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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Ⅲ）
(七) 八国联军对中国城市的占领是临时的，但是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联军把天津改造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联军的治理业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联军政府的清廉，在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联军攻占天津后成立了临时政府（the
Tianj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入乡随俗，取名“天津都统衙门”。此衙门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衙门；手握大权的不是一言九鼎的衙门主官，而是临时政府委员会。从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临时政府委员会一共召开了329次会议，4次特别会议，平均每两三天开一次会。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以法文（国际上最权威的法律用语）作详细记录。两年下来，会议记录汇编成几大本的《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在清政府收回天津治理权时，会议纪要作为法律文件移交给清政府 [1]。
天津临时政府发布的第1号“告谕”向民众保证，要“清理地方，保全善良”。首先是整顿治安，恢复秩序，清除匪患，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收拾庚子之乱遗留下来的烂摊子，还有两项当务之急。一是采取卫生防疫措施，防止战乱之后死尸狼藉、遍地哀鸿之中可能爆发的瘟疫。二是“采取防止本地人发生饥馑的措施”，就是说，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临时政府拨款赈抚，救济贫民：“去年冬，以贫民无依，饥寒交迫，津郡及县属村庄，均蒙中外赈抚”；在天津“楊柳青……蒙本段洋分司员傅（‘傅’某是临时政府的洋人官员 -- 引者注）转求都统，发给洋银九百余元，购红粮三百余石，经局绅帮同司员查写极贫二千余户，分别散发”[2]。
劫后余生的天津市民在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后，临时政府的“清理地方，保全善良”进入下一个阶段：“清理中国政府及私人放弃的动产和不动产，编造清单并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为确保民众的财产安全，临时政府对战后混乱的私有财产进行清理，重新登记；向能够出示财产证书的人发放房产证，并颁布了契约注册办法。西方国家对财产权的尊重（无论是私产还是公产）和契约精神，在临时政府的施政中得到充分体现。
即使面对军事需要，这个战时军政府也不会侵犯民众的财产权，不会任意损害民众的福祉。其时英国占领军司令坎贝尔（Lorne
Campbell）将军要求都统衙门在市区东南军械所附近设置一个靶场。将军得到的答复是：“如不付给房主赔偿费，本委员会无法让居住在那一带的居民搬迁”[3]。
自古以来，中国并无城市建制；城市地区归所在县管辖，而县衙门根本沒有什么市政管理机构。19世纪中国的城市人口大量增长，城市控制、管理方式的原始落后，成为社会失控的主要原因。天津临时政府按照西方城市行政体制设置，中国首次出现了城市行政区的建制和现代化的城市管理。临时政府下设卫生局、公共工程局、司法部、巡捕局、库务司以及总秘书处和汉文秘书处。各机构的首长，除了巡捕局局长是一名英国军官外，其余都是专业人士，而且久居天津。比如卫生局长德博施是一名法国医生，曾任法国公使馆医生，当时在天津行医。公共工程局局长由丹麦工程师林德（Linde, A. de）担任。他19世纪80年代就在天津英租界从事公用事业，曾参与海河治理工程。
临时政府的法律制度是按照西方法律体系建立的。临时政府设立法庭并任命了法官，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均由法庭依法审理判决。这也是中国亘古未有的。八国联军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从制度上保证了司法公正，结束了中国两千年来县官坐堂打屁股、“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司法黑暗和野蛮。
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也是八国联军创建的。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治安问题，首先成立巡捕局，着手建立城市警察系统。警察由外国巡捕和华人巡捕两部分构成。外国巡捕主要从各国军队中抽调官兵组成，华人巡捕则由绅商保举本区华人担任。巡捕不仅负责司法、治安，而且负责交通、卫生等公共事务。中国的城市中首次出现在街头站岗维持治安、指挥交通的警察。天津城厢地区还被划分为8个治安区，每区推举6名华人绅商协助治安管理。袁世凯接管天津后，警察制度被完整地继承下来。
天津临时政府还创立了城市税收制度。“临时政府的财政最初是依靠参加政府的各国各垫款5000英镑开始运行的。临时政府成立后，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城市税收制度。根据临时政府制定的税收章程，主要开征入市税（即厘金）、码头捐、所得税（房捐）、铺捐和执照税等[4]……
临时政府对各项捐税收入和政府支出有详细和明确的记录，实施严格的管理。从记录中可以看出，税收制度建立后，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许多公共工程得以实施。在向袁世凯办理政权移交时，临时政府将全部收入和支出的账目清单，以及还在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所需的费用、政府财政结余等一并交给了袁世凯”[5]。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清廉如水的政府帐目交接。中国的地方政权交接（旧官去职，新官上任），前任留下财政亏空是常态。天津临时政府竟然向袁世凯转交了财政盈余，八国联军对中国掠夺、榨取的谎言可以休矣。
在战局稳定之后，临时政府掀起了天津现代化改造的高潮，主导了天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制度的制定。
临时政府主持了天津城牆的拆除。19世纪末，城牆的传统防御功能已经不复存在；当城市迅速发展时，城墙成为交通的最大障碍。天津城墙拆除后，沿城墙基址修筑了四条马路，成为城区的交通干线[6]。临时政府还修筑了城北门至运河以及英租界到海光寺的道路；老城区的道路系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临时政府在城市交通方面的另一个建树是创办有轨电车交通系统。当时欧洲人和日本人分别向临时政府提出了承揽修筑电车工程的申请；日本甚至由政府出面，要求优先获得专营权。经临时政府的慎重审查，比利时银行团投资的“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获得了有轨电车的经营特许权。中国的第一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由此诞生。
天津的自来水供水系统也是临时政府执政时创立的，开中国“自來水”之先声。1901年3月，德商瑞记洋行向临时政府提出建立自来水供水系统的申请，获得批准。临时政府委员会对供水系统的设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给以及水价的限制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7]。
八国联军的执政同时带来了中国城市的光明。天津的路灯在19世纪80年代首现于英租界；华人得享路灯照明则是八国联军的贡献。临时政府委员会于1900年11月作出决议，要求城区马路两侧每隔100步安装一盏路灯（油灯），安装及维修费用由沿路房主承担。翌年2月，临时政府决定城市照明由政府负责，筹划安装电力路灯[8]。在与“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签订协议时，临时政府提出将电车专营权授予该公司的条件之一，就是公司要为电车经过的马路以及其它道路提供电力路灯照明。自此天津夜晚“灯盏齐明，如同白昼，比除夕倍觉辉煌”[9]。
中国城市电话系统的建立，也是八国联军首开先河。之前，一些政府衙门、官邸安装了专线电话，租界也出现电话；但是电话的商业经营和城市电话系统的建立，则是八国联军治理天津的产物。1901年2月，丹麦人濮尔生在老城区注册成立了一家经营电话、电报的公司：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Fitting Co.，中文注册名称为“电报局”。这家公司在老城区埋电杆、架设电话线，电话开始在政府机构、公共设施（如医院）和民间普及。除日常广泛的公私用途之外，在夏季汛期，临时政府还利用城市电话系统（当时最快捷的通讯、传播手段）通报每日的海河汛情，组织防洪救灾。
八国联军对中国另一个杰出的贡献，是建立了亘古未有的公共卫生系统。中国自古以來既无公共厕所，亦无垃圾的收集清理。城市居民在街上任意出恭、倾倒大小便桶和垃圾；滿街屎尿、遍地垃圾臭水沟就是当时城市的卫生面貌。据人大教授张鸣介绍，当时皇宫内都没有厕所，“连庄严的太和殿两侧，也随处散落太监们的大小便。反正皇帝没事不会去那里，后妃也去不了，大典每年不过一次，到时候清理一下也就得了”。19世纪随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城市卫生状况日益恶化，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当时对城市环境影响最大的是生活污水、垃圾以及人们随处便溺的习惯。
“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便做出决议，城区禁止随地便溺。路上行人随地大小便要罚洋1- 2元。同时，临时政府开始以招标的方式建造公共厕所。很快，老城区建造了多处公共厕所，并设有清洁夫按时清扫。临时政府专门发布告谕，要求人们必须到厕所‘出恭’，在厕所以外便溺要受重罚。同时，临时政府还要求所有粪厂迁至郊外”。解决居民随地大小便问题的同时，临时政府也着手解决城市拉圾问题。“1901年3月，
都统衙门制定了《洁净地方章程》，规定居民每天必须将垃圾倾倒到划定的垃圾场，然后由政府统一处理。住户每天要将自家门前地段清扫干净。并明文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这是天津最早的城市卫生立法。违反这些规定者会被外国巡捕抓捕，受到罚款、鞭责等严厉处罚。与此同时，由临时政府卫生局组织专人清理河边、城内堆放的垃圾，雇用清洁夫打扫街道”[10]。
临时政府同时主导了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他们未采用政府投资的方式，而是利用民间集资或投资。临时政府要求各街区的士绅出面组织居民修建和清理下水道，费用由士绅们承担。对排水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质量，临时政府严格把关。工程设计要经过公共工程局的审批。验收工程时，如果工程质量高，政府将承担部分工程费用。在临时政府的鼓励下，私人公司也参与了排水系统的投资与建设。德国人汉纳根的“大广公司”提出修建城区南部排水系统的方案，委员会经审查后批准。该公司在老城西南部挖掘了排污池，老城区的污水被排入池中，再经由专门水道排入海河下游。这一排水系统一直沿用至20世纪50年代[11]。
在八国联军临时政府的治理下，天津干净了，卫生了。北京的面貌在联军治下也发生了类似的重大変化。时人记述：在北京“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糞公司，挨户捐钱，各司其事”[12]；“又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 英美各界，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连紫禁城内都修建了公厕。时人编成“西江月”，赞扬城市面貌的变化：
不准堆积糞土，勿许街市出恭；路途小解或出恭，罰尔两天苦工。
各处砌壘厕所，街巷扫除干净；禁止斗殴与強争，煙馆赌局词讼。[13]
各处添设土筐，运載糞土出城；街巷泼水点夜灯，小儿脸要干净。
添立牌头街长，稽查户口人名；设立巡捕与分厅，歼除贼源盗风。[14]
国人在八国联军治下（包括強迫之下）第一次享受到清洁、文明的生活方式。
1902年6月，就在八国联军最后撤出中国的两个月之前，天津发生了一次流行性鼠疫。“鼠疫最初是从塘沽传入的，并主要在城北区蔓延。临时政府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防疫措施。在塘沽设置了港口检疫隔离站，在市区建立了医疗站，还对感染者的隔离、病亡者的埋葬以及环境消毒等制定了强制性法令。如病人要及时送医院隔离、冰镇并用石灰涂身；焚毁病家衣物；一周内封闭患者住房，用石灰水涂封门，胡同禁行，邻居不得进入，与病人同居者不得外出等等。病故者要领取许可证才能掩埋，并由政府专门雇用的苦力抬运和掩埋尸体。为了防止因感染者死亡造成疫情扩散，临时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死亡报告制度，如藏匿死尸不报，要处以带枷游街、罚苦工等严厉处罚。当时，临时政府还专门发布告谕，制定卫生章程，要求居民必须饮用开水、蔬菜水果必须煮熟食用，保持身体清洁，染病必须及时报告，同时还免费提供石灰用于厕所等消毒。要求制造汽水的水铺铺主必须使用开水，对违反者严厉惩罚”[15]。
发生鼠疫是不幸；刚好在联军撤军之前发生，则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沒有临时政府迅速及时、严格高效、科学的防疫措施，而由腐败、低能的中国政府应对，这场鼠疫將可能在多大的区域内肆虐，多少国人將因此丧命，是不难想象的。清末即有“后车之鉴”。庚子战争十年之后，1910
至1911年，东北黑龙江省发生鼠疫。“疫症发生始于满州里……民居寥落”，非天津这样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而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异常惨重，死亡近六万人。疫情的缘由还是俄国医生经调查后发现的[16]。
临时政府——这个外国占领军的军政府也没有忽视学校教育。临时政府拨款，“努力操办”学堂，“选聪慧子弟肄习洋文洋语”，“以克服中外语言，文字不通，诸多不便”；学堂里同时“讲读经史古文，并字学、算学、輿地学”[17]。（八国联军不是因为需要翻译而办学；在学堂里上学的都是小孩子）
临时政府执政时期，还建立消防队、制定交通法规、建立公共墓地等。临时政府还计划进行人口普查；为此不仅组织了专门机构，拟定了人口调查表，还开始为城区街道正式命名，编制住宅门牌号码等等，为人口普查做周密的准备（由于政权不久后移交，人口普查未能完成）。
临时政府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对天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现代化的巨大贡献，是古往今来中国任何一个贤臣能吏或政府当局都无法比拟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苏东坡在任杭州刺史时修了西湖的一道堤坝，受到千古称颂；但与八国联军在天津的业绩相比，不是蚂蚁比大象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八国联军在完成人道救援使命、中止庚子之乱的浩劫后，绝大多数联军將领都急于率军回国，因为在中国驻军开支浩繁，占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20]。在归心似箭的情势下，联军的临时政府竟然创造出城市改造和现代化的丰功伟绩。
按照国人的思维定势，外国占领军在天津的种种建树、作为简直是“吃饱了撑的”。他们是在敌国的土地上，既无拚政绩、图升官的驱动，亦无饱私囊、搂钱财的利诱，所为何来呢?
想收买中国的民心？可是当政者有八国之多，国人该感激哪一国？笔者思来想去，觉得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八国联军组织的临时政府是一个对人民有责任心、关心民众福祉的政府；政府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天职。这种普世价值如此“刻骨铭心”，就是在交战国临时占领的城市也不能不表现出来。
进行天津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涉及大量的民房拆迁工作。在八国联军治下，拆迁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呢？这里以修建一条沿河公路涉及的动迁为例。
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3次会议专门讨论了此次拆迁的征用费问题。委员会责成公共工程局局长、丹麦工程师林德就沿河房屋提出估价报告。该报告完成后，由司法部长、司库和中文秘书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告提交给市府委员会。市府提前一个月发出公文告示，通知涉拆迁的居民。居民有意见、要求尽管向政府提出来，由市府进行审议；市府绝无隐瞒、强横之举。每个拆迁户均得到三方面的补偿。一是房价补偿，按委员会综合专家分析确认后的房价执行。二是宅基地皮，均以每亩75两支付征用费（相当于五品官一年的俸禄）。三是在市内迁居地区免费划拨同等面积的宅基地。房产的制图造册，统一由临时政府召集房主、地保与相关人员到场，当面完成，一式两份。拆迁户的补偿银两，由临时政府的下属部门在预定时间统一发放。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公共建设项目，其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均依照上述程序进行。八国联军主导的房屋拆迁如此公平、廉洁、透明、利民，会不会令今人羡慕呢?
八国联军在治理京津地区时的廉洁作风，也与古往今来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照。联军在占领的城市一旦（临时）当政，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形形色色的腐蚀拉拢很快地包围上来。天津临时政府很快嗅到了中国社会的这种腐臭，断然采取措施，“拒腐蚀，永不沾”。
1900年12月20日临时政府委员会召开第84次会议，除了讨论发放救济、处理民教冲突等事项外，还专门“研究了关于当前一些华人向政府部门成员赠送礼物的问题”，并形成决议：“本委员会认为此举应当严加制止。同时也相信，政府所有成员都不会接受华人除水果和鲜花以外的任何馈赠”。临时政府成员不仅自己分文不取、两袖清风，而且努力保持政府雇员的廉洁。天津“暂行管理城厢内外地方事务”的西人长官发布了管理地方告示，晓谕民众“本衙门并四司员衙门西国官员，并文案翻译，及各项差役，均不准收纳民人礼物，如违查出惩办。该民人等亦不得暗中馈赠”[21]。政府官员、衙门差役不许接受民众的礼物，违者惩办，对国人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实践证明，洋人立的规矩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八国联军的清廉作风也表现在军需采购方面。自古以来，中国的軍需采办是肥得流油的差使，非领兵官的亲信莫属。八国联军由于长期驻扎，需要在当地购买大量物品，从粮食蔬菜、肉类水果、草料豆麸、煤炭木柴、砖瓦木料到布匹绸缎，品种繁多。使华人供应商惊异不止的是，联军的军需官不收（在中国人眼里是天经地义的）回扣。齐如山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德军“粮台总办”（总军需官）梅星先生向他购买木柴，成交之后，齐按照惯例、行规，要给梅星回扣，被对方断然拒绝。梅星对齐说：“你用不着谢我……你若以为我有意要钱，那就大错了。别的国知不清，德国的公务员没有要钱的”。齐如山不胜感慨：“没想到这个粮台总办，真是一清如水，一文钱的弊病也没有，待商人还是很厚道，我也绝对不特别多要钱。我没有应酬过他，他例常开两瓶啤酒，我们喝着谈天”[22]（读者不要以为联军军需官的廉洁与否和中国无关。八国联军的军费，部分出自庚子赔款）。
对一些为八国联军服务的华人狐假虎威的扰民行为，天津临时政府及时进行了调查和惩处。1900年9月28日，都统衙门获悉，有华人翻译趁随军演习或出征之机，在胜芳镇非法获银1万两，之后存入天津汇丰银行。都统衙门下令汇丰银行冻结此款，等待调查结果。紧接着，英军总司令部参谋部翻译、福音堂的教士斯利蒙（Slimon）向都统衙门写信举报，有华人谢某和梁某在一些村庄以向村民提供保护为名，骗取金钱。10月13日，都统衙门责成巡捕局长下令拘捕并审讯这两名被告。1900年11月16日，在都统衙门任职的俄军上校沃罗诺沃报告说，发现一名孙姓华人翻译在一个叫宜兴埠的村庄向中国人勒索钱财，要求都统衙门逮捕此人。都统衙门遂将此案移交巡捕局办理。
对查有实据、情节严重的假借联军名义的诈骗、抢掠罪行，都统衙门严厉惩处。“宝倭青都统以张得立、吴贵廷、张恩荣三人，向在津郡为匪，曾假冒洋兵，并本衙门委员，迭向民间勒索银钱，并抢劫财物。故于缉获审明后，即于九月二十三日十一点钟，在东门附近地方行刑”[23]。
都统衙门于1900年12月28日的会议上決定发布告谕：凡以临时政府或军事当局名义征敛钱财，均属诈骗；要求民众检举揭发，以便严惩。这篇告谕在1901年1月1日元旦张贴到天津的大街小巷：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现闻有人假充本衙门之人或充练军勒索钱财，准该民人等前来本衙门指名禀控，派兵查拿严办。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北京，八国联军的“北京行政委员会”对假借联军名义的勒索、诈骗和仗势欺人行为也决不宽贷。被民众“指名禀控”而遭“查拿严办”的一个典型，是赛金花的家人刘海三。他凭着两句支离破碎的“洋泾帮”德语，招摇撞骗，为非作歹。刘海三被捕之后，赛金花四处求情。齐如山受赛的请托去找新任北京“知府”（德军管辖区长官）科德斯，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科德斯甚至不无责备地说：“他毁害你们中国人啦”；言外之意是你怎么为这种伤害自己同胞的败类求情。赛金花和她所托之人向徳军当局求情时，不敢使用中国传统的手段——贿赂，因为他们知道在洋人那儿，这一套行不通。最后，刘海三被德军当局枪决[24]。
大规模、惨烈的（对基督教的）宗教迫害是庚子战争的导火线之一；战后，自然会有民教冲突的余波。临时政府处理此类冲突，并不偏袒基督教会和外国传教士，而是一秉大公。仅以王家沟事件为例。
1900年11月20日，
王家沟的士绅向天津都统衙门投诉，“指控有两名华人基督徒声称受临时政府的委派在村里为教堂征集赔偿损失费”。临时政府收到投诉后，“委员会责成汉文秘书
通知这些士绅，把被控告的两名华人基督徒带到司法部”。两天后，都统衙门又收到王家沟士绅的书面诉状，指出那两名基督徒是根据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传教士的指示到村里索取赔款的。都统衙门继续指令将这两名基督徒带到司法部接受审讯，以查明美国传教士是否有违法行为。
随后，王家沟的乡绅们通过汉文秘书又提交了一份诉状，“要求赔偿因遭拳匪迫害而造成的损失”，并宣称已经聘请日本人作为本村的法律代表。拳匪造成的破坏、损失，该村要求（八国联军的）临时政府赔偿，这在当时并非无理要求。实际上在京津两地，联军针对拳匪造成的破坏对民众都进行了赔偿，因为庚子赔款也包括对中国民众的赔偿（《辛丑条约》第六款）。
王家沟士绅对基督教会的指控，激怒了当地教会中的某些人士。有人带着不明真相的联军士兵抓捕了当地士绅，民教冲突迅速恶化。都统衙门巡捕局长严词指控“美国传教士煽动”，并要求对“传教士的行为进行约束”。这场冲突的后续情况在都统衙门的会议记录中没有记载；但当时北京外交使团接到了各国政府的指令，“要求友好地解决赔偿事宜”，此事件应该和平了结。
为政清亷，以法治国，直至今日不还是“中国梦”吗？
(八) 庚子战争中，战败方的政府留守官员给外国占领军敬送锦旗，老百姓给占领军恭送庆功匾、万民伞，国家元首给占领军颁奖授勋。人类战争史上，可曾有过此种咄咄怪事？
在庚子战争的旧照片中，有一张流传颇广，是留守北京的中國官員敲锣打鼓，送兩面錦旗給八国联军的指挥官。一面锦旗上大书“万国咸喜”，挂在了八国联军总部的门口。另一面锦旗上则是“祝效华封”，祝其寿，祝其福，祝其多子，诚为国人最美好的祝愿。有人认为此种举动是向侵略者献媚邀宠，是卖国求荣的汉奸行为。这是愤青式的弱智思考。八国联军是侵略者还是人道救援之师，前文已经分析过了。诚然，“拍马屁”是中国历久不衰的官场文化，但是给八国联军拍马屁，则是马屁拍在马腿上。联军是战争中的敌军，占领中国是暂时的，在中国也绝无扶植傀儡政权的打算。清廷官员就是昏了头，也不会指望给联军拍马屁升官发财。与敌军建立亲密关系，向占领军求荣，只会使自己在联军撤军之后大禍临头。
清廷留守官员如此，平民百姓呢？据时人记述，居民盛服前导，给八国联军送庆功匾、万民伞的，决非个别地区的个别事例。在天津楊柳青，“洋分司员傅，心地明白，操守清廉，自五月抵楊柳青，弹压地面，甚属安谧，村人感之。于十七日公送匾额一方，其文曰：「除莠安良」。司员盛服相迎，款以烟酒茶食，且自谦云：‘无好处，不敢当’”。在天津城南，“法司员贾，清廉严重，有威可畏，自春徂秋，管理城南段，未尝稍懈。繙译姚君智善（翻译姚智善 -- 引者注），亷明正大，一尘不染。十八日，司员交卸，村人十余名前往饯行，并送匾额，其文曰：「明镜高悬」。贾君喜极，指天画地，作颂祷之狀，为我村祝，为我国祝，为我大皇帝祝。所谓颂扬得体也。及村人转相称颂，伊则谦让未遑”。“八月初三日，汉文司员丁君回国。丁君在中国多年，曾充学堂教习，去岁发给执照，保护我村，村人往饯，并送「惠心有孚」匾额以酬之”[25]。
送万民伞、匾额，一般是在官员離任时，民众借此表达感激之情；以上三例中，有两例皆是。若说这是谄媚，洋官已離任走人（甚至回国），谄媚的意义何在？凡是以不帶偏见的心态读过本文前两节（六、七节）的读者，对中国官民向八国联军表达的种种心意，应该不会感到吃惊或误解。联军平息暴乱、中止浩劫、解民倒悬、与民生息，中国官民向联军表示感谢，不是人之常情吗？而且被民众特别感激的洋官，自有他们的优秀过人之处。
对八国联军表示感谢的不仅有民众官绅，还包括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庚子战争结束后，“出使日本大臣”（即驻日公使）蔡钧向日本外务省呈递照会，转达光绪皇帝对他的谕旨：“上年拳匪变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洵属睦谊可风，深宫甚为感悦。著蔡钧转达日廷外部，传旨向日皇伸谢”[26]。清廷不仅向日本天皇伸谢，还对联军中的日军军官大加奖赏。庆亲王奕劻亲自致函日本驻军指挥官，索取“各将官职务资格，以便分别赏给”。几经交涉和修改，日本政府最后慎重地确定了一份199人的名单，接受清政府的奖赏[27]。
国内对此事一般评论为：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卑躬屈膝，
“量中华之物力，结舆国之欢心”。这种党八股式的批判与事实相距十万八千里。要说对西方列強的仇恨，无论是时人还是今人，很少有人能超过慈禧。满清爱新觉罗皇室在对外战争失败之后，雖然不能不退让，甚至被迫割地赔款，但从未在强敌面前摇尾乞怜过。敢诛杀持异议的大臣，向世界上所有的强国同时宣战，说明慈禧不是孬种。而且其时清廷的“天朝上国”的心態尚在。“朝廷柔服远人”（《宣战诏书》中语）；因为日本军官有功于清廷，故对其颁赏。而且此类颁赏是在战争结束、《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并不希冀日本有什么回報。
无功不受祿；日军的功劳何在呢？首先，正象光绪帝在上谕中言明的，日军对皇宫“极力保护”。联军入京之后，日军把守紫禁城的东华门、西华门和神武门，和美军一起严密保护皇宮。清宮不仅未遭兵灾，而且保持了皇室的尊严。联军破京时，宫中不少人逃逸，但留下來的仍逾千人。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供应，完全由日军承担[28]。“联军入京后，大内所留咸同（咸丰、同治 -- 引者注）两朝妃嫔，由日本兵官按日进膳，派敬止齐尚书照料一切。至庆邸到京始止，调护极为周密”[29]。清皇室对日军的保全是真心感激的；“深宫甚为感悦”是大实话。清廷在庚子战争中造了大孽，闯了弥天大祸。与它在1860年毁弃对外条约、偷袭英法军队、杀害谈判代表而招致英法联军的報復——火烧圆明园，两相比较，庚子战后皇宫御苑完好无损，清廷是应该感到庆幸的。
再者，八国联军之中，纪律最严明的除美军之外就是日军，这是当时举世公认的。八国联军破京时，“日帅下令，无论何人，不许在北京掳掠”[30]。“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纪律，城北之民感之，公送万民伞”[31]。“日本分界内，华人最多，而生意亦最旺”[32]。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莎拉（Sarah Conger）在给亲友的信中提到：“中国商人带着货物回到北京时，先是悄悄溜进日本人的辖区，因为他们最信任日本人。后来，这些街道变得拥挤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到城里别的地方去，他们立刻就涌进了美国人的辖区，挤满了街道，并留了下来”[33]。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中评述说：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军纪之良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要自我表现，力争上流，……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
日军严明的军纪当然不仅表现在京都地区。在天津，“自联军破津后，各国分段驻兵弹压。其城东一带，则归日本派兵巡查，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居民感之。现闻该军有迁防之信，故各铺居民议欲公送匾额，以志不忘”[34]。联军占领山海关，“人口约有三十万之数，为北方巨镇，目下由日本福島将军总管其地……所有联军均驻城外，如非將校，不许滥入郭内”[35]。在日本將军主管下，联军士兵连进城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即使对中国的战犯或囚犯，日军也给予人道待遇。礼部尚书启秀是《辛丑条约》认定的“首恶诸臣”之一，被判死刑。在押期间，启秀母亲亡故，日本人“因其丁忧，放出十日穿孝”；滿十日后，再续十日[36]。北京“城内板桥胡同英巡捕局内，所禁犯人多至九十余名，昨日保释张某等四人。据云在内时，常有日本某医生入而诊视，并按名发放棉衣米菜等项”[37]。日本医生诊视囚犯竟然诊视到了英巡捕局内，还给犯人发放棉衣和食物，不知英军是否会嫌日本人“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日本占领军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北京创立了警察系统。为了维持京城的治安，日军在北京招募华人，加以训练，成立了京都有史以来的第一支警察队伍。日本人对此事的认真负责和长远考虑，历史学家齐如山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日本人以为我知道北京的情形很清楚，约我前去谈一谈。我到顺天府（日本民事机构在此），一位日本军官对我很客气，他说想办一班警察，应募的人很多，现在自然须日本人管理，将来各国撤兵后，自然就由中国人接办，管理人须知识较高之人，但也须稍知警察法，言外是也得训练。我听罢又想，他居然想到撤兵以后的事情，其实他们走后，这些警察果能存在否尚是问题”[38]。历史证明，齐先生是多虑了；京都的警察系统由前清一直延续到民国。
清人洪寿山在《时事志略》中撰写了“感德报恩”，调寄西江月：
日本英美三国，待民恩德深重，万民衣伞匾花红，小民报答恩情。
英美所管之处，亦与日本相同，其余各国不相同，街市消条清凈。[40]
(九) 庚子战争中，各地由华人组成的“带路党”为八国联军竭诚效力，甚至出生入死，在中外战争史上蔚为奇观。
中国《百度百科》中的“带路党”条目，斥责带路党是“敌人打进来时的当奸细‘带路’的人”。但是它不得不承认：“该词揆诸历史，在八国联军与满清政府开战时，已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充当八国联军的带路党”。这些“不少中国民众”为八国联军导向带路，收集情报，传递书信，献计献策，助联军攻城，为联军“公关”（联络和民众的感情），辅军需运输，助联军给养，直至为联军出生入死，舍命效力。
“带路党”中，自然不乏饱受残害杀戮、视联军为救星的中国基督徒。联军攻打天津时，华人基督徒里应外合，为王前驱。“天津府城失守。先是洋人偵知城内无备，十七日（公历7月13日 -- 引者注）令教民溷入，四鼓登城，是时城上无兵，乃自上递声，有教民数十皆洋装，闻声缘牆而上，即于城上遍插洋旗，乱施枪砲，大呼洋兵来入。居民由梦中惊醒，仓惶出奔，城中大乱，真洋人入城者，惟八九人耳。日出时，教民进南门，洋人大队始进入”[41]。
在庚子战争中曾任联军的随军牧师和情报官的宝复礼在回忆录中说：“一个时期，当租界（指天津租界 -- 引者注）陷于危险绝望的关头，由于射来的炮弹用的是无烟火药，因此找不到炮位。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老的中国传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儿子，自告奋勇去城里侦察大炮的位置，然后回来报告。另外两个人，通过义和团防线到大沽去把我们的急迫要求报告给海军司令们。一个被捉着投入了海河，另一个也再没有回来。五十个改信基督教的人们，为英国十二磅海军大炮运送炮弹，他们把大炮从一个炮位拖到另一个更有利的炮位，有两次，在敌人重炮轰击之下，炮弹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枪弹在他们的周围嘶鸣，而他们却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冷静地听从指挥，象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们应当赢得保护，受到无限量的赞美。……牒报部负责为每天的行军准备一张以一英里等于一英寸为比例的地图。图上画着每个村庄和道路，还加上很多侦察员所能得到的情报，如大炮的位置，敌人的战壕，实际上，这地图对指挥官来说就如一张航海图对一个船长一样的重要了。除地图之外，还要写一份对明天行军的说明，说明敌人的大约人数和位置，和道路的情况。每位指挥官都有了一份地图和说明之后，部队才准备出发。在我们出发之前，两个教徒学生就已作为侦察员活动了五天了。……这类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样得到的情报则除了借助这些中国基督徒侦察员的帮助之外，是无法得到的”[42]。
中国基督徒对八国联军人道救援的鼎力支持、对危难之中外国传教士的舍命相助，成就了何等的功绩，从一位美国牧师康格写给中国教民的信中可见端倪：“对于那些被困的美国传教士来说，你们如天使降临，将他们从即将发生的大屠杀中解救出来。……我向你们表达我心中诚挚的谢意。这是我们外交使团所有人的共同心愿。我们难以表达我们内心那诚挚的感激之情。对于你们提供的帮助，以及那些当地基督教信徒们所提供的帮助，这些帮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倘若没有你们精心而又周密的计划，以及中国人那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我想我们是不可能这么成功地被解救出来。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你们那周全的考虑，以及耐心的支持，让我感动至深。对此，我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希望，当然我也相信在上帝那里，你们的付出，以及你们所遭受的苦难都将结出丰硕的果实，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幸福成果。因为像你们一样献身于如此崇高的事业和生活中，上帝是不会忘记你们的”[43]。
带路党人，除华人基督徒外，亦有大量普通民众。民众被义和团、官军荼毒、祸害，往往向外国联军伸冤求助。不仅如此，他们在联军的军事行动中还主动协助联军。
晚清著名报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记载过两个事例。守卫通州的清军在当地奸淫掳掠，为居民深恨。在外国联军兵临城下之际，居民纷纷跑去向联军投诉；联军将清兵围而歼之。八国联军破京后，一些拳匪余孽藏匿在翠微山的两座寺庙中。他们以土匪绑票的方式，向附近村落的一个韩姓居民“勒出万金”。韩某请求减少赎金，拳匪不允，将其杀害。韩妻知道向地方官控告无用，直接进城向洋人控告。洋兵出动，包围寺庙，尽歼拳匪，为民除害。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战争之初，义和团在大沽附近的村庄活动频繁。联军想找人探听他们的虚实，苦于一时找不到。一个少年人自告奋勇，愿意领命前往。联军指揮官派了几个士兵护送他去。接近目的地时，少年对护送他的士兵说，你们这样送一个人去探听敌情是不行的，并教他们应该怎么做。联军士兵接受了建议，对该少年鼓噪追赶，拳打脚踢。少年气喘吁吁，狂奔不已，最后“摆脱”了士兵的追逐，坐在一棵树下，边哭边骂洋鬼子。拳匪经过，听到少年的哭诉，引为同类。凭着苦肉计，少年混入拳匪队伍，尽探拳匪巢穴虚实。侦察任务完成后，少年乘外出活动之机，假装被洋人捕获。根据少年提供的情报，联军將拳匪一举剿灭。联军对少年十分感激，赠他金子，少年不受而去。
《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还记述了另一位天津少年的事迹。在北京的外国使館被围攻期间，一日，在激烈的攻防战中，突然有一个华人少年手中挥舞白巾，站立在洋兵之中。这是什么人呢？原来他是八国联军从天津派來的信使，携带密信给北京的外国公使。之后，少年带着公使们的复信返回天津。半个月后，他再次冒着千难万险，
携带联军的密信潛入北京，送达使舘。公使们这才知道，八国联军已在进京的途中；楊村之战大捷，获救指日可待。公使对该少年感激莫名，赠其千金，少年“毅然
不受；叩其姓名，不告；问其何为为此，则云，其母尝言，欲救中国无亡，必救公使不死”。少年舍生忘死，原来既为救公使，更为救中国；只有公使不被屠戮，中国才能被列国原谅。
英人威尔在《庚子使舘被围记》中记述了他亲眼目睹的一个携带北京公使的密信去天津，再带回联军复信的北京人的事迹。此人“往返八十英里之长途，共行二十四日，有四次被执，性命皆在呼吸之间。沿路均拳匪，各村中均悬红布记号，并贴拳匪之告示。每次被执，皆被毒打，有一次逼令在村中做苦工，彼于夜间设计逃走，不得食物，则偷窃食之”。信使抵达天津后，將公使们的密码信件交给联军，“得有覆书，又历尽艰难，始得归至此地”。使舘人员不仅钦佩他的勇气、智慧，更为他的淡定气概所折服：“此年轻之中国人，甚为瘦弱，当其公事已毕，坐而摇扇，淡定若无事之狀，殊觉可异”。
实际上，在使馆被围困攻打期间，第一个担当信使、冒死去天津给八国联军送信的，是一个北京少年，“年方十六，并非教民，因素喜西人，为其承雇者所弃”。6月13日义和团在京大肆屠杀教民，两个外国传教士外出寻访教民，將他们带到使馆避难，路上碰到该少年，少年于是随他们去了使馆。之后，使馆被围困攻打，长期与外界音讯断绝。公使们徵召信使，该少年“即应召而行，至七月二十六号回京，带有天津回信。此信乃被围后首次至京者”[44]，价值何止万金！
另有一个华人也成功地突破封锁，完成了为联军传递情报的任务。他从被重重围困的北京公使舘突围出來，到达天津时，联军刚刚攻占该城。他向联军报告了北京使舘的情况，同时交给英军司令官盖里斯一把进入北京内城的“金钥匙”。在北京使舘区旁边、护城河的水面之下，有一个秘密的水门。通过这个水门，即可进入内城，到达联军最终的目的地——东交民巷使舘区。这个华人基督徒交给盖里斯的金钥匙就是一张准确标示那个秘密水门的图纸。8月14日
盖里斯率领英军在进入北京外城、占领天坛后，带领官兵下水，按图索骥，很快摸到了护城河中的秘密水门，砸开铁栅栏，进入北京内城，冲进了英国公使舘。英军第一个拥抱了挣扎在断垣残壁之中、望眼欲穿地等待救援的各国公使、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在八国联军人道救援的比赛中，英军荣获第一名（尽管英军在北京攻城战中出动最晚，伤亡也最轻）[45]。
对带路党，清廷早有察觉，多次为此发出谕旨。如庚子年6月16日清廷晓谕直隶总督裕禄：“闻直隶秦王岛北塘一带渔船，多有接济洋人情事，即著裕禄迅速派员，严密稽查笼络各渔船，团为一气，为我效用，断其接济”。但是“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联军攻打京都时，得到一些本地人自发的帮助。联军攀登城牆没有梯子，北京市民从家中搬来梯子给联军使用，并热情地为其扶梯。更多市民则是作壁上观，看热闹。
八国联军在征战途中，当地农民不断向联军提供中国官军部署的情报。俄国战地记者记述：“（从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庄里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们，东门（总共三个
门）是关闭的，前一天从通州逃出来的中国官军驻扎在北京南边一个叫做南海闸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军队……他们抱怨着遭到自己国家士兵的抢劫，他们倒水给我们喝，对我们十分恭顺。侦察队收集到这些情报后就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中国农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村民们用茶水款待我们，并要我们送一些俄国旗给他们”[46]。这不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情景吗？讽刺的是，“王师”竟然是攻入国门的外国军队。
八国联军中有由华人组成的团队，英、德两军中都有。英军的华人团队编制为“英军第一军团”，中国人称之为“华勇营”。德军中有“华勇连”。因此有人调侃说：八国联军实为九国联军。这些华人团队“表现优异”，尤其是英军中的华勇营，在庚子战争中战功卓著，获得英国女王授勋，在西方军史界声名显赫[47]。1902年，12名士兵被挑选出来，代表中国军团到英国本土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论者把联军中的华人团队亦算作带路党的一个类别。因为篇幅关系，本文略去不谈了。
庚子战争中，为八国联军“充当前驱”的中国人如此之多，对联军的帮助、贡献如此之大，难道不是人心向背的一个标志吗？给英国政府上书献策、呼吁八国联军推翻清政府的“国父”孙中山，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帶路党人？
在庚子之乱和随后的战争中，义和团和清政府“灭洋”的大屠杀、大破坏是中国近代史上罕有其匹的浩劫。这场浩劫难道不是八国联军用战争手段终止的？平息浩劫、解民倒悬，这不是八国联军出师的“副产品”，而正是
联军作战的目的。当然严格地讲，联军要解救的主要是各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但是中国广大的民众官绅不是也同时获得解救吗？如果说八国联军平息这场浩劫的功绩不可没，这种说法过份吗？如果说八国联军阻止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大反动，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八国联军是人道救援的正义之师，
这是全世界的公论，也是任何理智清明的中国人，在了解历史真相之后会得出的必然结论。
（原文附有66张庚子战争的照片。欲览原文，请登录作者博客 https://mrliuburnaby.wordpress.com/ 点击“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简体版)” 或 “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 (正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