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不醉人，人焉能自醉？

酒不醉人，人焉能自醉？

――读《尚书·酒诰》随笔

小事不训诰，《尚书》中，凡训诰事，一定经天纬地、治国安邦。正因为这样，《尚书·周书》中突然有一篇《酒诰》，便令人诧异十足。“多大个事啊？不就是喝点酒吗？”

然而周公却一脸严肃，训诫康叔：到卫国执政，务必狠刹酗酒之风。

细想周公自有他的道理。

康叔受封之卫国，乃殷商故地。当初，纣王建造酒池肉林且纵情声色。上有好之，下必效之，以致殷末之时，风气奢华，政乱其德，人乱其性，世面上尽是瘴气。周公自然不想蹈入商纣的旧辙。新兴王朝总要带着满腔热情和浑身朝气开始一个新纪元。无论客观上效果如何，起码主观上意愿如是。所以翻检中国五千年书简，每一个王朝都没走出初盛末衰的铁律，象草木般，从春到秋到冬。以北京为例，哪一伙胜利者入城前都曾雄心勃勃，都有躲开铁律的幻想。帝王要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大学士们便写些“几百年祭”式的警世文章，然而奇怪的是，每个王朝到最后都走了一个同样的圆，在历史的大屏幕上，各个王朝的起点和终点无大异处。

我们专事稼穑的祖先，从五谷中为我们提取了浆状的精华，比之于西方人的葡萄中取汁，我们的美酒更醇厚更浓烈。畅饮，抒大漠长烟之志；浅酌，寄小桥流水之情。古来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中国古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士大夫文化，而在其间，无论魏晋风度还是唐宋风格，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假如把留名的文人作一番个案分析，我们差不多可以概括出这样一个共性：进不到官场或被从官场踢出来，饱尝失意之苦之后，要么“会须一饮三百杯”，要么“把酒问青天”，反正是有酒入愁肠之态。酒酣之际，醉眼看朝野看自家，愤懑怨艾甚至批判，都被放大，尔后泼墨挥毫。发泄的文字——我们叫它歌哭，反政府的文字——我们叫它针砭，便篇篇什什地出来了。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所有后代人都爱看前代那些反政府的文字，而现实的政府却总要兴兴文字狱，或来场文化的革命，革点文人的脑袋以示震慑。

酒不是不能喝，倒要看给谁喝。文人喝了，是好事。酒壮怂（尸下从）人胆，文人立马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趁着酒劲舍得一身剐。于是文坛亘古以来许多真性情常常是酒性情的衍生。李白不醉，焉敢龙巾拭唾、贵妃捧砚、力士脱靴？不灌斤八的，他也照样做世俗中人，“云想衣裳花想容”，给杨玉环唱一组谄媚的歌。

但是官员不能喝。

殷末周初，社会处于转型期。旧朝遗民尚未完全脱胎换骨，颓败淫风难于于一夕间荡去，而酗酒之风既占淫风之首又为淫风之源，难怪周公决意用重典而根除之。在周公看来，“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酗酒淫风，于周初社会而言，无异于洪水猛兽。这是否有点小题大做？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是，许多细微小事一再演绎和翻转乾坤天地，以至于当我们见到“防微杜渐”四个字时，便心有寒气掠过。

人类的物质文明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时至今日，我们有那么多可资享受的条件令我们常存感恩之念。男人可以去酒色，女人可以去休闲，孩子可以去打电脑游戏，各得其所，丰富而多彩。相信周初之时，高尔夫没球没场地，卡拉还不OK，遑论豪奢会所及各样中心。想象那时代既便是奢侈的官员贵族，也不过一手猪脚一手酒樽，吆三喝四“走一个，走一个，再走一个”，直到把自己放倒，烂醉如泥。大概这种酣畅痛快的酒活动，是他们最为高级最为高雅的业余生活和上流社交。然而周公列举“在昔殷先哲王”，说他们“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罔敢湎于酒”。又说，“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干正事的人无暇淫乐，淫乐的人不干正事，自古而然。

商纣嗜酒，《尚书说》中说他“为长夜之饮”，于是朝野上下有样学样。领袖沉湎于打桥牌，举国老百姓就打麻将，大官养情妇，小官就包二奶，纲纪已乱，WHO还怕WHO？曹雪芹看王朝一如看大厦，朽烂到某个节点上，必然忽拉拉瞬间倾倒。那时叫王朝倾倒，如今叫政党解散，其实这等事总是利益集团的事，跟老百姓无大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东欧诸国一夜间纷纷易帜，那便是现代版的改朝换代。“变天了”，乍听起来很恐怖，但是是由阴转晴还是由晴转阴，还须冷眼相看，不急于给出结论。

矫枉必须过正，周公也是不得已而严刑酷法，明令康王，“群饮”，即官员聚众狂欢滥饮，“尽执拘以归周，予其杀”。谁若被康王执拘以归周，谁就会被周公拿去宝贵生命。

面对周公铁腕，我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不想用项上人头换那三杯两盏淡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