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去江西农场的知青回忆当年的性生活

一个上海去江西农场的知青回忆当年的性生活

 每天出工，到了劳动场地，先进行“雷打不动”的“班前学习会”。大家围坐在田边地头，通常是读一篇报纸上的无聊的社论，没有重要社论就随便读几句毛著，一般十分钟就结束了，一起身拿起工具，一天的活动就开始了，这里主要讲一天的‘性生活’开始了。

最常见的‘性生活’是几个男知青一起讲怎样和女人性交，女知青讲怎样的性骚扰比较有趣味。每个人都有夜间的故事，聊起来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 “学习会”上与会后的反差和背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荒诞无稽。

那年我刚过二十二岁，但还是一个处男，我却在这里获得了丰富的性知识。我才知道，那事不只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势千奇百怪，交媾时发出的声音和话语比平时谈话丰富多彩。

没有一个作家能想象得出来，在政治压迫取得绝对霸权的社会里，留给个人的仅有一条狭窄的宣泄渠道，就是谈性和性交，于是这条渠道便汹涌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诚然，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这部分的恶性膨胀势必挤占了伦理道德升华的空间。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一种机制能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场所变成这样的群体性的‘性生活’娱乐场所。

当时在任何场所，如果谈论社会、时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发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传播小道消息”、“拉帮结派”、“散布反动言论”、“诋毁毛泽东思想”之嫌而招来麻烦，只有谈论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离政治越远、越保险。

‘性生活’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无比的深度，谈之不尽，诉之不完，能让人作最大限度的探讨和挖掘，又何 乐而不为？

 农场知青之间的性骚扰不只有男性对女性，竟然是以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居多。

女性在农场知青里 充分展出“半边天”的风采。世界女权主义的追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达到了最理想的境界。常常是几个女知青追打一个调皮的男知青，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他的裤子扯出他的卵子，用黄土、泥沙、碎草叶将那个卵子狠命地乱抹乱揉。女的爱抹，男的更喜欢让她们揉，一直到双方尽兴，笑得趴在地上滚成一团才算罢休。 这种娱乐一天要演出好几场，又对男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原来老老实实只用扑克牌“争上游”、“打百分”为乐的男知青，一个个也都调皮起来。性骚扰有非常强烈的感召力，露天的田间俱乐部极具最好的开放性和参与的方便性。

 女知青极少对我性骚扰，并非歧视我出生身份，而是对“识文抓字”的人还保持一点敬意。但不止一个女知青可怜我“老大不小了”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暗示我 可以找个地方跟她“干一下”。一次，还有一位女知青在旁边没人的时候，身子左一扭右一扭地掀起她的绿军装，敞开她说的“白白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过 过瘾”。对这种佛陀式“舍身饲虎”的“高尚的人”，我感激不尽，但我还是掂量到如果头上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分量，还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因为在农场长期接触不到女性， 她们的善举像雷管似的猛地引爆了我体内类似青春期的骚动，一对“白白的大奶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搞得我一天到晚神不守舍，心智恍惚。

孔子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正常的男女之事，是人的本能需求，也是人天然和正当的权利。不管是谁，不分高低贵贱，如果身处“性荒”，就和挨饿一样，会对生理和心理造成极大摧残。

农场知青虽然在‘批林批孔’，但是孔老夫子这些话倒是绝对正确，而且必须将理论变化为实际行动。

农场边上有个比较大的草棚棚，这是公社生产队的地方，草棚棚前面的凳上总是坐的一些女人，有当地人，大多数是有外来的。

这些女人都是短衣短裤，大多数是赤脚的。居然看见还有女人只穿着裤子没上衣，二只乳房晃荡着走来走去。

农场的人说，江西地方比较贫穷，乡下地方的的女人到夏天都是只有一条裤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光着上身赤着脚在地里劳作，所以不要少见多怪。

周围人说，这里的女人白天干农活，到傍晚农场知青从地里出来，这些女人和来的知青对上眼，讲好价钱，几块钱钞票加几斤粮票，一般就在草棚棚里成其性交易，也有的知青跟这些女人去其他地方做性交易。

农村草房子里，女人进去就把裤子脱了，看到一个女人赤条条身体，年轻人是够刺激了，于是男人的性欲开始高涨，性欲达到顶端，下面的东西已经涨得……….

一会儿就发出男女交媾时的哼哈声。

文革时候，好像样样都缺少，好像就是不缺少性生活。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