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智囊”的雄辩与狡辩

(杨老师时事笔记）

“红色智囊” 的雄辩与狡辩

每当一个大国崛起，总会让现存的强权大国感到焦虑不安，甚至视为对手或敌手而竭力打压之。更何况当这个崛起的大国还是一个“一党制”，非法治，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半个世纪前还是一穷二白闭关锁国的东方国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依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也难怪西方这种“冷战思维”如此根深蒂固。当年，罗斯福总统的一名顾问曾经说过：只要设计民主政体的这批人依然健在，民主就会健在。现在的西方国家当权派，依然从他们的父辈那里继承了这种“冷战思维”的残渣。二战以后的“民主对专制”（democracy vs. dictatorship），苏联解体后的“选举民主对独裁”（electoral democracy vs. Autocracy)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依然风行至今。可是，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起飞来得如此迅猛，如此不按常理出牌，让当年杜勒斯“和平演变”的预言落空，也让预期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会为争取更多的自由民主而发生类似于“阿拉伯之春”的革命的西方政治学家的预言落空。恰恰相反，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披着爱国主义羊皮的新一代民族主义战狼开始冲着西方的月亮嗥叫咆哮。偏偏西方民主政体又不争气，频频出状况，颓势赫然。

此消彼长，让中国新一代的“红色智囊”有了与西方政治理论界争一短长的底气和论据。西方民主政体历来引以为荣的“全民选举，政党轮替，一人一票，公民投票”等元素，反而被“红色智囊”诟病为它的硬伤。中国政治学者李世默，以他敏锐的政治历史触觉，为西方民主把脉，并列出了三大病因：

民主纯粹是一场意外: 西方民主的设计师，无论是英国的议会制或者是美国的总统制，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普选考虑在内，而且他们当初是非常讨厌政党，甚至还一度禁止结党的。换言之，民主制度最早是欧洲贵族和美洲大奴隶主们的产物。现在西方的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与当初西方民主的设计师的初衷已经大相径庭。美国某大学两名教授通过数据模型分析后发现，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为各种游说集团服务，与普通民意毫不相干。

民主是一个悖论：西方民主的两大基石--自由与平等，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以自由为例：不久前，美国最高法院判定，美国的政治献金不受限制，因为有钱人想怎么花自己的钱是一种自由权利，因此不能予以限制。那么大财团可以用巨额金钱去购买所有时段的电视广告，报纸版面和网络媒体为某一个总统候选人站台。这对普通老百姓是多么不平等的一种自由! 但它却是合法的。

民主是一个功能运转不灵的机制：西方民主已经沦落成为被各种利益集团绑架的傀儡，非常僵化而且失去自我纠错的功能。它几乎无法进行任何结构性的改革。比如在美国，禁枪涉及修改美国宪法，毫无可能；即使是同样的民主国家，让美国改为英国式的议会制，或者让英国改为美国式的总统制，毫无可能。美国加州的高铁项目，被讥为“世界级烂尾项目”，从2008年提出来到现在还遥遥无期，而且，加州政府为此还被200多宗民事官司缠身。

李世默从西方民主的诸多乱象大胆假设：西方国家200多年来的繁荣昌盛，或许不是因为民主所致，而是虽然有了民主的依然？

由此可以看出，“红色智囊”的雄辩，是基于他们对世界历史的了如指掌，对西方政治学者对西方民主各种批评的信手拈来为我所用，以及他们对中国现行制度的高度自信。

不过，在某些敏感话题上，“红色智囊”的雄辩无法自圆其说，只能付诸狡辩。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在台独疆独问题上，他们往往不会正面回应具体的问题，而是用西方民调机构关于国民对政府满意度的中国数据或者是“中国每年出国旅游的游客99.9%都回国”来证明中国是个理想国。

平心而论，“红色智囊”这些年来在国际社会上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讲述“中国故事”，并且因此还获得了一些掌声。但咎于一些掣肘和自我审查，他们自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言不由衷。他们试图为现在的中国建立起来的政治理论体系还是肤浅和片面，大多侧重在经济层面，而回避更深远的层面。无论如何，他们可以与世界同侪接轨平起平坐对话，有时甚至为了“舌战群儒”而略有失态，毕竟还是让一百年来听惯了东方人唯唯诺诺的声音的西方人，也领略一下东方人的雄辩和狡辩的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