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反党小集团事件

盛康年(1914年～1965年)，又名仲悟，浙江宁波人。

青年时期起，广交朋友，接触了许多左翼文人、艺术家、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激于民族义愤，积极探寻救国之路。民国22年(1933年)，他任《新社会半月刊》杂志主编，把原来只谈风花雪月的杂志，改进为评论时政、宣传抗日的进步刊物，在中层知识分子中深受欢迎。后遭国民党政府查封。民国23年他还到青年学生中发展“武卫会”组织，投入学生界、文化界、职业界的抗日救亡活动。

民国28年，在其父亲盛丕华任红棉酒家董事长时期，协同组织“星期聚餐会”，吸收爱国民主人士参加，聚餐会逐渐成为议论时局的宴会。民国35年初他加入民主建国会，把红棉酒家三楼改为“红楼”，专供爱国民主人士活动之用。民国37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盛康年身负重任，从白色恐怖的上海去香港，传递消息，汇报情况，与中共负责人取得联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盛康年随军南下，在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的支持帮助下，组织“七一”学习会，以聚餐、讲座等方式广泛联络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向他们宣传党的工商政策，并介绍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等著名工商界代表性人士与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会见，在中共与工商业者之间联系反映工商界的情况和意见。1949年9月，他作为民建会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3年担任民建上海市分会秘书长，在宣传贯彻《共同纲领》，推动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盛康年历任政务院参事，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副局长，民建中央第一、二届委员，民建上海市委第一、二、三届常委，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二、三、四届上海市政协常委。

解放军进入上海时，之前北上的盛氏父子与解放军一同南下，盛康年换下中山装便穿上日常的西装，开始找荣毅仁、经叔平等做工作了，胡实声说：“上海的工商界也并不是很好接近的，太左的‘土八路’可能完全跟他们谈不拢，所以康氏父子这样的民主人士最适合，他们本身就在工商界有影响。”盛家的开美科药厂总经理是谢曜，他与荣毅仁、经叔平等是圣约翰的同学，非常熟悉，盛康年便通过谢曜认识了荣毅仁等人，由于年纪相当，又都是“小开”，因此很快便谈得来。盛康年又将共产党的干部介绍给他们，后来便有了陈毅、潘汉年与荣毅仁的直接接触。

整风反右运动前夕，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等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等。到大鸣大放时，他们提的意见比较尖锐，也有偏激之处。一些原来就认为他们搞小圈圈的人，说他们密谋策划，拉帮结派；说荣毅仁借“四明堂事件”放了火云云。当时已调全国工商联任副秘书长的经叔平，也被从北京叫回上海接受批判[1]  。

“四明堂事件”，是指上海延安路四明堂药局公方代表刀伤私方经理的事。这个私方经理（老板）平时对伙计态度不好，与公方代表（原为学徒）矛盾尖锐。一天，双方发生争吵，学徒一时来了火，用水果刀划伤了老板的手臂。一向法治观念较强的荣毅仁得知此事后，认为资方骂人不对，但持刀伤人牵涉到法纪问题，他就在市里的一次会议上作了“要发扬民主必须维护法纪”的发言。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当时上海有些人抓住这件事不放，并连同章乃器等问题一起向荣毅仁、盛康年等开火，说他们是“荣盛反党小集团”。

一次又一次的开会要他们交代小集团反党的问题。

最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北京找了荣毅仁、盛丕华、向德（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请他们吃饭。席间，李维汉说：“毛主席说了，你们三人不打右派，但要回去要好好检查。”

忧心忡忡的荣毅仁，听了李维汉传达的毛泽东的话，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激，笼罩在心头的愁云惨雾散开了。在危急关头，继“三反”、“五反”运动之后，毛泽东又一次出面保护了荣毅仁。

在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对盛康年等的批判相当厉害。

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荣毅仁和盛康年等没少作检查。盛康年曾先后写了11次书面交代。

在民建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孙更舵、市工商联副主任杜大公等受命力保下，荣毅仁、盛康年等在反右运动中总算过了关，但“荣盛反党小集团”的黑锅一直背着。反右运动以后，盛康年思想包袱更重，一直思想不服，以致成天闷闷不乐，吃烂酒，本来胃就有病，1965年10月因食道癌去世，年仅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