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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孔庆东之流为文革翻案
孔庆东之流以为气候适宜，跳出来要为文革翻案。
孔庆东说自己到各地去参观的时候，“无耻的导游经常说这块是文化大革命砸的，那块是红卫兵砸的。我就问，你看见啦？我说谁告诉你们这是红卫兵砸的？都是你们砸的！都是这三十年毁坏的。”孔进而认为，文革破坏文物只占百分之五，而文革之后破坏的文物占百分之九十五。
看看有记载的文革中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吧。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谍——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
次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共产党的干部子弟们荣登天安门。集会到下午才散，部子弟云集的北京第101中学将美术教师陈宝坤围殴至死外，当天红卫兵们没做什么大事。惊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的行动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
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更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反动派 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后，笔者到颐和园试图寻找幸存的人物画，发现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他们是强盗，重的是一个“钱”字。那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他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所以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
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一千万户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馀户被抄。
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565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308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315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馀册。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
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
届时他正在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匆匆赶回，却被中学生抄了家。郭氏爱好玉器，珍藏百馀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毁无遗。
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胡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却认为刻瓷艺术品也是“四旧”，把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于是，全国大抄家之馀，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
焚书烧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馀年在全国搜购，曾徵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馀，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后，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馀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馀张。
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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