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糊涂的认知偏差

最近看到城头网上一篇探讨中国族群意识分裂现象的文章，我对作者观察到的现象提出的观点颇有一些切身感受。现在对于有关中国的报道，内容本身并不总是新奇有趣，往往是附在下面的读者评论， 一定是左右两派个个慷慨激昂各持己见，嬉笑怒骂针锋相对。特别是那些时不时冒出来的无耻无畏胡搅蛮缠式说辞道白，看了使人平添喜感止增笑耳。

有一条戏虐调侃的留言，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几十年前看过的南斯拉夫电影《桥》中的一个情节：外表睿智儒雅的党卫军上校霍夫曼博士指着横跨山间的拱形大桥问身旁呆萌的德军上士施密特：‘你看，这些桥拱像什么？’ 上士笑模唧唧地回答道 ‘像，屁股’。上校听闻此言眉毛一挑。施密特感觉苗头不对，赶紧立正挺胸报告说：‘像臀部，博士先生！’霍夫曼转过身来失望地摇着头：‘施密特，施密特，你永远是一只猪，没有想象力的糊涂虫！’

这段对话对我的提示是说，人的认知偏差是与各自的出身经历教育背景智商水平社会地位等等诸多因素有关，对眼前的事物感受认知各异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如果要推动社会发展，还是需要整合大多数人的意志， 对前进的方向达成共识。在民主的概念下，这种共识是大家商讨表决的结果，当然基础是‘well-informed citizenry’, 这里就涉及到了知情权的问题。在极权的概念下，这种共识来自精英的指导灌输，那么，老百姓糊涂点没关系。

对于崇尚平等尊重智慧的人来说，要寻求共识，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摆事实后讲道理。因为所呈现的事实应该来说是客观现象，是可以证明有还是没有，发生过还是不存在，相对来说是容易判断对或错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yes or no 的问题， 是容易达成一致的。当然这里还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我们假设参与者的人格是高尚的， 没有integrety 的瑕疵， 不会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无赖行为。

接下来基于事实提炼出来的道理，就有主观因素混在里面了，很多时候很难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方式推论对错，于是就容易产生认知偏差。比如，有人赞誉共产党正确，有人反感共产党愚民。 这些都是观点，本身不能自证对错。要想达到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并能得到族群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共识，就应该把那些支持各自观点和结论的基本事实呈现出来，看是不是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可。支持伟光正论据的喉舌们每天都在滔滔不绝，这使得受党教育多年的广大人民群众个个都能信手拈来，没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窘迫。可是能揭示历史和现实另一部分真实的东西却从来都被捂得严严实实，直到网络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仍然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行其道，民众还是没有了解真相的权力。最简单的，除了北朝鲜，这世界上对网络控制的还有比中国专横的国家吗？我不知道古巴怎样，反正伊朗的上网环境要比中国宽松许多，这是事实吧。

不过，有时候即便是在事实面前，不承认不接受不理解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可能有两种原因造成这里的初级分歧，一个是文化因素另一个是心理因素。前段时间我和一位国内的朋友探讨这种蒙蔽着的真相的时候，这位八十年代名牌大学毕业出来的Master对我说，其实我们用不着想那么多，这就像两家人在吵架，父母告诉我对方在撒谎，我从小知道父母对我好，所以关键时候当然信家人的了。这种起自于血浓于水的亲情信赖关系的帮亲不帮理逻辑，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衍生物。在宗族家长势力雄厚的封闭社会，规范行为意识的对错不依靠公开的标准或绝对的真理，而基本上是按亲疏远近的利害关系来衡量。这样，在判断基本元素的对错时就会发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互不买账的的情况。如果是事情闹大，宗族最高长辈之间的勾兑都不能平息事态，接下来就要由械斗的结果来裁定对错了。这种事情也不是中国独有，意大利黑手党家族之间的利益争端也是由这种方式解决的。

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方面的事情，不像是自然科学那么简单，很难找到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绝对正确的初级标准来推导验证随之而来的复杂理论。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实践的时间太长，人生苦短等不及看不到结果怎么办？而且即便是结果出来了，谁又可以坐在权威的宝座上妄议对错呢。就连生而平等与人行善这样的简单道理也未必见得人人视为普世真理，可见文明价值的争执总是让人即动感情又力不从心。一百多年前，中国文化卓越的捍卫者，妻妾双全的辜鸿铭就反对用基督教的道德标准来评判中国人的品行，以他推崇的儒家标准，他自己简直就是最具高尚中国精神的圣洁化身。前不久，当声色俱厉的王外长在驳斥加国记者对中国人权的指责时，那义正辞严的做派，让我们实时领略了辜氏诡辩的古韵风范。由此看来，传统民族文化的影响往往使人不愿意看到真相。

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对于选择性意识和选择性接受（Selective Attention ／Selective Perception）症状的研究发现，这种认知偏差可能是受制于脑神经元的功能运作，听上去是说这会使人没有能力看到真相，因此，这更多像是一个需要在生理学范围内研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问题。就像是一束通过分光棱镜散射开来的光线，正常人看到的是一片色彩缤纷的彩虹。而对于视网膜光感器异常的色盲人士，所看到的光谱图案就简单得多。当然，实际上正常人所看到的也并不是光谱的全部，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借助工具仪器观测到光谱中从低频到高频的全部波形，于是人们才知道平常肉眼可见的美丽光谱只是真实中极薄的一层，完整光束中从最左边的无线电波到最右边的伽马射线，有99.9%的实际存在被无知忽视掉了。

视网膜光感器上光蛋白变异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直观，易于做基因修复。据说沙特王室有这种病的家族遗传史，所以他们分派了大笔的基金给纽约一家大学研究机构做这方面的研究，前几年的消息说在狗眼睛里植入的光感开关已经成功，这对有此种视觉缺陷的盲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福音。但认知偏差或认知盲点的解决就不会是这么的简单顺利了，这是因为一个成年人大脑中有超过一千亿个神经元，而每个神经元复杂得像个城市，里面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蛋白，交织游动于极其复杂的生化网串中，你真是无从知晓到底是什么时候哪一种蛋白的变异造成了主体的认知偏差。不过，鉴于党中央一贯热衷实施统一思想的治国方略，保不齐哪天体制内的有识人士脑洞大开，会建议苦无良策的当今圣上特批一笔主权基金，专款专用去赞助国际顶尖的神经科学研究机构，希望他们能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找出影响认知的脑蛋白，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各怀主张离心离徳这个老大难问题。

顺带说一下，一只线虫的脑子里只有302个神经元，这么小的脑容量，所以它糊涂，也比较容易被洗脑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