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们村的那些人和事

我生长在北方农村，当时恰逢文革之末到改革开放之初。隐隐约约记得毛主席去世时大人们都到村办的小学里扎花圈并举行追悼仪式。接着就是包产到户，帮父母搭把手耕种分给自家的田地。小小年纪就割麦子、点玉米、喷棉花、种土豆、摘花生、刨山药。那时的人们都很纯朴，也没有像今天这般忙碌。农忙了务作自己的庄稼，农闲了就放放歇，没有像现在几乎所有的壮劳力都到城里打工。冬天里，不乏老的少的一伙人在向阳的墙根下晒太阳、下象棋什么的。村里的乡人们，想起来就觉得亲切。今天有空，随便写一些自己记得的趣事。
 
村里有一个人，人送外号“十二本”。这个外号怎么来的呢？据说他给大家猜谜说：“俺家有十二本大自然。看懂了这十二本后，天文地理没有什么不知道的。”看来农村里也有文艺青年，把一年十二月比作十二本书，比喻得还很贴切。不过这个文艺青年不被乡亲们欣赏，嫌他拽文，从此就被安上了“十二本”的雅号。看来不论何时，拽文还是有风险的。
 
另外有一些以当地的人和事为题的歇后语和俏皮话。比如一个歇后语是：二傻浇园——冲啦。冲啦就是“对准了”的意思。讲的是小名叫二傻的一个人去浇菜园子。他爹告诉他，等太阳冲了就可以回来了。意思是说，等太阳对准正南，就是正午的时候就可以回来了。他是个懒家伙，干活干了不到一个时辰，面朝东南太阳的方向瞄了瞄，说：“冲啦”。所以就留下了这个歇后语。
 
还有一个歇后语是：方中的棘把儿——没你的发言权。方中是我们一个紧邻的村庄。棘把儿是方中村的一个村民，因为他说话老没谱，所以被剥夺了在生产队会议上的发言权。他的名声，随着这个歇后语，甚至传到了四邻的村子。他说话怎么没谱呢？可以举个例子。村子的北边有条小河，现在因为上游修了水库早就断流了，当时还是流水潺潺的。说是有个外地的人要过河，看到他在河边，就问他“河水哪里深哪里浅”？他说：“深的地方深，浅的地方浅”（谁说不是呢？）。又问他“到底好过不好过”？他说：“一天到头棒子面粥还喝不饱，你说好过不好过？”（看来对当时的生活水准有意见！）再问他“我到底能不能过去？”他说：“你能不能过去，你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要想知道桃子的味道，就得自己亲口尝一尝，有哲理！）他的话把外地人噎得一愣一愣的，也被乡亲们传遍了四邻。
 
我们村也有一个比较没有发言权的人，叫小三。这个小三可不是现在小情人的意思，当时也没有那个风气。他在兄弟四人中行三，个子又长得矮小，所以被叫做小三。说起来他们兄弟四人的大名，分别是惜日、惜月、惜星、惜辰，是爱惜时光的意思吧。看来他们家老爷子虽然是个农民，还是有点儿文化的。这个小三，也就是惜星，比较为乡亲们诟病的是怕老婆，任嘛事都听老婆的。他分辩说：“人家（就是他老婆）总是说得对，不听人家的怎么办？！”看来，他对老婆是心悦诚服，不是一味的畏惧。并且他还有民主作风，从善如流。村民们说他怕老婆，是没有理解他的境界，冤枉他了。
 
还有流传的一个故事，说二葫芦这个人一辈子不吃猪肉。他死得早，30来岁就得癌症死了。临死前，想尝尝一辈子没碰过的猪肉到底啥滋味。尝过后说“没想到猪肉这么好吃！”知道好吃了，可是也晚了。这个故事不是歇后语，可是也令人嘘叹，发人沉思。
 
二葫芦排行第二，他的弟弟梦良也有流传的故事。梦良其实是二葫芦同父异母的弟弟。大家说他有点儿缺心眼儿，其实他就是有时候有点儿认死理，并没有太大智力上的问题。他以后办了个农村小卖部，虽说他妈是个精干人可以帮他出点子拿主意，可是他能维持日常运营也不容易。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去他家买个火柴茶叶什么的。梦良属猴，小的时候大人开玩笑问他“属的是公猴还是母猴”？他就回去问他妈。他妈也风趣，说：“反正当天院子里跑过了一个猴，跑得太快，也没有看清是公的还是母的。”
 
当时都在生产队上干活，工余休息的时候讲个笑话开个玩笑，其乐融融。我一个本家的老爷爷叫庆祥，按乡亲辈来排和梦良差不多同一辈，也爱开玩笑。有一次，他拿个手伸到裤裆里掏来掏去。梦良就问：“庆祥哥，掏什么呢？”老爷爷说：“好家伙，好大一个虼蚤！”说罢掏出手来，攥成一个拳头。梦良睁着大眼，想看看大虼蚤，凑得很近，鼻子都快碰到拳头了。老爷爷展开拳头，一股臭气飘出。梦良大笑：“庆祥哥让我吃了把屁”。“把屁”，就是“一把屁”。从此留下了梦良吃把屁的故事。
 
我们村一共有四个生产队。梦良和我家是一个大姓，住在村东，属于第一生产队。另外还有一个大姓，住在村南，属于第四生产队。第四生产队比我们第一生产队更有能人，有两个人能编长篇连载的故事。两个人互相编对方的故事，取笑对方逗乐子。流传下来的大多是二献编排善行的故事。这场农村中的文战，看来最终是二献胜利了。二献能胜利，要得益于他文化高经历广。他哥当时在北京工作，他去北京找过他哥。也不知怎的，还把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姑娘拐到了我们村当老婆。要说他也真是一表人才，能编故事当然口才也好。他老婆，即使以后改革开放了也一直安心呆在农村里。看来这个二献还真是充满了魅力。
 
有个二献编排善行的故事，说善行去兴隆开眼界。到了城市里，不懂交通规则乱走。被警察叫住教育了一通，告诉他绿灯走红灯停。他记下了。结果到了一个商店门口，人家有霓虹灯红绿交替变化。弄得善行抬抬左脚放下，抬抬右脚又放下，走又不能走，停又不敢停地犯了难。
 
还有一个，说善行去市场上，想买辣椒。自己是农民吧，可还想冒充个城里人斯文一下，于是不说家乡话“青椒”，说要买个“辣”。结果人家听成了“蜡”，给了他一根蜡烛。他不认识蜡烛，但是觉得奇怪，就咬了一口嚼着来尝。卖蜡烛的看他拿着蜡烛嚼，也觉得奇怪，就问他什么味道。他回答说：“没有什么味道，就是面面吞吞中间一股柴。”
 
上面我说的当然都是一个大概，二献讲起来的时候肯定是添油加醋，口若悬河。善行的儿子和我差不多同龄，我记得他说过他爹给气得晚上都睡不着觉，摸着肚皮想再给二献编排一段找回面子。其实细想想，二献的这些故事，是善行没有经历过，而他自己经历过的。很大的可能是他把他自己在城里犯的土给安到善行头上了。所以，生活中真正闹笑话的可能是二献自己。
 
当时农村中没有什么娱乐方式，就是这样，乡亲们也是苦中作乐，自己给自己找乐子。每当回想起这些善良淳朴的人和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发出会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