的这一套暴力迫害方式也带到他们的所到之处。住在贵阳的一位被访者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到了贵阳，殴打贵州省文化局的“牛鬼蛇神”。他们打了京剧团的演员，还把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的园长也揪来剪了“阴阳头”，并且把她打得遍体鳞伤，满身血印，黑色的皮下淤血很长时间不消褪，看起来都十分吓人。这个幼儿园园长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把这样一个中年妇女打成这种样子，真不知道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有多凶狠和恶毒。

刘澍华之死，就发生在这样的一系列暴力迫害事件的背景上。刘澍华的死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发事故。刘澍华的死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规模暴力迫害发展的结果。刘澍华是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杀戮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上所叙述的清华附中在1966年夏天发生的暴力迫害，仅仅是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的，因此，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能做更详细的调查，如果清华附中的大部分师生能够有机会说出他们身经目睹的红卫兵所作的暴行和迫害，一定远远不止本文的内容。

3，红卫兵组织和暴力迫害同步发展

文革中打人和打死人的大风气，是和红卫兵的发展同时产生的。

实际上，这是文革经历者们都了解的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但是，却一直不被关于文革的发表物所承认。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关于文革历史的诠释、写作和发表，一直受到文革后当局的相当严格的控制和引导。

“红卫兵”开始的时候是清华附中的一个学生小组的名字。从1966年6月2日开始，他们用这个名字在学校发表“大字报”。他们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是在1966年6月1日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之后贴出的。在与清华附中邻近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也是在那一天成立的。

在1967年，红卫兵举行过盛大的庆祝活动，庆祝红卫兵诞生一周年。他们宣称红卫兵是在1966年5月29日诞生的。文革后的一些出版物也把那一天在圆明园的成立活动写得甚为崇高庄严而又神秘。后来，有人发表文章说不应该是29日，而是要晚两天，并且指出说早两天只是为了强调“革命”甚早。至今有人仍然在争论此事。

实际上，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不论是早两天还是晚两天，当时在北京的一些中学里都出现了一些高级干部子弟组成的小组，都用一些非常“革命”的名称，如“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等；这些小组的产生，明显地是中共中央在此之前发出的关于文革的一系列内部文件的指引的结果。

在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被认为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的“516通知”，是在1967年才公开发表的，在1966年，只“传达”到共产党内的“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这个文件里，由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里，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同一时期下发的中央文件中，还有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指令。一般老百姓还蒙在鼓里，高级干部子弟则闻风而动。

和这些关于“夺权”的指令一起在高层传开的，还有中央级干部“彭陆罗杨”被清洗的消息。笔者访问过的一位前中学校长说，1966年5月初，她听到该校的高级干部子弟在议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有问题”，她十分惊讶，连忙去询问高层上级，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管。”后来她才知道，该校干部子弟当时也已经在讨论如何攻击学校领导人了，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所作的事情相近。在大学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7人，在1966年5月25日就贴出了反对北京大学当局的大字报，比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不论是5月29日还是31日的成立日期为早。6月1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这是一个全面行动的信号。在聂元梓大字报被广播的第二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就开始贴出大字报，激烈攻击学校当局，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个腔调。这样的同时性行动，当然包含了他们的主观努力在内，但是毛泽东和权力当局的指示显然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后来，“红卫兵”成为声势浩大的新组织的名称，显然因为在诸多这些学生小组名称中，只有“红卫兵”这个名称既适合作为可以无限发展的大组织的名字，也可以方便地用来称呼这个组织中的一个成员。另外，这个名称的字面含义，显然也最为包含个人崇拜的意味和对“阶级敌人”的攻击意味。文革前共产党的青少年组织叫“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名称表明意识形态和成员年龄，但是和保卫领袖、政党和政权没有直接的黏连，也不针对“敌人”的攻击。

1966年6月初，在北京，大批“工作组”被派到大学和中学，取代原来的学校领导人。北京的中学校的工作组，是由共青团中央领导的。“工作组”到校后，宣布学校全面停课，并且支持那些最早起来贴大字报攻击原校领导的学生。在清华附中，1966年6月9日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0号，该校领导就被当作“黑帮”揪斗。后来，“黑帮”和部分教工就被关进了校中的西小院。工作组支持“红卫兵”小组，说他们是“革命左派”，当时最具褒义的称号之一。工作组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红卫兵”小组的发起人当上了其中的代表。

7月底，毛泽东命令撤销各学校的“工作组”的时候，指责“工作组”和当时领导“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压制学生”，后来发表的关于文革历史的书和文章常常这样说。其实，这并非事实。“工作组”按照“516通知”的精神，坚决支持了反对校领导的学生，组织学生“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人和教师，把大批校长和教员划成“第四类”即“敌我矛盾性质”，组织“斗争会”“斗争”这些人，都是明显的事实，而且有文字记录可查。

没有“工作组”的引导，一般的学生和教工根本不会起来攻击学校的领导。1966年毛泽东发动攻击教育界的层层领导，所用的理由和1957年“右派份子”的批评非常不同，但是1957年那些批评了共产党基层领导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因为共产党那时的理论是“反对党的基层组织就是反党”。这个理论的威慑力一直留在学校中。是工作组掀起了反学校领导的潮流。毛泽东说工作组“压制学生”，实际上是要把文革引导向更为激烈的方向而已。

“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和红卫兵、毛泽东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不允许大规模打人。当北京大学一些人在1966年6月18日用暴力方式“斗争”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以后，刘少奇下发文件，要求制止这种“乱斗现象”。他不反对“斗”，但是反对“乱斗”。在清华大学附中，“工作组”曾经召开大会“斗争”校长万邦儒，有一个学生提来一桶水（也有人说是贴大字报用的浆糊），要往万邦儒的头上倒。工作组成员制止了这个学生。当时打人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但是“工作组”一般来说不准其发展太过份。

实际上，也不能说“工作组”以及领导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有心反对毛泽东的暴力路线，这从后来一旦毛泽东批评他们，他们立刻检讨认错，也可以看得出来。可能的原因是，像后来发生的北京红卫兵学生任意殴打甚至打死老师和同学最后打死数千和平居民这样残酷和无法无天的事情，超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想象力，他们并没有计划可以这样来进行文革运动，于是和毛泽东有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