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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回复 刘淇昆
- 尊驾估计的百分比可能是正确的。我以为，原因有三條。
Jiajia007: 99%的中国人意见是一致的。
1）中共长时期的欺骗、洗脑宣传，这是主要原因。
2）国人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
3）国人难以反省自己、死不认错的劣根性。
- 1 回复 Jiajia007
- 谢谢刘先生。历史不过是橡皮泥，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团捏和书写。加拿大如此（看看加国的印第安人）、澳洲如此（看看澳洲的土著）、日本亦如此。你的观点对也好、错也罢，纸上（网络上）谈兵，终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家反对也不过是消遣消遣，不必认真。
刘淇昆: 尊驾估计的百分比可能是正确的。我以为，原因有三條。
1）中共长时期的欺骗、洗脑宣传，这是主要原因。
2）国人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
3）国人难以反省自己、
- 1 回复 刘淇昆
- 先不要急于看外国网站上的一些胡言乱语。先看看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对八国联军是什么態度吧。
W_Y_J: 看看美国历史网站上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的 （网址：u-s-history.com/pages/h902.html，英文原文在后面）：“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就开始强加给中国不平等贸易条
康有为在八国联军进京后，从新加坡写信给日、英等各国领袖。他痛斥了“后党”和义和团的排外阴谋及其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颂扬了八国联军平息暴乱的功绩，提出了惩兇、赔偿各国损失、使光绪皇帝复位等正义诉求。
无独有偶，联军破京三天之后，8月18日，当时在广州的孙中山与“兴中会”骨干八人联名致书香港總督卜力，表达了革命党人的愿望；这就是《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孙中山等人在给英國政府的上书中总结了清廷在庚子战争中的十大罪状。他们请求英國政府联合各国，一举推翻满清政权，“除去禍根，聿照新治”；提出了遷都、成立中央政府、各省自治等“平治章程”六則 。
康有为、孙中山对列强的呼吁、期望，清楚地表明了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前驱——支持、欢迎八国联军，视联军为惩恶扬善的正义之师。他们希望联军帮助结束中国的皇权专制，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或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主张），或推翻滿清、建立民国（孙中山主张）。
- 1 回复 刘淇昆
- 我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增加了如下文字：
W_Y_J: 看看著名作家 马克.吐温对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评价。中文剪贴在下面，英文连接在此: en.wikipedia.org/wiki/To_the_Person_Sitting_in_Darkness
1901年，八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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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抹黑八国联军、诋毁联军声誉的一个手法，是利用西方人自己对联军一些不实的指责，或者是恶意的攻击。
西方的媒体和社会舆论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从不给当权者歌功颂德，从不赞美、谄媚政府。相反，监督、批评政府是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天职。政府千般好处无人讲，一旦有错绝不饶；“好事不出门，坏事闻千里”。笔者为写此文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史料。对八国联军在中国的诸多仁政、善举，对联军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把天津改造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本文下一部分將详细论述），笔者主要是从中国人的文章、典籍以及《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中发现的。西方人的著作中，很少有对八国联军的赞誉之辞，更没有对八国联军的评功摆好。在西方人眼里，八国联军在中国平息暴乱，维持治安，救济贫困，管理市政等等，是联军当局的职责。做这些事情是政府的本份，而不是功绩，因此根本不值一提。西方媒体和公众舆论关注和讨论的，是政府哪些事情做得不好（或不够好）。对八国联军入京之初的抢劫行为，西方媒体和公众舆论大力揭露、深刻自责，鸣鼓而击之。军人的不法行为透过媒体和反对党的放大镜、哈哈镜，难免失真。而对中国人而言，这些报道和评论越是失真、越是离谱，就越符合抹黑八国联军的需要。
西方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元性：左、中、右齐备，理性与偏见并存。以一个现代的例子为证。对“9.11”恐怖袭击，西方舆论中不仅有谴责，认为美国“咎由自取”的声音也并不弱；更有人竭力宣扬“阴谋论”，说“9.11”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自己策划的。西方国家中这种狂热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思潮，在一百多年前的庚子战争时期不仅存在，而且在知识界的影响不容小觑（其时馬克思主义正方兴未艾）。这种思潮的一个著名代表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对中国义和团的大力颂扬，对西方传教士和八国联军的肆意诬蔑，是国人抹黑八国联军的无价至宝和重要依据。凡是国人谴责八国联军或外国传教士的（较为正式的）文章，馬克•吐温的话是一定要引用的。
馬克•吐温何许人也？他是彰明昭著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狂热分子，“美国反帝大同盟”（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付主席（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去世）。庚子年间，馬克•吐温对义和团灭洋、灭教的恐怖杀戮和肆意破坏，对清政府杀害外交官、围攻各国使舘的战争罪行，竟然表示无保留的支持。他在庚子年8月12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现在全中国都站起来了……我希望他们能把外国人都轰走，永远不让他们再回去”。同年11月，马克•吐温在“美国公众教育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说，宣称（庚子之乱）“事情都是外国人闹出来的，只要他们能滚出去，那是多么大的好事”。在演说中他甚至高调宣称：“我就是义和团！”（《互动百科》“馬克•吐温”条目）这和一个当代的美国人在大庭广众之中狂妄叫囂：“我就是本•拉登！”有多大区别？义和团令人髮指的烧杀抢掠暴行，骇人听闻的反文明破坏行径，西方媒体作了广泛的报道，马克•吐温并非无所闻。但是凭着他“反帝”的狂热，凭着他极左的“一根筋”，他可以统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可以就中国事务任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国人痛斥八国联军时最爱引用的馬克•吐温的一篇文章，是他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1901年2月号上发表的“给坐在黑暗中的人”（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文章中被国人如获至宝引用的一段文字为：
“美国公理会差会部的梅子明牧师先生已从外地旅行回来，他是去为义和团所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的。他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教徒索取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损毁的教徒财产给予全部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梅子明先生声称：他索取到的赔偿，比天主教所获得的数字是低廉的。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他们为每一个被害的天主教徒索银五百两。在任丘有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被害，为此，这里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要求赔偿七十五万串现款（合三十四万两银子）和六百八十个人头”。不要说中国人，就是有正义感的西方人听到对传教士这样的控诉都会义愤填膺。可是，这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和欺骗。谎言的原始制造者是纽约《太阳报》的无良记者，谎言的大力传播者则是馬克•吐温。
前文曾提及：“为了解决中国的对外赔款问题，列强驻华公使组织了英、德、比、荷四国组成的‘赔款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有关赔款的标准、范围，确定中国对各国政府、社团及个人的赔偿原则”。“赔款委员会” 擬订了《各國索賠章程》，全文如下（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一、失毁物产，果系因去夏拳匪所致者，始可索赔。
二、索赔之款，计有三种：一为各国赔款；二为各行及各西人赔款；三为华人曾经西人雇用者之赔款。
三、所有失毁物产，应开列详细章程，以便索赔。
四、索赔清单，须交呈其本国公使，如事关各国者，则交呈资格最深之公使。各公使既将交呈索赔清单验过，如一切悉按此次定章开列，即送交中国政府索赔，不再另列细单。
五、各物理合索赔者，均须照实价开列。应赔之款，亦许给息。平民以五厘，商家则以七厘行息。息钱未付之前，不得以息生息。至被毁之物，能与以下所列第七款章程相同者，始可给息。息即自被毁之日起算。
六、如各行各西人经带兵官饬令将其所属之货物供给军营以为保守之需者，则其所属之国或兵官必有字据承认，不向中国索赔。被毁物产，须有实证：即按照其本国国律开单，交呈其所属之公使验明，并无可疑之处，始代向中国政府索赔。
七、被毁之物，须将未乱前本有此物之实据，交呈其所属之公使照验。如该公使以为毫无疑窦，即能向中国政府索赔。失主所业何事，以及其平时进款若干，其所失之物亦可按之估价。
八、应赔之款，俱照关平估出。
九、无论何国何人，俱当按照以上所列各章开单，方能索赔。
《辛丑条约》对西方各国索赔的原则、手续和中国赔款的总金额作了严格的规定。无论何国何人，只能按《各國索賠章程》进行索赔。所有的索赔必须提供确凿无疑的损失证据，必须经过各国公使的审核和批准（其时北京外交使团接到各国政府的指令，“要求友好地解决赔偿事宜”）。马克•吐温文章中的美国公理会牧师梅子明（William Scott Ament）“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天主教传教士的索赔更是骇人听闻，而且“要用人头抵人头”，等等。谎言的无耻程度证明了谎言散布者人格的低下和智力的贫乏。梅子明难道是下凡的神仙，身后跟着十万天兵天将，他凭什么可以任意践踏国际公约，践踏《各國索賠章程》？他凭什么“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而且想要多少要多少？如此索赔，豈不天下大乱！根据历史文献《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八国联军的天津临时政府视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私下向民众索赔为非法行为，是要抓捕、审判的（本文第七部分论述天津临时政府的施政时將有详细说明）。
马克•吐温文章中最荒诞不经的谎言是“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此谎言到了中国人手里甚至有进一步的发挥，变成了“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梅子明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六百八十人”（《晚清历史现场》第二卷 内忧外患）。梅子明指摘的天主教教士的“人头要求”，变成了他本人的大割人头、大肆屠戮。这是国人相当典型的“控诉”八国联军的方式。
庚子之乱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被血腥屠杀；遇难人数之多，死亡之惨烈，为近现史上所仅见。《辛丑条约》规定了“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禍诸臣”，惩办了中央政府中罪恶昭彰的战犯，被判死刑的不过数人而已。前文提及，在灭洋、灭教的重災区山西省，庚子战后教会擬订的“耶稣教受害华人章程”，教会提议仅仅惩办各府的拳匪匪首一人（而在庚子之乱中，山西省一府之内被杀害的教民往往成千上万）。该匪首若表示痛改前非，亦能从宽免究。在灭洋、灭教的另一个重災区天津，八国联军的天津临时政府在经过司法审判后，处决过数十名罪大恶极的拳匪（均为男性），仅此而已。天津义和团猖獗之时有一个特色，就是女性的广泛参与。年少女子有“红灯照”，已婚妇女有“黑灯照”，寡妇们则组成“沙锅照”。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因为“西例妇女向不加戮”，不管是哪一个“照”的首领，即使被临时政府抓获亦无性命之忧，如声名显赫的林黑儿、三仙姑。那些相信、传播教会要“用人头換人头”的，他自己的人头可换成猪头矣。
马克•吐温在对基督教会进行放肆的攻击和诬蔑后，把矛头指向了美国政府。他公开呼吁：“不论是在华活动的传教士们，或者在美国的基督教差会总部，他们的政策和行动都是由他们国家的政府所控制和支配的， 这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实，必须押上审判台接受人民公审并打倒的应当是帝国主义！”（《北美评论》1901年4月号，马克•吐温: “To My Missionary Critics”）马克•吐温的狂吠改变不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实”：美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度；民主选举产生的美国政府不会干预、更不会“控制和支配”教会事务。被押上历史的道义审判台，“接受人民公审并打倒的应当是”马克•吐温自己。
针对馬克•吐温的诬蔑、中伤，美国基督教会要求他“向公众发表公开道歉”。1923年，馬克•吐温的出版人在出版《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k Twain， Europe and Elsewhere》时，不得不删改“给坐在黑暗中的人”，删去吐温文章中有关梅子明牧师和传教士在中国索赔的荒谬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