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电视剧观后感再议

<知青>电视剧观后感再议

曹小莉

对重大的社会议题,不疼不痒,一带而过.对阶级友爱给予煽情的渲染, 激起观众的美好情感, 对知青的苦难, 适当地恰到好处地点评, 再来些牺牲流血的镜头以示公允, 梁晓声就这样声称对一千七百万的上山下乡青年遭遇作了全面的高度的总结.他要是谦虚地讲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生活经验, 也就没有这么多人来求全责备了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梁当了几年知青,后来一帆风顺,志得意满,青年才俊,名利双收.他能深刻地表现出这场灾难吗? 我大大怀疑.

并不是一定要受过最深的苦难才能深刻地刻画那一场革命.重要的是作者是否把自己的立场转到大多数知青的立场上, 反映出大多数人的得失.

电视里讲东北兵团一去就是四十元一个月，那真是很有吸引力，我好像不知道有这种待遇.我七一年秋天离开内蒙军垦时正是林彪坠机之后, 一两年后据说人心涣散，军垦变成农场。男女生各自找出路，纷纷恋爱，有的人饥不择食，匆匆订下终身，造成以后的遗憾。

只要想一下，大部分人去时是十六岁的年龄，没有书本的熏陶，没有知识的武装，没有父母的监督，没有师长的教导，被训练得唯命是从，几年后突然解散军垦，变成谁也不管的松散农场，有门路的人早走了，走后门参军、上大学、回城，剩下来的青年，遭受这么巨大的落差，少男少女在一起同甘共苦七八年，现在到了二十几岁老大不小前途无望的惨淡年华，一些人朝夕相处，耳鬓厮磨，能不产生感情吗？这是情感上的相互慰籍，这是异性的天然吸引，很难说是真正的成熟的爱情。难怪在以后的社会变动下，有些婚姻产生触礁，造成很多悲剧。

我手上有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单亲女性独白》，全是女知青的婚姻悲剧，有我所在中学的好几位女生婚姻失败的惨痛故事。

上山下乡不仅仅是把中学生抛到生活最底层去磨难，而且摧毁了知青求知的机会和欲望，使文明倒退，让大部分人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走进婚姻，为以后的回城、住房、就业而继续苦斗，改变了两代人的生命轨迹。

我曾经写过一句话，“让青春无悔的论调见鬼去吧！”有朋友坚决不同意，认为我不该这样说，他有他的一千个理由，我相信他是善意的，也真诚地认为他有许多理由不会和我有共同见解，但我不会改变初衷，我们这一代人的健记，而不是健忘，会给后来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一个个粉饰的银幕上响彻着主旋律的故事。

记得我们在三年前第一次温哥华知青见面聚会时，我请来了多年的文友、专门研究知青文学和历史的梁丽芳教授来参加。后来在本那比图书馆她也兴致勃勃地来参加聚会。她在会后告诉我，有些人很奇怪，高谈“青春无悔”“没有这样的锻炼，就没有我后来的励志人生。”对此表态梁丽芳教授很不以为然，她说“这些话真可笑可悲。受过残害的犹太人能说集中营使我受到身心的锻炼，体能的煎熬，吃过那样的苦，受过那样的煎熬，我一辈子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我们军垦前三年没有工资，第一年是六元，军衣服装全部供给，从里到外，包括军大衣一件。第二年是八块，我没有度过第三年，不知道多少。

在六九年战备期间，内蒙军垦规定家中就是死了人，也不许回家探亲。除了那几个月的紧张特殊时期，三年中允许一次探亲假，好像是十天，也许是半个月，记不清了。我们每日的劳动强度比农民还累，连续作业，不让休息。连长是乡下长大，现役军人，半文盲，习惯了劳作，赶不上他的水平就是城里的娇生惯养的“资产阶级”，他毫不怜惜。不把你们折腾出吐血，就不算劳动改造，事实上，烧砖打坯的年龄小的男知青吐血的很多，一句“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就堵了任何人的口。

我们的前身是劳改农场，他已经习惯了那套操作，我们去的时候常常见到一批穿黑衣服的劳改犯，远远地劳动，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片死寂。后来中苏边境紧张，据说怕他们里应外合，给调走了，到更偏远的无人地带。我们真是太小了，对历史一无所知，劳改犯简直是地狱里的人，好像连想都没想，他们为什么是劳改犯，他们有家人吗？

值得指出的是，当初被批准去内蒙兵团的人据说是参军标准，每个班没选上几个，很多人不合格的包括大批黑帮高干子女，（人家父母时来运转，马上就是特殊群体）只能去东北兵团，然后是农村插队，最后是回乡自讨出路。我们不胜荣幸地跑去受了大罪，后来和东北兵团的人一聊，大呼上当，他们的自由度比我们要高很多。有文献报告，内蒙军垦的极左政策是全国兵团第一，无以伦比。而且像我这样出身职员的，要在东北兵团或农村，就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了，在内蒙，简直就是最下等的了，要不是入乡随俗，不怕吃苦，差点伤残才评成五好战士，要是稍微娇气一点，肯定批成小资产阶级小姐。

唯一一点是没有饿肚子，但他们可以让人吃十天的忆苦饭，美其名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有一战士私下讲“不折腾你们，让你们舒舒服服，这是搞革命吗？”就遭来大会批，小会斗。

然后一九七一年我回北京工厂，从十六元开始学徒，三年后一级工，三十六元，然后转正二级工四十二元，直到上大学四年，带着这份工资。后来大学毕业，四十六元转成五十六元。

一九八四年我一到蒙特利尔，两天作了一份翻译，挣了二百加币，马上向北京父母报喜。同年秋天，在UBC，亚洲系系主任介绍一位美国教授给我，他需要紧急翻译他的国际海洋仲裁法，给了我厚厚一叠文件，限期一周，我简直是玩命，字典也没有，在图书馆里奋斗，阿冠帮我解释，终于一周内交上译文，得了九百五十加币，（如果有政府的专业机构来接受，这是两千加币的活儿，他们付给我的是大学研究生的廉价费用））你们可以想象我的兴奋，虽然是从英语译成中文，但是法律文字没有一点误解空间。美国教授在中国参加了国际会议，我的翻译得到会议肯定，他特地打来电话感谢，后来又介绍了几笔翻译，但这一次是在最短时间内的最大收益，终身难忘。

这在二十八年前，对我是一笔天文数字。今日看来，不过尔尔，刷墙的韩兄两三天一拼命也出来了，JIM兄卖一栋房子，几倍这个收入。

但人生永远活在当下，活在那一时，这一刻，远隔时空，不可比拟，无论是金钱、地位还是荣辱。

忆苦思甜，真是喜洋洋，步步高，心中顿时响起那动听的广东音乐。

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诸位，我们哪一位没受过此劳苦？

俱往矣，看幸福人生，还在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