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初期共产党怎样收拾有钱人

上海解放初期共产党怎样收拾有钱人

 汪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令上海一些有钱人心有余悸，对金银有盲目的依赖感。特别是国民党政府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后，物价轮番暴涨，“金圆券”不断贬值，顷刻形同废纸。有钱人不得不把钱迅速购买实物或银元、黄金，力求减少因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上海的有钱人都在担心解放后上海的物价，是否会再出现昔日可怕的情景，于是在上海滩掀起了一股买进金银外币的风潮。

人民政府宣传这情况使金银外币与人民币争夺流通市场，以致物价直线上涨。其实物价直线上涨的直接关系应该是物资的严重缺乏。

1949年6月，共产党开始一系列的‘打击金融投机’的重大战役，使共产党在金融上逐渐站稳了脚跟。‘打击金融投机’也就是收拾了一部分上海的有钱人。

1949年6月10日上午8时许，上海公安局局长率领200余名便衣警察，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华东警卫旅旅长、参谋长也到现场指挥行动。

上午10时，华东警卫旅派出1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整个大楼实行军事包围。紧接着，上海1.2万余名工人、学生在证券大楼外围封堵交通，并向市民作宣传解释。10时正，分布在证券大楼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取训话，并宣布处理原则是“惩办少数，宽大教育多数”、“对大多数只进行小额买卖的人，经过审查后即可回家，但必须保证不再重犯”。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余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送市人民法院思南路看守所羁押外，其余1800余人均陆续放出。

据资料，这次行动在证券大楼共抄没黄金(含金饰)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9371元，其他各种囤积商品(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折合人民币35530700元，(旧币)。各分局共抄没黄金81两，银元4488枚，美元2720元。

对证券大楼被扣押人员的审查处理工作，由公安局、法院与金融处派出的工作队共同配合进行，贯彻以经济惩罚为主的原则，分3批对被扣人员以经济上给予严厉制裁。其中受刑事处罚的均由人民法院判处；凡被处有期徒刑的，允许以罚金折抵。

吃人民官司被处有期徒刑，能够‘以罚金折抵’恐怕很少见吧。这说明当时有钱人就是因为有钱惹了麻烦。说是投机倒把，现在的中国人都看明白了，共产党在1997年取消“投机倒把罪”，投机倒把条例也于2008年1月撤销。

中国在1997年取消“投机倒把罪”，投机倒把条例也于2008年1月撤销。

投机倒把罪，顾名思义即是以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手段获取利润。“投机倒把”一词产生于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六七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1997年取消“投机倒把罪”，投机倒把条例也于2008年1月撤销。

现在对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

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先后发生四次涨价风潮，导致市场剧烈波动。由于财政极度困难，因而“在纸币发行方面的大量增加”是这几次市场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一些资本家趁机囤积居奇、操纵价格也使形势雪上加霜。在当时看来，这就是投机倒把行为。人民政府一方面采取通货紧缩措施，一方面通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严厉打击投机资本，迅速稳定国民经济。

由于财政极度困难，因而“在纸币发行方面的大量增加”是这几次市场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

财政极度困难，因此在证券大楼共抄没黄金(含金饰)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9371元，其他各种囤积商品(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折合人民币35530700元，(旧币)。各分局共抄没黄金81两，银元4488枚，美元2720元。

这明摆着就是收拾了有钱人。

随后，公安机关配合金融市场管理部门，对上海的私人钱庄进行取缔。由于国民党时期恶性通货膨胀、上海私人钱庄私人拆放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拆放行为还存在于普通市民中。政府确定把重点放在私人钱庄和私人拆放情节严重、影响市场较大者。在行动之前，根据调查材料，确定37家重点打击对象。以华东财委金融处为主，公安局等配合，抽调125人组成37个行动小组，于1949年11月25日上午8时，分别到达那些私人钱庄现场，先把守前后门，然后对屋内所有人员进行检查。查出有经营拆放或贩卖黄金、美元证据者，凡是黄金、美元、支票、人民币及账册簿据、草账日记本等都须缴出，完全与拆放无关的人，未能查出经营拆放证据者以及情节轻微者，都当场教育具保释放。其余人犯一并送公安局暂押，所有黄金、美元、账册等件交金融处点收。

这项工作自上午9时在37处同时进行，到下午7时全部结束，破获地下钱庄25家，专营黑市黄金、美元买卖者1家，抓获110人。查获财物计有票据4.17亿多元（旧币），人民币现款1311万多元（旧币），黄金30882两，美元294元等。

经过这次大规模取缔后，私人钱庄及私营拆放活动受到致命打击

要说‘投机倒把’，这帽子是收拾有钱人最经常、最有效率的手段。没有钱当然投不了机，也倒不了把，所以扣上‘投机倒把’帽子的都是有钱人。

1950年1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发布《关于取缔投机商业的几项指示》，列出八项“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这八项内容可以算作日后关于“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范围界定的张本。

共产党宣传打击投机和投机倒把的锋芒所指基本是不法资本家，而这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遭人诟病。

现在清楚了，国家也终于取消“投机倒把罪”。当然所谓‘不法资本家’也不存在了，就是收拾了有钱人。

要说说开工厂和商店的有钱人了，就是资本家了。

看共产党怎样收拾他们。

这些有钱人的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长江口封锁，原料涨价；逃走的资本家抽走资金，在上海的企业实际是个空架子、烂摊子。国内市场没理顺，厂子不能顺利开工，拖欠工人的工资也无法兑现。

上海工商界的有钱人遇到的问题；第一大难题是劳资纠纷，战后重建，百废待兴。因为生产和销售尚未走上正轨，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工资难以发放，6、7月发生2000余起劳资纠纷。有钱人哭穷叫苦，工人们要求打倒资本家求解放。

资本家的企业没有收入，还要给工人提高工资，共产党组织的工会或者政府方面出面，说必须得给工人提高工资。提高来提高去，资本家经营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1949年7月5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发了《关于解决私营企业中劳资纠纷问题的指示》，指出：“解决劳资纠纷的方式，应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主。在现代化的企业中，可以由每个工厂企业的工会组织，直接与本企业的资本家谈判订立。”

有中央文件，解决劳资纠纷的方式，应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主，就是资本家个人已经无权利管理自己企业的工资了。

要说说‘纳税’的事情了。

这是收拾有钱人的有力武器了。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税收成为工作重点。当时中央领导在第一届全国税务会议上强调“完成税收任务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否则就是丢毛主席的脸，要求各地党政部门全力以赴。中央财委指示上海在1950年3月份内“通过公债税收各三千亿来征集一大笔现金资金，以平衡财政，稳定币值”。当时，上海刚刚解放，特别是刚刚经历了“二六”大轰炸，工商业凋敝，纳税的钱哪里来，资本家面临巨大的困难。

上海首先是扩大了征税范围，宣布凡有营业就必须纳营业税，废除营业税的起征点，并实施“区级税务专管制度”，把征税触角直接下达了基层里弄，使小商小贩也难逃纳税。其次是扩大了营业额的计算范围，凡是财产孳息收入，都纳入税基；税率提高了30%~100%，每日滞纳罚金提高到3%。做个对比，中国现行的滞纳金比例仅为每日万分之五，即使考虑到当时畸高的通货膨胀率，3%的日滞纳金比例依然是可怕的，迟交一个月税款就要翻倍。如果结合当时的“从严解释税法”以及“特约查账员”制度，将公债征募和逃税处罚结合进行，尤其对逃税课以重罚，甚至报账不实就罚款，有的在税则中原未明确规定要缴税的，忽然查账时说要缴了，以致滞纳金不胜负担，甚至导致商家破产。

10月，当时的税务局长又有了一个想法，他建议与地政局长联手，以地产税回收“跑马厅”等当时由外国人占着的大批著名建筑及用地。尽管在解放前，1943年汪伪政府就收回了租界，但却无法解决大量遗留问题，这些建筑仍是外国人的。二战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对租界里的外国建筑开征地价税，但税额既低，又常减免。税务局长此时的想法是：现在完全可以对这些黄金地段上的建筑按新的，高得多的标准征收地价税。

这些外国建筑，昔日多是灯红酒绿的场所，解放后就已经客源寥寥难以为继，新税单一道道发来，加上拖欠的罚单，逼得这些业主走投无路，纷纷找到上海地政局专门成立的中华企业公司，交出房产，抵销税金。就是以这种方式收回了跑马厅(今人民广场)、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馆)、华懋饭店(今锦江饭店)、法国总会(今花园大酒店)、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等。

同时，上海所有的房地产的业主都要同样付出高额的房地产税，当时是房产税和地价税收二种税。

有个有钱人的花园洋房的一季度房地产税就是700万（旧币），当时米是8万一担。

不付税就没收。

尽管从1949年10月起，上海市就开始向中央上缴巨额资金，但是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仍是有增无减。1950年2月，中财委在京举行全国财经会议后，给上海的任务是，在3月份内要征收公债和税收各3000亿。当时上海刚刚经历了2月6日的国民党飞机轰炸事件，500多市民被炸死，供应上海80%电力的杨树浦发电厂遭到毁灭性打击，工业电力供应几乎停止。上海市委致电中央请求减少征缴数额，被中央复电严厉批驳。

而收3000亿公债和税收的任务一点不能少。税务局长在他的自述中写到这段历史：“用正常方法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通过重罚来完成这个任务，我称之为‘非常征税’”。具体说，就是派工作人员去查账，查出问题就从严解释税法，从重罚款。

1952年，上海的资本家已经有200人被捕，48人自杀(死亡34人)，尽管后来共产党对于过火的行为做了纠偏，一些被捕的人被释放，但资本家们发现，他们几乎人人都有违法行为。他们要退补给政府的税款高达10万亿元，当年全市私营资本总值包括不动产在内共50万亿元。

有钱人终于深刻地认识到，眼前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好走了。

以后再说‘公私合营’。

到‘文化大革命’，所有的有钱人是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