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皇集权改变官场生态，导致中国经济危机

数据先说话。

尽管2014年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在7%以上（2017年中央财政收入增长7.4%，达到17.3万亿元），但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债务）急剧增加。

2014年，虽然大多省份地方财政入不敷出，但由于北京上海广东等9大省市巨额盈余，当年全国地方财政合计是盈余，盈余额为6356亿元。

2015年，由于亏损省市增加，全国地方财政合计亏损3751亿。此后亏损一发不可收拾，急剧增加。

2016年全国地方财政合计亏损为7497亿，比2015年翻一番。

2017年全国地方财政合计亏损达11571亿，比上一年多50%。

与此同时，中央财政赤字不断增加，2017年达到3万亿。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2018年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合计将超过5万亿。

短短几年，政府如此“败家”绝非偶然。

早在习皇集权，“高层设计”，不许“妄议” 之初，我曾提出：“权威”“集权”完全改变官场生态，将导致官员不作为，最终将导致中国经济恶化。原因直观，简单。

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本质是官僚引导，操控，甚至主导经济的政府和资本合谋，共舞。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创造的。

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是主体。首先，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政策，尤其是直接操纵和干预经济进程的凭空创造信贷（天量货币发行），推动“政策致富”，助力资本疯狂扩张牟取暴利。同时，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扩张，一是通过政府的公共投资，开工各种基本建设项目，二是政府经营的国企的扩张和经营，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2017年政府基建投资总额超过16万亿，占社会投资总额25%，国企营业总收入52万亿元，占全国企业营业总额的45%。

显然，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国企的运作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兴衰。然而，政府是一个由无数政府官员作为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官僚制定和执行各种经济政策，经营政府所属企业，因此，官僚资本主义的效率主要是由官员的行为决定的。

行为经济学提出，当“非经济人”面对风险决策时，通常不是从利益（财富）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输赢的角度考虑，而在衡量得失（输赢）时，人们对于输（受损）感到的痛苦和失落，远比同量赢（获得）的快乐更强烈。而判断输赢的标准，是同现状的对照感知的，而不是绝对量的增减来决定。

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官员们由于官职来之不易，官位不仅本身“含金量”很高（官职高低决定住房面积，医疗报销百分比等），甚至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家族的福祸，所以，官员们在工作中，决策面临风险时，最怕的是丢官，降职（受损），相对于升职快乐，丢官更加痛苦异常。

避损心理在中国源远流长，《孙子兵法》作战篇就讲：故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白话说，就是用兵前要首先考虑失败的风险，而不是考虑胜利的好处。在这样的策略之下，官员们在面临风险时，首先会考虑失败的危害，进而加重避损倾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严格地说，首先是中国官场的改革开放，邓小平，胡耀邦打破毛泽东“圣明”“只有。。。才有。。。”的皇权，在“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下，开创了“只唯实，不唯上”的中国官场新规则，同时以“发展才是硬道理”和“猫论”建立起全新的“为官之道”，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毛泽东的帝制下官员注定是“输家”的官场生态，“解放”了官员，进而激发了官员们在改革开放中“敢作敢为”，出现了象刘志军，仇和之类的“强人”。尽管一党专制下钱权的交易不可避免，但这却为这类官员们和国企的老总们与资本共舞提供了广阔空间。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2013年前的经济奇迹是中国政府创造的。

自从习皇上台，通过选择性反腐打击这些“不唯上”，敢作敢为的官员，来实现集权，最后“定于一尊”复辟封建帝制，与此同时复辟了毛泽东时代官场的生态环境。

首先“伟大，英明领袖”统治下的官场中，所有官员都是“输家”。因为“领袖是绝对英明的”，官员风险决策注定是输家：事情办好了是“伟大领袖”英明决定和决策的结果，出现任何差错和失误，完全是官员执行“英明领袖”的教导不力。现实中，几乎所有的政府政治，社会和经济决策，都是官员在风险下的选择，一旦无论如何决策都注定是“输家”，这让官难做。

官员们怕“输”，恨“输”，如果在风险下决策注定是“输”，那么为了不出错，最好的避险选择就是不做为，甘当庸官、懒官、太平官。而“政治正确”为官员避险提供了理直气壮的口实，以“学习，领会”玩概念，讲道理来代替具体的经济运行决策和现实问题突破，进而用意识形态正确和政治正确来掩盖不作为，不干实事。

毛泽东是一代枭雄，其智商是习皇望尘莫及，智商堪忧的习皇才疏志大，只会“肩扛200斤10里路不换肩”。在几千年中国的王朝史中，英明的君王多可以“任人唯贤”，但才疏志大的蠢皇帝多是任人唯亲，重用奴才，媚才。这让习皇治下中国官场不仅不作为，而且泛滥媚上的乱作为，比如北京的“排华事件”，“雄安的千年大计”。。。

中国官场的不作为，中国官场的奴，媚泛滥，政府“败家难免”。而鉴于政府在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中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必然危及社会经济运行。官僚无德，无能，小人当道，官僚资本体制的功能和作用必然大减，以此为源头的经济增长也就荡然无存，中国几十年官僚资本主义体制创造的高速增长的神话必然终结。

时下，中国面临“内忧外患”。

几十年的高速透支增长，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占有不公平（不是平均！），少数人集聚了超额财富，户均百亿，千亿，但绝大多数人继续面临生活改善的问题，不少人甚至面临生存危机，民怨沸腾 - -范冰冰被打下神坛，吴小平私有制退场引发轩然大波，刘强东“强奸”成头条。。。背后都是民怨的爆发；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陷入“绝对生产过剩”的困境，生产世界需求总量80的洗衣机，电视机，鞋，。。。世界市场都无容纳空间，增长没有市场。川普又发起了贸易战，直接“挑战”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限制中国扩展世界市场，让习皇的“新时代”的梦话雪上加霜。

“内忧外患”呼唤官员不怕风险，“只唯实，不唯上”的智慧决策，大智大勇的担当执行决策，不幸的是习皇治下，不可能为官员创造良好的风险决策环境，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危机难免。尤其是 “意识形态正确”又成为“社会时尚”的现实中，官员不作为和蠢作为注定了习皇的末路狂奔。100年前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善终，100年后习皇复辟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