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胖子”发家看中国经济出路

大陆有个狱警，大名不详，人称“郭胖子”，大学毕业入警，老家洞庭湖边。九八年洪水，家兄庄家颗粒无收，举家不请自来，进门直让郭胖子找工作。郭胖子一听头大：兄长有事相托，不帮良心不安；但无奈社交面窄，无能为力。久久思索，茅塞顿开：求人不如求己，打工不如创业！心动不如行动，郭胖子立马到书店买书籍，网上查项目，身边问高人，几番斟酌，选中了卤味行业。哥俩利用业余时间多番试验，终制出风味独特的板鸭，并逐步打开了市场。如今在当地各大餐馆，“郭胖子板鸭”都是顾客必点的下酒菜。郭胖子一家很快发家致富，还带动当地30多人就业。

此事让我感触颇多，唏嘘良久，不禁回想起和一位在内地当官的朋友的谈话。他说，温州当地哪怕是擦鞋女工，心里都琢磨着创业当老板。而内地很多人就只想着给人打工。相对温州，内地人思想观念守旧，进取精神不足，创业机制不完善。他还举例佐证此观点：

第一件事：某年春节后，有个朋友到某县某部门办手续，办事员说，新年开张，电脑还没用过呢！你是第一个，总要给点电脑“开光”费吧。无可奈何，只得给红包。我说，你可以拒绝或者举报呀！朋友说，你太天真了，你还想不想干呀！

第二件事：去年，有个朋友在深圳办服装加工厂发了财，响应老家县政府“发财不忘报家恩”的号召，回家乡投资创业。机器刚装上，工商、税务、城管、卫生、公安等部门就上了门，这位战友感叹道：关门打狗，也要等狗长大了再说啊！深圳是放水养鱼，创业初期基本不收费，职能部门还经常上门问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等你企业做大了，不交税都不好意思。

上面说的仅仅是创业中碰到的乱收费和腐败现象，还有其它一些创业的“拦路虎”，比如市场准入限制民营。中国金融业至今没有真正向民间资本开放，没有建立起非国有经济的投、融资机制。在非金融领域，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外资有62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一半，为41种。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必然抑制创业活动。再比如一般百姓创业贷款难。虽然政策规定，老百姓创业可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但银行大都不愿意贷，一套程序下来左查右查，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现实中真正贷到款的老百姓寥寥无几。不仅筹资难，注册也难。我一位故友的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想和寝室的同学开一家网络公司，但工商部门的注册条件是：必须有正规办公场所和10万元注册资金。而当地的写字楼最低每套面积都在80平方米，平均租金5000元，一个月要花上万元维持公司运作，如此高的门槛让他们一筹莫展。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这里仅对一个观点谈不同看法——“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时间却表明，这个观点已对中国大陆社会经济发展包括创业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大家想想，在现实生活中，灵活性是不是经常打破原则性！而且有时候原则性还在灵活性的围攻下，常常被打倒。比如，国家限制农田转商用地，有的地方就搞只租不转，还美其名曰：变通使用。这就是灵活性打倒了原则性。为什么有这种灵活性产生，除了中国的传统思维外，还有国家有的法律、政策本身留有灵活的空隙，比如，法律规定某种罪可判3到5年，这里就有2年的灵活性；再比如，某种行业税收，可按3%到5%征收，这里就有2%的灵活性；更有计划生育罚款可以有几百元至十万元的灵活空间。这种法律、政策的灵活空间，也就给权力留下了寻租空间。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原则在灵活性下得到的是软弱，失去的是本身的刚性！可以这样说：灵活性，多少错误、多少罪恶是假汝美名而行！所以，我感到，国家的法律、政策必须还原原则的钢铁本性，比如办理营业执照限期一天，就不要搞成一至三天，收税标准是10%，就不要搞成10%至15%，政策规定里不能留有灵活的空间，哪怕显得机械，也不要给容易出问题的灵活性留下空间。大陆的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是非常善良、通情达理的，只要是法律、政策规定的，再难也会执行，怕就怕在把握不定的灵活性上，因为这种政策的灵活权是掌握在强势职能部门手中，办事员随便灵活一下，就让百姓作难。所以，在鼓励人民群众创业的今天，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及执行，要强化原则性，让百姓在原则的保护伞下更加自由地创业。当然，目前已经有了好的发展趋势。比如某市出台了“穷人银行”贷款额50万元封顶，专门对弱势群体中有创业设想但缺少资金的群众贷款。

大陆已经是创业的热土。前年，我在欧洲碰见一个当翻译的台湾研究生，已经取得巴黎户籍，但他还是想去大陆发展。问其由，他说：巴黎就像一个贵妇，尽管富有，但暮气沉沉；中国大陆还穷，但却如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富有生机和活力。我的很多同学已在大陆发展，他们也鼓动我去，说：大陆遍地是黄金，就看你想不想、会不会捡。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人民创业就是一个支点，只有大陆的人民踊跃参与到自主创业中来，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高效平稳发展，才能形成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