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限中的---毛 ， 听其言---观其行， 供参考。

一、面对死亡

60年代以后，大概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界限，毛泽东谈论死亡的话题比先前多了起来。   对这个问题,他是早都看开了的。

其实，关于死亡的话题，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就经常提到了。

1958年3月13日，在武汉会见美国的斯特朗、杜波依斯时，得知杜波依斯已经91岁了，特别感慨他还如此灵活，说到自己：虽然我感到自己上了年龄，但依然有精力和体力，每年还可以游游长江。还开玩笑说：你已经91岁了，在另外一个91岁，你将会遇到马克思，也许我会先你而去，那时，我会高兴地把你推荐给马克思。

1958年他还在党的大会上公开讲死亡，说承认辩证法，不赞成死亡不好。死了人也叫喜事，很有道理，如果孔子还活着，在我们会场上，问他多少岁，说2500岁。这就很不好。他还告诉工作人员，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还说，自己死了，你要穿鲜艳的花衣服来参加庆祝会，就说：“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所谓有同志有顾虑，是一位元帅在发言时讲道：毛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毛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了你。在林彪讲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时，毛泽东又插话说：“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

1960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他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了封信，让他们到河南信阳专区去调查。末了，特别附上一句：“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1961年9月，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毛泽东明确向外宾谈到了自己的死。尽管是半开玩笑，却也不是信口开河：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五种，被开枪打死，翻车，游泳淹死，让细菌钻死，从飞机上掉下来。    

这些说法，不外三类：政治谋害，意外事故，生病。

据吴旭君回忆，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去世后，毛泽东曾和她谈过自己的死：“在战争中我有好几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                       1964年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他又说到了自己的死。

三番五次，这些表白，说得何等坦然，洒脱。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前期之前，毛泽东虽然已经六、七十岁，由于他特别健康的体魄和过人的精力，虽然屡屡说了死亡话题，但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生死观，未必有什么现实的针对性，所以语调总是那样的轻松、幽默和自信。

可到“文革”前夕，情况有了些变化。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却有些沉重起来，多少同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有了联系，至少人们特别注意起这种联系了。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那时已然是国内外关注的大事，也是个敏感的话题。

1965年1月9日，在和来访的老朋友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他中美之间改善关系有没有希望，接着，两人开始了如下对话。

毛泽东：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泽东：我准备了好多次，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

斯诺：在延安时?

毛泽东：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

斯诺：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泽东：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

斯诺在他的报道中说，毛泽东讲到这里的时候，头深深地往后仰过去，眼睛半开半合，仿佛沉湎到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去了。那是个别人难以体会的世界，不知多大，不知多深，不知多玄妙。他或许把自己放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来定位了，于是，说出让斯诺惊讶的话来：从现在起1000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斯诺把毛泽东谈论自己死亡的内容，也公开发表了。到1970年他重来中国的时候，斯诺说：“有几个朋友向我指出，那些话，特别是关于见上帝的话，可能是有意迷惑那些希望毛泽东早死的人。”

传这个话的人，不知是被授意的，还是自作主张。如果说毛泽东在1965年就觉得有人希望他早死，由此说自己就要去上帝来迷惑，那也太玄乎了，也把毛泽东看得太世故春秋了。

不错，“文革”发动前后，毛泽东的身体始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但对毛泽东自己的内心感受来说，他想得更多的，是对身后中国命运的忧虑，但他又无能为力地叹惜，更由此体会到无论如何“伟大英明”的一生，都无法超越生死规律。

于是，在和斯诺谈话20天后，毛泽东在给青年时代的朋友周世钊的信中，是那样直率地感叹：

我已经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   这两个问号，传达出多少心事啊!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他似乎体会到个人意志和政治斗争所能达到的界限。1972年接见尼克松时，后者说他读了毛的诗词和讲话后，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并认为毛泽东的作品“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绝不是敷衍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1973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来访时，很想知道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组织结构的看法。毛泽东谢绝了这个未来的话题，而引向自己的生命，说：周恩来和我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

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界限，进入70年代以后，他多次谈起自己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了：

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酒。

这是1975年4月18日对来访的金日成说的话。虽机趣如昔，但一代伟人从未有过的悲凉毕竟溢于言表。

这年5月16日早上，女医生小李来到躺卧在病床上的毛泽东身旁。说了几句话，毛泽东便说：“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你要不来看我，我恐怕再也看不见你了。”小李临走时，毛泽东送给她两句话：“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又解释：后面一句，“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须知，九年前的这天，以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革”烈火正式点燃。那时，毛泽东豪迈挥就了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面对美人迟暮的袭击，毛泽东有自己的承受方式和表达方式。

他找人来替他读书，说古论今，自觉不自觉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敞开那并不随意打开的心扉，流露出一些真情，一种“如之何，如之何”的生命感受。

在邓小平大刀阔斧搞整顿的1975年 那个夏天，毛泽东让芦荻给他读王粲的《登楼赋》。王粲这篇赋写于他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之前，当时在荆州避难，一无建树。本想登楼望景以解忧愁，勾起的却是 长年流离，归乡无路，报国无门的浓愁深悲。全文风格，沉郁悲凉。毛泽东听后评价说：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 故土之思。在分析这后一方面的思想感情时，毛泽东接着发挥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 忆、怀念这些。如此千载幽幽的情思，在毛泽东凯歌行进的时候，是较少流露的。但是在病魔缠身的迟暮之年，却直率地谈文纵情，评人论己了。因为王粲写《登楼 赋》时，才30岁左右，自然说不上“到老年更容易回忆……”。

这年，他又让人给他念庾信的《枯树赋》。开始，他静静地听着，面部没有任何表情。猛然间，他声音微弱地苦吟起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神志的极度清醒，脑细胞的极度活跃，与躯体的衰老形成了极大的矛盾。忧患殊深之外，又添老病无奈之情。庾信的《枯树赋》抒发的是英雄暮年的凄凉情感，反映的是一种在自然规律面前无可奈何的失落心态。

这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在外面的世界敲锣打鼓欢庆节日的时刻，毛泽东却同工作人员孟锦云谈起了贾谊的《鸟赋》，说自己已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

这是一篇什么样的作品呢?贾 谊失意时，被贬为长沙王傅。有一天，有一只鸟飞进他的屋子，贾谊见后，黯然神伤，因为这鸟像鸦，属不祥之鸟。加之长沙潮湿，贾谊体弱多病，于是觉得自己活 不长了，便忧伤地提起笔，写了这篇《鸟赋》。文中例举许多强盛一世的人物，都有衰变结束的时候，以其说明“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报”，“天不可预虑兮，道不 可预谋”的忧患，同时也表达了“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的通达乐观。

毛泽东从中受到什么启发呢?他对孟锦云说得很明白：“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连办得到的事也耽误了。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真是人事无常呵!随它去呢，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是呵，他太疲倦了。许多事情，对他来说，已然是力不从心了。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

他心里并没有停止歌唱，革命家的心不甘。

二、晚年心事

对死亡本身，毛泽东或许是乐观无虑的。可对死亡的政治效果，他则比谁都焦虑万分，忧长患远。

毛泽东说过：“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过。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的。”在他的晚年，这种与生俱来的忧患则染上了特定的含义。从宏观上讲，他担心“党变修”、“国变色”。他一生矢志而执著地追求、信仰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他感到目前国际上100多个共产党，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不多；而中国党内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也不多，如果有200个干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好了。不唯如此，他甚至感到党内已着着实实滋生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滋长着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亲手建造和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还有什么事情能像这个问题引发毛泽东的无比忧患呢?

于是，他果断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73岁高龄开始他人生的最后一搏。

他此时的心境，犹如在1966年6月 写的《七律·有所思》中所说的，一方面是“青松怒向苍天发”的豪气张扬，一方面是“凭栏静听潇潇雨”的深切沉思。其实，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少了些挑战——战 而胜之的高度自信。当他晚年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陷入了理性追求和实践心态的严重分裂时，他多少感受到现实进程同他的气质、抱负之间的强烈反差，他的内心 深处开始被孤独感侵蚀。1966年7月，当亿万群众咏诵着他过去的名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开始造反的时候，他却在给江青的信中感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伟人的谦逊、舍我其谁的自负气概和四顾少知音也少对手的悲哀浑然融为一体了。         他的心境变了。

而且，他意识到，搞了这么多年的建设，仍然没有把中国从贫困中拖出来。当初建国，搞各种运动，目的不就是发展生产力么?结果怎么事与愿违呢?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说起了他们共同的朋友尼克松。毛泽东希望希思帮一帮尼克松，让他渡过“水门事件”这个难关。又说：“他也有缺点。”作为政治家，希思自有其机敏和圆厚，紧接着说：“我们都有缺点。”

毛泽东把话题引向了自己：“我的缺点更大呢!八亿人口要饭吃，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样。你们英国还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国家。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

希思说他对毛泽东讲的很感兴趣，并认为中国的农业发展了，工业正开始发展，想知道“主席是如何鼓舞了七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说来话长”，就把话题转向英国帮助中国的问题上去了。

81岁的毛泽东，历经八年“文革”的毛泽东，看来已无意谈中国的辉煌，也无意谈自己的辉煌了，更何况，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客人面前。

值 得一提的是，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当时也在座陪见。当毛泽东说自己接到了上帝的请帖，中国的未来，“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时，无疑是指的邓小平。说到 香港问题，毛泽东讲：“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有传记作品讲，说这个话的时候，毛泽东还用手指了指邓小平。虽为想象之辞，如 此理解，倒也无不可。

“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叶剑英元帅50年代写下的这一微妙的诗句，在这个时候似乎颇具启发含义。

这位在晚年击筑陈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刘邦刘亭长，是指谁呢?

80年代，叶帅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编辑诗集时，曾当面请教，不料，叶帅毫不迟疑地回答了三个字——“毛泽东!”

“刘亭长”需要猛士守四方。毛泽东需要有人把红旗打下去。

于是，他开始有计划地考虑和安排中国的未来，选择身后的接班人。

起初，他选择的是林彪。多病体虚、怕风怕光的林彪却不愿久等，迫不及待地要背后下手、早日登台。

“林彪事件”后，身心遭受沉重打击的毛泽东，一下子老了许多，又不得不面临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林彪事件”也让许多有识之人惊醒起来，对“文革”有了怀疑。

毛泽东深切了解到这一事业后继乏人，并凭着他极为敏锐、强健的政治直觉，感受到在一片“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中，有一股深沉有力、十分使人担忧的潜流在涌动、回潮。         他加快了选择，而且是多种的选择。

他仍是那样敏锐地把握着政局的发展：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来了，华国锋从湖南调中央来了，邓小平也从江西回到中央来了，并主持日常工作。旋即，对“四人帮”的批评也提出来了……这一切，似乎暗含着毛泽东安排日后大事的预兆和匠心。

生理的进而也是政治实践的生命越是接近极限，似乎反过来更激发他的意志力量；儒家为扶大道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似乎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他的身上复现。            有几个非常精彩的细节。

1973年8月2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朋友、新民学会会员李振翩同夫人汤汉志，从美国回大陆探亲。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李振翩是位医生，很关心毛泽东的健康。出于职业习惯，他劝毛泽东减少读书。

毛泽东回答：“我现在横竖不看了。比如……”

这“比如”之后，却是让身旁的王海容给他一本打开的草书字帖过来。王海容递给了他，毛泽东很自信地说：“这样的字我就看得清。”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开始读：“《琵琶行》，这是……”开了头，他没有说下去。         片刻沉默。

汤汉志看出，毛泽东不一定能立刻认清这本草书字帖的内容，试探着问：“是不是戴眼镜好?”

毛泽东果断干脆：“不!”他坚信自己看得清。

李振翩有意把话插开，说：“我们到延安去看了。”汤汉志会意，补充说：“他们说主席从前住在窑洞里，办公的地方点的是油灯，我们都看到了。”

毛泽东仍不搭腔，低头认真地辨认着，他非要认出来不可。

他终于认出来了：“嗯，这是明朝人董其昌学怀素的几笔草书。怀素是唐朝的和尚，河南人……”

他终于证实了自己，满足了自信。

这看起来是小事，却深深地反映出毛泽东的性格——绝不服输，相信自己的意志力；永远挑战，包括向自然的生理规律挑战！

1973年 开十大的时候，面对欢呼的十大代表们，他已经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不得不以目送代表们退场的方式，让大家先走，自己最后让人扶着离开，还说：“你们不 走，我也不好走。”为什么呢，他要在信仰他的人面前保持一种健康的姿态，这无疑是政治的需要，也是他一生从不服输的心理折射。

1974年10月，诗人袁水拍在给江青的信中谈及对毛泽东“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诗句的理解，说不知是“松”从容，还是“云”从容。毛泽东在答复中毫不犹豫地说：“是云从容。”还不无所指地补充一句：“我喜欢乱云。”

他总是焦渴地期待着激烈的场面，以驱除难以挥去的忧患。

1975年底，毛泽东让已经逐渐受到攻击的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决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甚至说三七开也可以。但邓小平拒绝了，理由是：对“文革”过程不大了解，“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不久，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

但毛泽东还是不得不把自己的忧患连同接力棒，交给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1976年6月，毛泽东病情加重的时刻，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对他们作了重要讲话。

他 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 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 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他诉说衷肠，但已没有多少把握了，“只有天知道”。

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自然也是极而言之。因为他一生当然不只是干了这两件大事。他这样概括，恰好反映出他晚年太重、太大、太难的心事——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别的看重，也特别的忧虑，特别的不放心。

开 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无所疑义的成功。所以他说得很轻，反而见出他的自信：无非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把日本人赶回老家去了。说到第二件 事，心境就明显不一样了。他的潜台词大概是：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吧。他搞“文革”，正是为了“守江山”，用正规的表述，是“巩固政权”。

可是，偏偏是他特别看重的这件大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怎能不让他特别揪心呢?

这 倒也看出，尽管已经苦于来日不多，行将去“见马克思”，尽管当时公开否定“文革”的人几近罕见，尽管响彻他耳边的声音，显摆他眼前的文字，仍是“伟大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在他的感觉里，在他的观察中，还是敏锐地发现，有不少人实际上是反对的。这可以有三个解 释：（一）把“文革”视为他晚年要做并一定要做成功的第一大事情，所以在对待它的问题上，尤其敏感；（二）对“文革”的命运如何，包括“文革”正确与否， 他仿佛少了些过去的信心，也就是说，对“文革”并没有带来期望的效果，甚至有不少负效应这一点，他多多少少有所意识。（三）他所指的反对的人，恐怕不是一 般的群众，很可能是指党内的高级干部。如果我们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全国大张旗鼓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而且邓小平曾是他请出来苦撑 危局的人，是他付以重托的人。结果连邓小平都在实践中逐步地纠正“文革”的错误，乃至慢慢地走向对“文革”的全面否定，毛泽东所指的反对的人，自然就是党 内的高级干部了。

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他坚信尽管它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为江山命运计，他都无法容忍谁对它否定，因此，他是反对那些“反对文革”的人的。可是，毕竟来日无多了，自己身后，“文革”怎样?谁能把“文革”坚持下去?谁来接班?自己能把握交接班吗?是和平的方式还是腥风血雨?——“只有天知道!”

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中，华国锋按毛泽东生前愿望，同叶剑英、李先念一起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避免了“腥风血雨”。同时，他也继承了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左”倾错误，执行“两个凡是”方针，因而犯有错误。                这是后话。

却说1976年，是中国旧历龙年。本应腾飞大顺，可对中华民族来说，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天灾人祸，频频降临。周恩来，朱德两位毛泽东的亲密朋友，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     神州震荡，大地哀鸣。

凑巧的是，这年3月8日，东北方向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中最大的三块陨石向西偏南方向飞落，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        工 作人员为毛泽东读完这则新华社电讯，他沉默不语，走到窗前，遥望天空，禁不住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 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工作人员说这是迷信。毛泽东沉思道：“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

是啊，谁能说得清毛泽东此时此刻的感触和心境呢?

两千多年前，另一位对中华民族发生过深远影响的伟人——孔夫子，老病缠身的时候，拄着拐杖，步出蓬门，看见太阳落山，染红西天一片，禁不住漫声叹息——       “哲人其萎乎？!”

（本文选自《毛泽东之魂》 陈晋著 东方出版社2014 ）

  《毛 泽东与文艺传统》、《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之魂》三本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的系列作品。这三本书分别从文化、个性及 人生际遇等方面研究和体悟毛泽东。今天看来，沿这样的途径去走近领袖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能够领导和创造如此大的历史功业，并影响至今，必然有文化、个 性和际遇上的种种原因。东方出版社集结出版，一段段独白漫语勾勒出真实的伟人组图，供新一代读者体味品读，了解毛泽东的性格魅力，走进毛泽东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