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棕子、论屈原、做中国梦

在中国，屈原的历史故事始终摆脱不了政治说教的特征。

屈原既是诗人，也是楚国的官员。很长时期，中国人欣赏他在流徙途中写下的“千古之绝唱”《离骚》。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所谓左倾的文人将屈原吹捧之极。不过连鲁迅也只能够承认它表达的不过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屈原以美人香草自喻，向楚怀王表达他的耿耿忠心。他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他的忠心没有被权力接纳反而遭到放逐，欲帮忙而不得。在他上天入地、文采斐然的全部瑰丽诗篇中反复咏叹的就是这一点。屈原的悲剧命运仿佛预示了他身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屈原也早已成为后世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偶像。说穿了就是一个“忠”字，就是无限忠于权力中心，即使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心中仍然充满对“明主”的期盼与忠诚。这种愚忠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被誉为“忠诚”。

　　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这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这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

　　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

　　然而缺乏的是超越权力之外的独立思考，缺乏对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的质疑。有之，也只是极个别人的零星思考，早被淹没在漫长无边的沉沉暗夜里，更不可能产生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只有四书五经、故纸堆和考据学，最多还可以加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惟独没有的是对权力的独立批评，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也就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理想的追求。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站在权力集团之外，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由此也决定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哀。

　　直到上一个世纪之交才出现一线微弱的转机，以张元济、张謇、蔡元培等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在戊戌变法遭血洗之后毅然决然选择南下，告别朝廷，踏上了完全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路，开始自己独立的事业。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开辟了独立的近代出版业。张謇开办工厂，成为民族工商业巨子。蔡元培在绍兴、上海开始他早期的民间办学生涯。在近代新旧交替之际，这些功名在身、居庙堂之上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尽管风云变幻、战乱动荡，还有强敌入侵，到20世纪中叶，知识分子处于权力之外服务社会，独立从事自己的事业已经在各个领域蔚然有成。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例，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已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大部分沐浴过欧风美雨，吮吸过自由主义的乳汁。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代，他们曾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独立的批判，但在“天下不归杨即归墨”的两极对决中，多数人只能非左即右。

　　毛泽东时代从切断知识分子的生活资料和思想改造入手，双管齐下，短短几年就将整个知识阶层打入了无底的深渊。从此，他们除了紧跟主流意识形态，贬低自我，诅咒自我，使劲地往同伴身上吐口水、自相践踏之外，已经没有另外的出路。人的尊严荡然无存，更遑论什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没有人想到践踏他人之后自己也将被他人践踏，求生的本能使整个知识阶层一败涂地，整个民族的精华陷入悲惨命运长达数十年，不少人“九死一生”。

　　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回到20世纪上半叶先辈们曾走过的那条路，彻底摆脱对权力的依附。这种依附性虽然不是知识分子自身一手造成的，但确乎已渗入不少知识分子的骨髓。一定要改变这一精神状态，不再再在屈原这些所谓人格的阴影中打转，中国知识分子就将走向人类主流文明的高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梦就不会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