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福庆与蒋介石和毛泽东

1949年4月底，上海市区已经进入混乱，国民党在南京路公开枪毙在军队中策反的共产党人。这时的蒋介石隐居在黄浦江边的复兴岛上。

在这情况下，蒋介石亲自驱车20多公里，差不多是穿过整个上海到西区的武康路40弄4号，专门拜访一位医学院的校长，希望他能够离开上海，去台，去香港由他选择。

这位校长就是颜福庆。

在这关键时刻，颜福庆选择留下来，拒绝蒋介石的诚意，等待共产党的到来。

1928年6月，颜福庆辞去北京协和医学院职务，坐火车回到上海，正式到医学院担任校长。这家医学院1932年9月成为独立的一家医学院，名称是国立上海医学院，1952年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85年5月改为上海医科大学，后又改名为今天的复旦大学医学院。

颜福庆与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是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逝世，全国各界赠送了巨额丧仪，颜福庆上门拜访。

 “丧仪用于建造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啊！” 他诚恳地对倪桂珍的长女宋霭龄说，“老太太小时候寄居在吴虹玉家，吴虹玉是我的舅舅，我们还是有渊源的呢。”

宋氏三姐妹就这笔巨额丧仪转入了中山医院的账户。

经过颜福庆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山医院筹建得到了宋氏家族、嘉道理、沙逊、张学良等社会名流和浙江政府、江海关、银行公会等机构的大力资助。1936年4月，中山医院、国立上海医学院新校舍同时奠基。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宋霭龄夫妇、卫生署长刘瑞恒、教育部次长段锡朋、驻美大使王正廷、中华医学会会长朱恒璧、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海上名人杜月笙、画家刘海粟等数千人集聚上海西区枫林桥畔，共襄盛举。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全国知识界知名人士，颜福庆坐在毛泽东左边。毛泽东进入宴会厅，刚落座就对颜福庆说，“30年前，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我就认识你了。”

颜福庆一愣。他记得，有一天湖南都督谭延闿患上大叶性肺炎突发高烧，多位老中医诊治体温仍然高达40度。谭延闿请他上门就诊。颜福庆测了谭延闿体温，询问了病史，开了西药就告辞了。第二天，谭延闿的高烧居然退了。除了谭延闿，其他名人要人都记不得了。

想到这，颜福庆茫然地对毛泽东说，“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当时你是一个知名大学校长，我是一个无名小卒。”毛泽东笑道。

原来，那天是下着瓢泼大雨，颜福庆正在办公室，助手进来说：“有一位青年求见，他的妻子刚生下孩子就得了妇科病，希望能免费住院，他穷，没有钱。”

时任湘雅医学院院长、湘雅医院副院长的颜福庆说，“让他进来吧。”

一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年轻男性走进来，诉说了事情经过，恳求医院能够免费让他妻子入住看病。

颜福庆当场同意免费住院。就这样，这个青年人的妻子马上住进了医院，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这个年青人就是毛泽东，他的妻子就是杨开慧。

中国人说‘知恩必报’。

在文革浩劫来临后，颜福庆却被扣上“卖国贼”“洋武训”的帽子，在耗尽半生心血、由他一手创建的校园里，84岁高龄的老人被拉去游斗，时不时受到唾沫侮辱和拳脚相加。

颜福庆多次遭受批斗，他头上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祖师爷”的超高纸帽，胸前挂上“我是混蛋”纸牌；颜福庆被迫左手拿一只破铁皮畚箕，右手执一短棒，在他创立起来的校园里边走边敲，口里还不断地喊叫：“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是医务界反动权威的祖师爷”、“我是牛鬼蛇神”等口号，紧跟在他后面的有七、八个教授，同样也是戴高帽、敲畚箕、喊骂着自己。颜福庆在批斗会上和游斗途中，不时受到拳打脚踢；有一次，有人把写大字报用的墨汁浇在他头上，顿时墨汁流淌淋到他身上，连鞋袜都是墨迹斑斑……

批斗结束，回到家中，儿孙们想找些话安慰他，他却摆摆手道：“不必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最叫人愤慨的是在辞职会上，居然有人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不自杀，他心平气和地反问对方：“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自杀？”

无论时代的恶风如何吹拂，他都保持做人的尊严和善良，从未以求自保说任何违心的话。

1968年后，颜福庆身体每况愈下，一天肺气肿复发，家人用藤椅将其抬到中山医院急诊室。

然而令人无比寒心的是，医生看到他，立即向工宣队请示，工宣队拒绝为颜福庆治疗，最后只开了药打发他离开。

家属要求给呼吸困难的老人吸点氧，遭到了院方的冰冷拒绝。

这时颜福庆叹了口气，对儿孙说：“我们回家吧…”话音未落，紧闭的双眼流下眼泪。

不久，他被迫离开自己的住所，住进与上海医学院一墙之隔的小楼。

1970年11月29日上午，隔壁“上医”的围墙突然坍塌，孩子们都跑去看热闹时，坐在家中的颜福庆也倒了下去。

家里人问他说：“不舒服吗？”老人摇了摇头。“要不要去医院？”还是摇头。谁能想到，这个一生为中国医疗事业奔走的老人，在这个问题面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再问，老人没有了反应，一代医界巨星，就此陨落…

而隔壁医院坍塌的墙壁，仿佛一个时代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