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以笔为枪的媒体人

以独立、敢言著称的中国女记者高瑜再次因为她从事的新闻工作而失去人身自由。根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她被指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已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中国媒体空间已经多年无法看到高瑜的名字和她写的文章，对于执政当局来说，她常常是“麻烦制造者”，因为她不肯就范新闻审查的红线；对于视新闻自由为人权基本条件的人来说，这位已经70岁的女性始终是中国环境下少数仍敢于坚守原则的媒体人之一，她也因此而在多次获得国际奖项。

高瑜的媒体生涯可以说因为“六•四”事件而分为两个阶段。

她1944年出生于重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专业。她的记者生涯开始于80年代。当时，她在中国新闻社专稿部，主要任务是采写专访。80年代正是中国思想界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禁锢、走向活跃的年代。对政治生活目光敏锐的高瑜的采访对象开始从文化和学术名流，转向政治人物，并开始撰写深度的时政分析文章。她同时也是香港多家中文报刊的专栏作家，她的文章笔锋犀利，见解独到，颇受好评。曾经与她在《经济学周报》共事的陈子明称她是80年代后“中国女记者中的第一人。”

1988年10月，高瑜从中新社调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经济学周报》1988年初在何家栋、陈子明等人领导下重组、改版后，迅速成为当时反映改革派声音的有影响的媒体。但《周报》的这种定位也为它在六•四事件之后夭折埋下了伏笔，而高瑜在其中完成的一些时政深度报道也成为日后她被控罪的证据。1988年12月，她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镜报》上同时发表专访文章：《关于时局的对话──记严家其与温元凯的对话》。但六四之后，这篇专访被当局定为动乱、暴乱两个纲领之一。《经济学周报》因此被取缔，高瑜也因此入狱。

导致高瑜在六四后入狱的不仅是她的文章，也是她在八九民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总理李鹏针对持续不断的学生集会活动宣布戒严令的次日，她受人大常委胡绩伟之托，前往天安门广场，一方面试图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另一方面代表学生，起草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请人大直接和学生对话。这项努力最终没能成功。6月2日，中央做出了立即清场的决定，随之而来的是震惊中外的六四血案。6月3日上午，出门上班的高瑜被国安秘密绑架，成为六四事件中在北京第一个被捕的知识界人士。她的家人在三个多月之后才终于得知她的下落。1990年8月，她在被关押14个月后获得无罪释放。

如果说六四事件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的话，牢狱并没有改变高瑜对思想独立与新闻自由原则的坚守。她虽然失去了工作，但继续以手中的笔，一方面为六四受难者家属以及因为六四被捕的人士大声疾呼，另一方面继续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剖析中国政治生活。这种坚守再次把她送进了监狱。1993年10月，她在启程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任访问学者前，再次被捕，并于1994年11月10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1999年，她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但继续批评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钳制，坚持独立发声，在海外媒体发表大量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动向的文章，大胆分析、解读中国经济与社会变革面对的政治改革瓶颈。

2014年5月，高瑜再次因为“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高瑜对于新闻自由理想的坚守为她赢得了多种国际奖项。1995年，她荣获世界报业协会颁发的“自由金笔奖”，也称为“世界最杰出记者奖”，此时，她正因为泄密罪而在狱中服刑。几个月后，她又获得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1997年，在国际报业组织推荐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新设立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颁发给她。2000年，日内瓦国际新闻组织从1950年至2000年间选出了50个国家的50名新闻自由英雄，她榜上有名。2006年6月，她再度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新闻勇气奖”。这是该奖项自设立以来首次有人两度获奖。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的政治学者严家其曾这样评论说：“高瑜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才华洋溢的、杰出的女记者，她的作品见证了当代中国历史，是她为正义、为新闻自由、为中国光明前途奋斗的历史记录。”

高瑜常常以中国报业鉅子、新闻独立的先驱史量才的话自勉：“你有枪，我有笔”。

高瑜为她坚守的理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2009年她在有关八九民运的文集《我的六四》一书中曾写下短文“二十年后还要做一只蛋”，她说：“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