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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个卓越的物理学家，但他对政治的敏感程度也是极高的。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国总理，德国进入纳粹时代。就在同一天，爱因斯坦携妻子爱尔莎一道，成功逃离德国，踏上了去美国访问的旅途。
纳粹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早在希特勒攫取最高权力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程度远没有后来那么严重，但爱因斯坦还是从一些纳粹的日常表现中看到了危险。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31年，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爱因斯坦表明了自己想要放弃德国国籍的想法。“议会的解散，经济的崩溃，纳粹分子的巷战，共和党的软弱，所有这些预示着将要到来的灾难。”
1933年初，一个由美国资助、旨在“增进德－美友谊”的访问团向爱因斯坦发出了邀请。爱因斯坦迅速抓住这一来自国外消息的暗示，在希特勒就任总理的当天成功逃离了德国。
希特勒一上台，便立即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清除犹太人的文化影响。1933年3月2日，爱因斯坦，还有一批艺术家和作家，遭到了纳粹党报《民族观察者》的猛烈抨击。
1933年3月10日，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讲话：“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只愿意生活在一个政治自由、宽容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里。言论自由和书面发表政治意见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中的一个部分，尊重个人信仰是宽容的一部分。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在那里，特别是那些以促进国际间相互理解为事业的人正惨遭迫害。”
1933年5月，负责宣传的戈培尔煽动了德国国内的“焚书行动”（焚烧政治上不正确的图书）。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书到烧人仅有一步之遥。
远在美国的爱因斯坦拒绝了德国大使让他返回德国的命令，而是乘船返回欧洲，于5月26日到达布鲁塞尔的德国公使馆，交还护照，宣布放弃德国国籍。从这一刻起，爱因斯坦永远地与德国断绝了关系。
与爱因斯坦同样对纳粹有清醒认识的人还有德国的哲学家卡西勒。卡西勒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重要代表，《符号形式的哲学》和《人论》的作者，也是犹太人。
恩斯特·卡西勒
1933年春天，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不久，卡西勒就洞察了纳粹的本质，他毫不怀疑纳粹会做出任何疯狂的举动。
“将犹太人赶尽杀绝”是纳粹党的目标，这一目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在希特勒刚上台时，他感到自己的权力还不够稳固，还必须注意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他在对犹太人的政策也经常有反复，时而进行残酷的迫害，时而又似乎有所缓和。这种断断续续的缓和哄骗了相当多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事态很快就会变好，或者将稳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
但卡西勒从纳粹的行动纲领和日常表现中看清了纳粹主义的本质。纳粹主义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的毁灭性，它的终极目标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是对犹太人的灭绝。
卡西勒私下对妻子说：“我们这种人在德国没有什么可追求，也没有什么可期盼的了。”又说：“我猜想这个政权将持续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恶可能持续一百五十年。”
1933年5月2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的第四个月，卡西勒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及时逃离了德国。他先是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后又去了瑞典和美国授课，1945年在纽约逝世。
当戈培尔焚书的消息传到另一位思想巨匠弗洛伊德耳里的时候（弗洛伊德的书也在焚毁之列），生活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颇为天真地说：“他们进步多了！要在中世纪，他们烧掉的就是我了，如今他们只烧我的书就感到满意了。”
此时的弗洛伊德认为纳粹只会焚书，不会烧人。至少，作为奥地利公民，弗洛伊德认为自身是安全的。
但弗洛伊德的天真很快就碎了一地。1938年3月11日，德军侵入奥地利。朋友们劝说和催促弗洛伊德尽快离开，但弗洛伊德极不情愿，他回答说：移居海外犹如战士放弃了自己的岗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朋友最终用“泰坦尼克号”上二副的故事说服了弗洛伊德。当“泰坦尼克号”开始下沉、锅炉爆炸的时候，二副莱托勒被气浪顶到海面，得以幸存。后来，在接受审讯时，莱托勒这样回答为何弃船而逃的讯问：“我从来没有离开船，是船离开了我。”
逃亡的障碍，既来自于外在的制度，也来自于内在的认知。“我从没有离开奥地利，是奥地利离开了我。”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弗洛伊德安慰。
弗洛伊德终于下定决心带全家移民英国，但此时已经困难重重了。“德军飞机抢占了各飞机场，维也纳街头爬满了纳粹坦克。长期隐蔽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们涌上了大街，他们穿着褐色衬衫，佩带着万字臂章。”一夜间，纳粹在奥地利已经无处不在。
万幸的是，国际社会对弗洛伊德个人的安危表达了强烈的关注。按照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一辆美国使馆的汽车日夜停在弗洛伊德住所附近。一旦弗洛伊德的生命受到威胁，这辆汽车就以美国的名义进行干预、拯救。
迫于国际压力，纳粹德国同意弗洛伊德出境，但是必须缴纳超过3万马克的“帝国逃亡税”。弗洛伊德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向亲友借债。
但纳粹并不满足，他们还想从弗洛伊德那里尽量多搜刮些钱财。1938年3月15日，三名纳粹冲锋队员冲进弗洛伊德住所，抢掠了家中用以应付日常开支的生活费。一个星期后，冲锋队员又闯入弗洛伊德家中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搜查，并带走了弗洛伊德心爱的女儿。
由于美国方面的强力干预，在讯问几个小时以后，弗洛伊德的女儿总算是平安回家了。
在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盘剥、羞辱、恐吓后，弗洛伊德一家获准离开奥地利。但还有最后一道手续必须履行——弗洛伊德必须在一份声明上签字。
声明是这样写的：“我，弗洛伊德教授，特此证明，奥地利归并德意志帝国后，德国当局，特别是盖世太保对我显示了与我在科学界声誉相当的尊重和礼貌，我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动，并未有任何不满之处。”
弗洛伊德在声明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但加上了一句话：“我要向每一个人竭力推荐盖世太保！”盖世太保以为这是一句赞美他们的话。
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乘火车离开了维也纳，定居于英国伦敦。
像爱因斯坦、卡西勒、弗洛伊德这样及早逃离了的犹太人，相对数字是很小的，有大量没有逃离的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中。
这其中，有很多人本来是完全可能在纳粹统治的早期逃离的。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逃离，最终在大屠杀中丧生，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对于德国的热爱，一是对于纳粹的错误认知。
很多犹太人已经在德国生存了好多代，他们对德国有着高度的认同，德国是他们的祖国。不少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获得过荣誉勋章。他们不愿意相信德国最终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例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茨·哈伯便是一位曾经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德国，并且自以为崇高的犹太科学家。在纳粹上台后，哈伯被驱逐出境，因此精神大受打击，第二年（1934年）便去世了。
弗里茨·哈伯
出于对人性的信任，德国的犹太人也大都没有料想到会被赶尽杀绝。参与以色列建国、曾任以色列劳工部长、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的梅厄夫人在回忆录《我的一生》中说：
“当初所有的人，包括我，做梦也想不到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誓言真的会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应该归因于善良人们的起码信任，我们不相信这种极为邪恶的事情真的会发生——或者这世界会允许这种邪恶发生。这不是说我们容易上当受骗，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当时还不可想象的事。然而今天，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不可想象的事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性”，人的邪恶有时真的是不可想象的。
一开始是不愿离开德国，等到后来想要离开了，却为时已晚，只能任由纳粹宰割，最终凄惨而屈辱地死在枪口下或毒气中。
爱因斯坦和卡西勒先跑了，携全家一起，风清云淡；弗洛伊德跑晚了，扔掉一大笔财富，还饱受各种刁难，但总算是跑了；剩下的那些在大屠杀开始后才想起要跑的，则完全跑不了了。
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
任何爆正的改变，不可能冀望爆正制订者的自我觉悟。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又没有勇气和条件正面抗争时，便只有死亡和逃亡两种选择了。
《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爱因斯坦之后，也还有很多卓越的科学家先后逃离了德国，其中就包括被誉为“原子弹之母”的迈特纳。如果这一大批全球顶级的科学家留在德国，为希特勒服务，那么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也许是德国了，很难想象今天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爱因斯坦逃离德国后，遭到德国上下的一致批判，甚至遭到盖世太保的跨国追杀。爱因斯坦生前一直憎恨他土生土长的德国，正如《爱因斯坦的一生》的作者杰根·纳菲所说：“爱因斯坦憎恨纳粹，因此也憎恨德国人，他当然也憎恨德国。”
但是，在今天的德国，还会有人否认爱因斯坦是一个爱国者吗？
在德国，至少有超过30间学校以爱因斯坦命名。在德国有爱因斯坦旅游路线，游客可以参观爱因斯坦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有关爱因斯坦的电视节目和书本更是层出不穷。
2003年，德国曾经举行过一次“德国伟人”的评选活动，有数百万的电视观众参加了投票，爱因斯坦进入“伟人榜”的前10位。
2005年是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与世长辞），德国政府把这一年定为“爱因斯坦年”，举行了各种各样大型纪念活动。甚至在总理大楼和其他政府大楼外墙上，用红色油漆描绘上“E=mc2”的巨型字样。
“国家是为人而设立，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说过的这句话，今天被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从纳粹时代走过来的德国人民已经相信：国家应该是人民的保护者，而人民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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