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潘国平之流提出取消过年和全国唯一可以过年的地方

1967年，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国务院宣布全国不放假，“革命化春节”一直持续十年。

1967年初，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人们都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该过年了，还要搞下去吗？

他们都错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进入高潮。“一月夺权风暴”席卷而来，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最让人烦恼的是，年也过不成了。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

上海玻璃机器厂以青年工人章某某为名，投书《解放日报》，在全国最先发出倡议，取消过年。

在上海，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造反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作为“老造反”，潘国平文革时红极一时，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1月25日，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黄金海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

虽然不放假，春节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风俗。

造反派高叫；“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取消过年，让老百姓看夺权大戏。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1967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规定，春节不准提前发工资。通知说：工资一律按正常日期发放，不得提前；确有困难者，提前发放的最多不能超过本人全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凡提前发放工资的款项，银行一律拒绝支付。上海人民公社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机构，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用‘串联补贴’‘生活补贴’‘活动经费’等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的阴谋”宣布，他们以前的签字许愿一律作废。

2月8日除夕这天，工厂正常上班。工人到下午4点半才准点下班。晚饭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不过工厂下午2点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对反动学术权威、资本家来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再来抄家，这是过个“革命化的春节”。

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看不到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家家大门上不贴“招财进宝”和“福”字，改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春联。没有哪家敢在年夜饭前点烛焚香，摆上碗筷，供上六七个菜，磕头祭祖。

 1967年除夕，新华社报道：为了让大小金门等岛的同胞及蒋军官兵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