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景仰：我毕生一以贯之

高举毛泽东画像的少先队员

　　习近平同志在湖南说了要隆重俭朴务实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故从今日起分五次刊载本文，以志纪念。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和怀念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这一代人在建国后的成长和经历，都离不开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了我们这一代人，所以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始终怀着一种特殊的景仰的感情。我们的一言一行，一辈子都离不开他对我们的教导。我对毛泽东同志的信仰，无论社会上起什么风浪，我时时刻刻都丝毫没有动摇过。

　　我们也记得邓小平同志曾经在许多次讲话中，强调过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阐述过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他说：“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获得全国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他还强调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对参与起草的同志再一次强调要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历史地位，他说：“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 他在1980年3月19日讲到起草决议，“第一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6月27日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还说：“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讲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本质上都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追本溯源，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讲到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时，还是应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研究毛泽东思想，它毕竟是我们最宝贵的思想财富。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不是别人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胡锦涛同志在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大会时的讲话，所强调的近三十年，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论述，仍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以上这些观念便是我们党这几十年来，从未动摇并一贯坚持的基本理念。

　　目前我们在全党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我们党长期行之有效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我们有过去的历史经验，就是凡是我们坚持三大作风的时候，我们的党就兴旺发达，离开三大作风来说兴旺发达，就寻不到根，找不到源。

　　要改变作风，首先要改变学风。在如何改变我们的学风上，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两点，一点是要研究现状，也就是研究国际国内的现状。其次是研究历史，要研究自己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现状是由历史发展和演化而来的。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夜，1949年的三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他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到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现在离开那时有六十多年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的国民经济总量跃居为世界第二，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当然，还有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需要我们继续努力。要研究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就必须理解它历史演化的途径，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那就离不开建国以来这六十多年的历史发展，无论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我们都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条件下，探索自己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既然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那就难免经历各种曲折和失误的地方。邓小平同志把它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那就难免有踏空和呛二口水的时候。即使是工作上的失误，只要能一分为二地正确地总结它的历史教训，它也是我们党的一笔重要财富。什么失误，总还是既有失，又有得。这是辩证法的二个方面，不能搞形而上学地绝对化地看待历史。

　　前三十年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封锁、霸权主义不断挑衅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建国初，我们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在那时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也只能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后来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的群众运动，无非是试图跳出苏联计划经济的框架。这次运动遇到了困难，也犯了不少错误，但也应该看到那个时期也有所得，不能说都是一片黑，为了克服困难，我们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际上还是不能完全摆脱计划经济大的框架，每年都要在中央召开计划工作会议，安排次年的计划。

　　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的不同，那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个转轨也有一个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笔记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保留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因为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产品还只能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不能对农民采取剥夺的方式，他不同意陈伯达要取消商品的观念。只要承认商品生产、交换和价值法则，那么必然承认市场经济的客观存在。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亦还是有一个摇摆的过程。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也就是不断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的过程。这些年我们国民经济GDP指数那么多年二位数的增长，当然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趋向，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我们也应懂得这是靠利益驱动人们的积极性，也就是亚当·斯密强调的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亚当·斯密的另一条理论，是当每个人在盘算着自己利益的时候，他受着一隻看不见的手去指导，不知不觉地促进社会的利益，那隻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的供求规律。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刺激着个人的贪欲，贪婪会使经济人丧失理性，而且这个贪欲是一个无底洞，它不是我们现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所能满足的。

　　荀子便说过，“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不能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对个人来讲，私欲的追求不能不有所约束。关于欲望的问题，《孟子·尽心下》云：“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望太盛的，很难保全自己，寡欲的人反而能保全自己。故古人用礼仪来约束它。在市场交易中，那也要有市场交易的法则来约束它。孟子在《公孙丑下》也有一段话，分析市场交易的行为，其云：“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从这一段话，可以知道，市场本来是有无之间交易，官吏只是维护交易的秩序。然而商人有垄断市场贸易的利益，于是开始向商人征税，有与无之间交易是平等的，垄断市场的交易便是不等价交换了。有了垄断利润，政府才征税。可见市场经济古已有之。近现代西方的市场交易要讲契约，订立契约要求信用，对企业来讲，它追求的不仅是利润，它还有其应负的社会责任。所以对利益驱动产生的积极性，我们也应有所分析，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既要看到它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是可分的，不是绝对的。

　　其次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的供求关系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但它也不可能自然地长期保持平衡的关系，它总是通过不足与过剩的摇摆来寻求相对的平衡，否则便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十年，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经济的发展，为了应对世界经济的变局，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的增长，我们也不得不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促进内需以稳定增长，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无形的手还需要有形的手，即宏观上相应的政策调控。再说利益驱动，对人的灵魂也有它巨大的腐蚀作用。记得亚当·斯密是主张地方政府要公司化，西方的评论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抱肯定的态度，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地方政府公司化，使得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有了来自自身的利益冲动。

　　有一段时间各地招商引资成为时髦的名词，结果往往是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官商的一体化，使地方利益与官员个人的利益一体化，反而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分割市场的一体化，滋生腐败和享乐奢靡之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环境问题、劳工问题、征地问题、拆迁问题，直接侵害群众的利益。为了追逐地方和官员个人的私利，往往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钻政策的空子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上访的问题，引起截访，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从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地方政府转化为理性经济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短视，追求眼前利益，把矛盾击鼓传花地推向下一任。地方政府公司化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职能的执行，从而把地方政府推向官民对立的境地。

　　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同时，过去国家统一集中管理的一些部门，如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铁路、航空公司化以后，这些垄断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资源而获得垄断利润，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的薪酬与国际接轨过程中获取高额报酬，从而使这些部门的相关人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腐败的现象往往集中高发在这些方面，这样客观上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上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在一方面出现一批资本的代言人，鼓吹全盘私有化，全盘西方化，从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在弱势群体这边则出现仇官与仇富的现象，甚至出现个人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而这一切也正是既得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之间矛盾在群体社会心理上的反映。同时，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缺乏有力的引导。这里还有一个如何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当然，这不是靠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城市辅助乡村，工业辅助农业，扩大社会保障来逐步实现。这些正是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毛泽东同志晚年反复思索的便是如何加强我们党的建设，如何维护我们党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不发生蜕变的问题。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对于文化大革命，他说过：“我没有私心，我想过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所以发动那场文化大革命，他是担心我们的党蜕变成一个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反动政党，我们的政权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政权，我们的干部队伍出现权贵资本主义阶层。现在那么多会所、高尔夫球场，明令禁止，许多地方还是偷偷摸摸地干。我们那么多干部出入这些场所，我不知道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与党员干部身份是否匹配。那岂不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说过的资产阶级就在我们党内的一种表现嘛。(按：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报刊媒体上，阶级这二个字也成了忌讳了，明明是阶级的分化，却非要说成是阶层结构的固化。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成了忌讳呢？过去我们抓阶级斗争为纲，确实有许多过头的地方，但阶级的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嘛。工人阶级也很少讲了，工人成了人力资本，还有什么知识资本，这真是咄咄怪事。也许我们宣传系统的同志，真的把马克思主义常用的词语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要知道孔夫子早就讲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呀。)

　　毛泽东同志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么多上访，那么多群体性事件，不是老百姓无中生有地要折腾我们，而是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和党政组织的一些做法，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侵犯了群众合法的利益诉求。只要我们处理了违法乱纪的干部，满足了群众合理的诉求，那里闹事的状况很快就平息了。单纯依靠截访和压制是很难达到维稳目的的，现在信息化的时代，许多见不得阳光的阴暗面的事情是遮不住更瞒不过去，也压不下去的，网络上传布的速度那么快，所以如果处理得不及时，事态反而会迅速扩大。堵不是办法，对于我们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那些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些阴暗面，还是应该采取公开透明和民主的办法，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见光就死，所以还是要通过发扬民主整顿干部队伍、整顿党的作风的办法，通过密切联系群众，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作风，才能改变处处被动应对的局面。如果那样做的话，垮台的是那些腐败分子和极端官僚主义者，而党的组织会变得纯洁，更得到群众的拥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才会更加牢固。

　　对于网络上的那些大V们，不仅要揭露他们丑恶的行径，还要认真批判和清算他们在网络上的错误言论，分清是非，让正气得以发扬。言论自由，不是连是非都不分，让错误的言论任意泛滥。《孟子·滕文公下》有云：“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所以孟子还说：“我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否则的话，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也会引起天下大乱的，所以能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诬民之“邪说”，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