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冢宝急于推进国企私有化究竟为了啥？

以温粉严家伟（叶青）为代表坚持走权贵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以为国有资产私有化后，自己就能分上一杯羹似的，对温冢宝一伙铁路私有化的提议高兴得手舞足蹈，说把这才算把铁路真正还到了人民的手中。而王希哲等左派，则针锋相对，揭露中共权贵私有化国企的实质，认为国企最能代表人民利益，铁路理所应当该由国企员工代表人民掌控，代表人民发财，鼓吹搞国企垄断是一条金光大道，能给人民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号召发起所谓的“新保路运动”。孔庆东教授也推波助澜，双方展开笔墨大战，争论这几万亿甚至几百万亿的铁路究竟该是“谁的”，你来我往，“网渣”“老贼”地帽子乱飞。

一、天下的财产究竟该谁所有

我看争来争去，无非还是人类几千年来争论的一个永恒的问题，也就是所有权的问题，即这大地上的东东究竟该是谁呢？

请问！你们损失再大能大得过我吗？我家那么多金银财宝都被国共两党给抢了，我都很少提这些事，我都没以此要求政治避难，因为我们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的认识。

共产党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政党，就是因为它的名字赤裸裸地表达了这个诉求：要抢夺别人的财产归己有，说白了就是“发财党”，宗旨就是“抢劫他人无罪”最最俗气，也正因为低俗，迎合了大家的占有欲，人民听了才有精神，才一呼百应。听听别的政党名字，有的体现了高雅的精神境界，如民主党、自由党、共和党，有的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如工党、自民党、社民党、国大党、国民党，有的是为了本民族的独立，如伊斯兰解放阵线、伊斯兰国家运动、伊拉克复兴社会党、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它们对大众的吸引力就非常有限。绝大多数的人民都是“浑球”，反复无常，忘恩负义，又愚昧无知，它们以为当共产党小喽罗小炮灰，就真的能发家致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共产共妻，可惜事与愿违、所欲不遂，共产党当政后，它们不仅没分到什么赃，活得反而更惨了，只好私下说起了风凉话，觉得共产党这么不好，那么不顺眼。即便自己投靠中共，入党做了官，也不可能大富大贵，那时当兵、上大学、入党、作干部，顶多解决一个农转非的问题，工资大家差别不大，又没有地方捞外快，以权谋私太危险，到了退休年龄，什么都完了，绝不可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一点刺激都没有，人民都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这种平均主义埋没了自己的“才气”，个个摇头，都不喜欢这种没有荤腥可偷的平淡生活。同时又发现还是投靠资本主义或许还有一线当发家致富的机会，能游泳的偷渡去了香港，能念点书的磕头作揖求洋人给自己留学作担保，然后赖在美国不回来，美其名曰“投奔自由”，削尖了脑袋要追求它们所谓的幸福。

然而也有人不这么想，西方国家的洋人普遍信洋教，他每逢在吃饭前都要赞美上帝，pray before dinner。感谢上帝赐给自己食物。中国人见了，觉得不可思议：这食物明明是自己给老板扛活，辛辛苦苦赚来工钱，去超市买来的，这明明是自己的东西，管他上帝什么事？哪里是上帝赐予的？谢上帝做什么？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干了活，种子种在地里，不需自然的神力，就会自然发芽长出麦子，只要自己放了牛，牛就自己会上肉。他们不知道，一切都是上帝、造物主、上天、神、佛菩萨、真主、大自然（统称为天）赐予的，给人扛活顶多能换来几张纸票，变不成食物。自己能吃上饭，靠的是神力，干活顶多等于伸手往盘子里拿了下食物而已。

洋人的世界正因为有信仰才称得上文明。他们明白一切都是上天的荣耀，自己微不足道。并不是上帝要大家把自己名下的财产都舍去，只要有这个感恩的心意即可。洋人懂得这点，他们代天宣爱，把自己收入的一定比例拿出来捐给社会，说是上帝让他这么做的，往往这样的社会稳定而富足，人活得轻松。在洋人那里，穷人一辈子靠富人施舍的救济都能活下去，而在中国真正崇拜私有制的冷血社会，却往往最贫穷，绝对冷血，大家都只讲占有，不讲付出，一旦受穷，就被社会抛弃，世人嘲笑，连亲友都不愿相认，惟有死路一条。人们都认为自己要不争，别人就要先下手，坐公交车抢座位最能体现这种心理，加剧了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和忧患意识，都担心自己有一天变成弱者争不过别人了，会饿死街头，要乘自己还能争的时候多争一些“防老”，多多益善。 连强者总担心它们的“好日月”长久不了，还以为搞个物权法就能永远保住自己那些坛坛罐罐。都生活在高度紧张之中，并没有快乐。

一切荣耀归于上帝。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什么都没有，没什么东西是属于自己的，据说这身臭皮囊也是来之前向神借的，死后还得还给人家，给下一个人用。却总觉得这世界上“这个应该是自己的”、“那个也该归自己名下”。在旧社会，老婆算是丈夫的一份财产，所谓财产，就是自己有所有权和处置权，可以卖掉，也可以买进，决不可能出现自己被自己的财产反过来制约的事情，男的要是买个妾回来，再外面和别的女人勾勾搭搭，做妻子的无权干涉，否则就算犯了七出之条的“妒”，男方有权写一纸休书将其遣返。

现在不同了，女人要是结了婚，男人反过来变成了她的财产，女人不看自己多么不贤、多么啰嗦、多么嫉妒、多么贪财、多么粗鄙、多么肤浅，却要男人欣赏自己，“读懂”自己，只爱自己一个。当她们无论再穿多少条“产后提臀收腹内裤”，也恢复不了苗条的身形，无论再抹多少倩碧雅诗兰黛，也掩饰不住雀斑蝴蝶斑黄褐斑时，也作如此想。外貌不让男人着迷，人品不让男人敬佩，又未有恩于男人，却要运用法律武器，妄图用一纸结婚证把男的当奴隶一般拴在自己裤腰带上，永远占有。凭什么不许男人包二奶？我堂堂大老爷们怎么成了你这种烂女人的私人财产？只准你来享用？试问，她要是有钱，会不要养小白脸？她要还年轻，会不假借爱情为名而性乱的？有几个愿受法律约束？只在色衰貌黑之后，想起了道德和法律，装受害人。两周前一则新闻说，正宫跟踪丈夫，发现小三后，竟用汽油将小三活活烧死。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占有欲都这么强，为了霸占男人供自己床第之欢，排解自己无聊空虚，供自己精神安慰，敢于不惜一切去杀人放火，这种占有欲可怕不可怕？对于婚姻，我一直持这种观点，男方越有钱，越不要轻易结婚，现在的社会形式和道德观已经没有结婚的必要了，婚姻没有建立在感情基础上，成了分财产的圈套，要离不了婚，还被这些不要脸女人管着，何苦呢？话扯远了。

可能有人要问，你金复新不是鼓吹帝制的吗？不是说帝制是最彻底的私有制的吗？你怎么还反对我们有贪心呢？不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即使是皇帝，也首先得承认天下是上天的，只说自己是天子，对上天负责，自己是上天的代理人来管理天下而已，这叫“替天行道”、“代天巡狩”，皇权的合法性在于“君权神授”，这和洋教的认识如出一辙。

如果说上天是土地的一级所有人，皇帝就是二级所有人，所以需要每年去天坛宰牛祭天。地主只能算三级所有人，否则，何必向皇帝缴税？即便是美国人，也并不是买下了地皮，建了房子就真正完全属于自己，依然还要向国家交地税。可见“所有”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再下来就是佃户，没有所有权，只有耕作权，要向地主缴租。

每当君主心里有上天，抱着替天行道的思想来管理国家时，上天就保佑他。但君主毕竟也是人，思想也会发生变化。我们一般人中，哪怕自己生意做得顺了点、钱比人多点、学历高了一点，说话时都会流露出自以为时的神情，自心生魔，觉得这都是自己英明决定的结果，是自己“奋斗换来的事业”，不认为只是老天照顾它，赏了它一些机会造成的。反而坚持自己的种种愚见“是对的”。一般人尚且容易这样狂妄，何况是富有四海的皇帝？每当皇帝或者他的继承者狂妄起来，把祭天仅仅当作仪式而怠慢，觉得应该是自己创造了这一切贪天之功时，上天就会收回赐予的荣耀，将灾祸降临，并物色新兴的力量来取代这个朝廷。

正因为引进了“上天所有”的概念，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再不会发生铁路到底该归谁霸占的无聊争论了。哪个代表了上天，铁路就归谁。那么怎么样判别谁代表了上天呢？一看他是否承认上天，二看他能否打下江山。打下江山就等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因为没有上天的认可是打不下江山的。

共匪讲究无法无天，于是找出个更加虚无缥缈的“人民”作为所有主，但被愚民误解成为愚民自己。一旦愚民行使不成所有权时就要气恼，一直存在着这些困扰。明明说铁路是人民的，但人民不仅无从所有也无从管理，甚至没有能从中得到实惠。曾才子和王总司令虽然妙笔生花，但罔顾事实，说什么“毛时代几十年间，铁路是一项惠民服务，价廉物美”。这些说法骗骗小年轻还可以，我们这些过来人心里都清楚当时的铁路服务质量有多糟糕。单就票价而言，里程约2000公里的硬座票价为50多元，硬卧票好像要科级干部级别才能买，大概70多元。飞机票价为120元左右，要处级以上才能买，而当时一个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也才50多元，很多农民一个家庭单月总收入才几元，那么也就是说，坐一回硬座，居然要一个月不吃不喝，所谓的人民铁路居然对人民歧视，人民买张火车票还得受限制看脸色，不够级别，连硬卧都坐不成，请问司令和才子，这叫什么人民铁路？这算什么价廉物美？

二、简述改开以后中国私有化的进程

这一价格执行了很多年，直到矮子改开后才慢慢松动，价格涨了上去。直到前几年，我再坐同一线路时，空调快速硬座涨到100多元，硬卧随便买，价格在400元到600元之间，05年元旦还坐了趟去北京的软卧，也才700多元。飞机票价正常为2000元左右，能买到不同折扣的优惠票，我买到的只有800多元。那么此时一般职工的工资是多少呢？工作5年左右的大学毕业生现在一般也有2000多元，有的甚至更高。也就是说，同样的硬座只需花费月工资的20分之一，坐硬卧只要五分之一，坐飞机只要二分之一不到。这说明离开毛时代的完全垄断，票价绝对值虽然上升，但人民相对受惠。

真正受益的人，不是曾节明嘴里说的人民，而是他嘴里说的那些辛勤工作的铁路职工，是人民中的一小撮。和其他垄断国企一样，毛时代最底层的铁路职工生活之悲惨我是亲眼见到的，但稍微有点职务的职工生活相对富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总能在职务中找到发财途径。人心总向往私有化，干哪行就会把哪行想方设法搞成自己的私财，尽管当时毛还活着，就已经开始。比如顶替制度，老职工退休可顶替一个儿女人进铁路工作，虽不能顶替原职，但已是很大的福利，已经是私有化的萌芽，把所谓人民铁路的利益拿去特殊关照部分群体，这本身就已经不公平了。有点权权的，可以收受烟酒土特产，大笔一挥，批下车皮，大笔一挥，提拔个马屁精，把公家的职权私有化。当然，这只是有限的私有化，世态炎凉，一旦退了休，原来门庭若市的家里，马上门可罗雀，很多老干部有了严重的失落感，精神抑郁，没几年就去见了阎王。这是在毛时代后期的表现，在毛时代前期，整天搞三反五发，一经发现，职务马上撤销，堵死了走私有化资本主义的路，可架不住人们私有化的贪心，资本主义象毒草象脚气，见缝就钻，有职位的削尖了脑门徇私，没职务的铁路职工顶着枪毙的风险偷点铁轨去卖，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公开。私心在斗私批修的毛时代都难以压制，何况以后？

到了矮子改开年代，这一切都变得正大光明、顺理成章起来，包括铁路职工在内的各级国企工作人员和公务员开始理直气壮地吃拿卡要，利用职务之便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记得最早开始的腐败现象是“走后门”、“批条子”，倒腾钢材，捣腾外汇兑换券，一纸批文到手，转手就赚上百万，为高干子弟和在社会上混的人赚到第一桶金，却仅仅被轻描淡写成“不正之风”，进而发展到今天的无官不贪，这一切的演变都来自于矮子们有意识的潜移默化。

64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学生们争取的目标不够明确，如果说为私有化而闹，其实是对自己不利的，因为此时再搞私有化，将面临谁来做老板？谁来打工的问题，但大家已经不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此时竞争绝对不公平，必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已经拥有权力的官员们及其儿女们今后做老板，而傻学生去当苦工。当时的学生是被人当枪使的，是自己一知半解都没想清楚，出于愤怒后的头脑发热而竭力鼓吹私有化，只能使美国人受益，尽管他们当时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岂料这我的忧虑，不果然转变成现实。此后，倒是中共各阶层反而先开了窍，说“你们不是都吵着要私有化吗？不是只有搞私有化国家才稳定得了吗？那就私有化给你们看。”结果官员们都成了亿万富翁，人民子子孙孙只能给他们打苦工，辛苦工作几十年，被剥削得连房子都买不起。

矮子、胡子、紫阳、陈云、木匠、剑英、万里一伙总想让自己的子女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必须让整个社会都崇尚私有化，但又不能操之过急，毕竟还有那么一些老党员还没死，让它们忌惮，必须舆论先行，它们知道，必须整个社会都败坏了，它们的儿女当资本家才能无虞。为此目的，它们开动了舆论机器。这一历史过程，我们这些当年过来的老同志记忆犹新，它们先抛出真理问题大讨论，又抛出黑猫白猫论来试探反应。后来干脆在《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故意争论是不是该“一切向钱看”、“姓社姓资”，装出开明的样子说：“都可以来讲讲嘛”。讨论的形式只是幌子，借口争论，目的是鼓吹歪理邪说，领导的调子早已定好，摆明了就是想要“一切向钱看”，这样对它们有利。它们先把群众思想搞乱，再迎合人民内心肮脏的自私的一面，将其挖掘出来，让人民误以为搞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都当上资本家，象奥巴马去支持同性恋一样，借用人民本性丑恶的一面来赢得社会普遍的支持，为自己子女能顺利当上权贵大资本家清除障碍。可怜毛泽东千防万防，几十年反修防修的长城几天工夫就倒塌了。

毛时代禁止公然伤风败俗，而人民心中寻找刺激得念头实在痒痒。矮子心知肚明，8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故意让CCTV播送了穿着工人农民装束的群众跳交谊舞的晚会，公然有限度的搂搂抱抱，让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们激动得彻夜难眠。“不许跳交谊舞”这一不成文的禁令被打破后，此后各种跳舞厅在街道雨后春笋般开了起来，连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也也挤进去，赶在进棺材前跳上一回。后来迅速发展成贴面舞，年轻点的跳霹雳舞，不知道在黑漆古冬里在做些什么。无数男女在舞厅认识后成了露水夫妻野鸳鸯，无数温馨的家庭就此寿终正寝。人民沉浸在桃色快感之中，道德水准一日千里地下滑者，再无人关注领导的子女对所谓的“国有资产”张开的血盆大口。

为了败坏党风，矮子没事找事，又授意《人民日报》展开大讨论，说“党员也是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大讲人性，腐败也是情有可原的。竭力抹煞共产主义先锋队战士和普通群众的区别，和以前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完全相反。鼓励党员和私心杂念情欲满身的群众一样败坏下去，主动为党员败坏找借口，降低对党员的要求，向群众看齐，允许它们入党时 “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奉献一切，冲锋在前，享受在后”的誓言不作数，让入党变成只是一种形式。继而又推出先富论，彻底否定原先承诺的共同富裕。为自己的儿女致富开绿灯。

党内走资派们也积极配合，我记得当年报纸开始有意识地渲染国企的困境，整天就是厂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唠叨所谓的“厂长责任制”，抱怨自己的权力太小，样样都得听书记的，管这叫“政企不分”，把企业搞不好的根本原因全归结到这上面，仿佛只要把书记踢开，就能挽救国企。实质上，它们是嫌书记能和自己平起平坐，贪污腐化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浑身不自在。它们想说的是，只有把企业都划给自己私有，且能代代相传，才肯下力气，否则它们就要磨洋工给你们看，大家一块受穷。

听话得听音，要学会听出奸人们的潜台词。奸臣们给皇上上表往往冠冕堂皇，掩盖其不可告人险恶的用心。有的人在论坛上跟我的帖，说你金复新如此独断专行，不肯笼络我们，不听我们的谏言，责怪我不能象哄婴儿一般哄骗他们，否则他们是愿当炮灰打天下来恢复大清当皇帝的。实质上这些人是想让我承认他们的愚见是对的，要我对他们唯唯诺诺，当个老好人、奶妈子，以满足他们当婴儿安抚的心理。要是我真能当皇帝，但谁说什么我都照单全收，那我必定是个昏君。国家就相当于一个人体，主元神不当家，全凭副元神作主，甚至让附体作主，那么这个人就算完了。官僚集团总在算计怎么架空皇帝，大奸若忠，居心叵测，总是不厌其烦劝谏皇帝去做老好人，听他们的“建议”，万历皇帝看穿了他们的用心，一直在和它们作抗争。我们必须知道，臣下的建议，一百句里难得有一句是金石良言，绝大多数都设有圈套。而有的是在显示心唆使下的胡说八道，对这些无聊谋士，应该象对待蒋干一样，斥退一旁，永不录用，以免浪费时间，甚至干脆早点杀掉，免得它们被赶出京城后跑到民间妖言惑众。如果我连这点都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就不配做皇帝。真正的明君，明就明在能够分辨哪些是高层次的真知灼见，哪些是没有私心的忠臣，如何将计就计利用臣下的私心控制它们。

为了搞乱军队，矮子又利用军中骚货们心底对腐朽生活方式的崇拜，在《解放军报》上开展 “军人也有权爱美”的大讨论。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妪东施喜不自禁，马上扔掉军服、浓妆艳抹、搔首弄姿、扭捏作态，办起了奇装异服展，穿着氨纶健美裤，包臀勒逼，T型台上走起秀来，一定野男人欣赏它们所谓的“风采”，恨不得向世人说：“不要以为我们丑，我们其实也很骚的。”曾才子那时恐怕还小，连听都没听说过，王司令早跑美国去了，恐怕也不知道。这些时装展的照片我在杂志上看过，我们这些老同志记忆犹新，当时气得不行，连连摇头，眼见着军中奢靡之风就这样从省军级下放到了村班级。

为了肃清所谓的文革流毒，为了破坏老毛在群众中的威信，矮子又心生一计，它请出姜昆上电视说了一段相声《照相》。用极为夸张的手法，讽刺文革期间去照相馆照张相也要背诵几十遍毛语录。结果大获成功。要知道，那时虽然老毛已经死了好几年，但余威还在，谁一提到毛语录，即使心里不赞成，那也要在心中升起一种神圣感，肃然起敬，表情都会庄重严肃起来，就跟电影《抓壮丁》里的王保长，即使正在茅房拉屎，刚拉出半截，听见外面有人喊了一嗓子“蒋种菜”，也不等擦屁股，立即条件反射般跳起来，脚后跟“啪”的一声立正， “扑通”掉进茅坑里。电视观众意想不到，以前这么神圣的东西都敢这么拿来调侃，随着短短几分钟的哈哈大笑，几十年的丰碑轰然倒塌，从此谁再一提毛语录，就会被众人耻笑成神经病，再无一样东西是公认庄严神圣的了，唯一值得信仰的就只剩下钱

蛤蟆上台后，人们在64淫威下，尝到改开的一些甜头，但看不到这一切在未来给他们带来的厄运，无奈下认同了矮子那套。蛤蟆已然没有了当年的顾忌，于是加快了颠覆步伐，公然允许资本家入党，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迅速走到了对立面上。紧接着，就是江朱中央的“改制”。这一历史时期我是亲身参与了的。

记得在10年前，我市一家有上千人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要改制，厂长是个老太太，因为是我熟人，看我经常抱膝隆中，在家“摇鹅毛扇玩”，自比管仲乐毅，就请我出面帮他们操办。我那时还什么都不懂，只是听市领导开会说，改革的步子要再大一些，胆子再大一些，评估事务所的人在一旁解释说，这就是在暗示我想让他们评估成多少资产就评多少，说这就是蛤蟆的精神，所谓抓大放小，就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乘“改革春风”加快私有化步伐而开的方便之门。还说现在搞厂长责任制，书记都没权了，成了给厂长打工看厂长脸色的打工仔，厂长说了算，要我回去赶快和厂长付诸实施。我回去和厂长私下一合计，厂里净资产应该上亿，但厂长却让事务所只评估成几百万。没几天，评估报告就写好了，我们立即起草转让协议和改制方案，除了厂长出资100多万，其余管理层中上层干部都是厂长的亲友，有的才20来岁，多则几十万，少则几万元，就把整个厂子都买了下来，厂长摇身一变成了老板，管理层成了股东。迅速把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成私营企业，随后老板买断数百名工人的工龄，把他们给请了出去。

说来这些工人阶级也够浑的，稀里糊涂上当受骗签了协议，没想到到了2006年之后，这些工人相互挑动，又反悔了，纷纷跑回厂子抱怨，说现在厂子效益那么好，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年拿的那么点遣散费早用完，房价物价这么贵，没法过日子了，要利益均沾。此时老板已经退了下来，由她一个亲戚代为主管，借口这事当年是我帮他们操办的，把我和另外一个人推到前台，让我们去给工人解释。我们自然是无法摆平，几十号工人就赖在会议室不走，呜呜喳喳的，可以把屋顶掀翻。几次谈判无果，无奈下我们只好请老板自己出面。老板最后很不情愿地来了，但她当年的余威还在，当她板着脸进屋时，喧闹的会议室顿时鸦雀无声，有的工人双腿竟然开始哆嗦了起来，可以想象当年一定是被老太太欺压惨了。

不过老板最终也无法搞定他们，于是工人们相互串联，数百人浩浩荡荡打着“要吃饭”的横幅跑到市政府去请愿。实质上他们的诉求我早就摸清，无非想利用共匪害怕动乱的心理讹诈一笔钱，打算每人能分到三万元的好处就撤兵。但老板认为当初已经签了协议，他们已经和公司再没有关系，当然不肯出这么多的血，双方目标差距太大，根本对立。我们对此一筹莫展，可知府老爷毕竟是领导，这种场面见多了，对此举重若轻，笑呵呵地要我和老板附耳过来，“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地交代了一番，我们恍然大悟。

第二天我又召集工人开会，说市里对你们的意见很重视，领导愿意接见你们，但你们这么多人进去有碍市里的工作，希望你们选两个人作为代表去见领导。工人们以为他们的行动开始奏效，马上选出挑头的两位跟我们进了市府。抚台大人巧舌如簧，自有一番说辞，先假装关心他们个人的家庭困难，哄得工人领袖受宠若惊，然后又许诺解决他们个人的问题，但前提是要和政府合作，帮助疏导那些工人的情绪，不露痕迹地就把这两人给收买了。我和老板在一旁暗笑，见证了两人丑态百出、感激涕零、心甘情愿地叛变当“工贼”的全过程。从两贼趾高气昂地跟我们进去，到哈巴狗似地随我们出来总共不到一小时。后来他们在工人中散布悲观情绪，帮着老板说话，工人们失去了主心骨，内斗了起来。他们被我们人为造成了利益的不一致，从而分化瓦解，谁也信不过谁，再也组织不起请愿，最后不了了之。可见没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运，没有革命最彻底的先锋队来领导，工人阶级队伍实在不堪一击。

党的性质一旦发生了变化，私有化进程更以一日千里的加速度进行着。毛时代的国企，虽然效率低下、形同摆设，但领导只能在任上行个方便，一旦失去权力就和平民百姓差不多，很难把国家资产占为私有，相对比较公平，要穷大家穷一块，起码心理平衡。那时顶多算以权谋私，而不是私有化，因为私有化的重要特征在于是否能够终身行使权力，在于是否能继承，也就是世袭，而江朱时代政府和国企的官员已经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了。

最先开始，是相互之间接纳对方的子女。官员们的子女，能够读书的，都跑去国外，但很多高干子弟是吃喝嫖赌的公子哥和养尊处优的烂B，它们也面临着就业的问题，总不能老在社会上胡混。如果公然安插在自己管辖的部门，恐怕惹来非议。于是在公开招录公务员时，官员们相互照顾，相互交换好处，量身定制招聘条件，或者随便玩个花样，使质监局最有油水的职位招了工商局局长的儿子，海关最悠闲的差事落到市委秘书长女儿身上，军分区参谋长那才14岁门门功课考零蛋的儿子去驻扎在闹市区武警总队司令部担任了个闲职，三年后退伍国家就得按法律安排他个肥差。我们那里有几年进的警察竟然全部都是不成器市领导干部子弟，是成了全国最早警匪一家的地区。

但这还只是私有化初级阶段，就在江朱时代，政治局常委们个个公然把自己的子女扶持到最肥的岗位，家族化国企，上行下效，各级官员们很快突破了心理障碍，再也不必顾忌把公权私有化会被人指责。于是全国铁路局的局长、总工程师都归了安家，电力系统的头头都姓了李，电信的老总都姓了江，金融大鳄都姓了朱。爹要当了银行省行行长，马上提拔儿子当市里的行长，准备做自己的接班人，派女婿掌管某个基金，老婆管信贷，儿媳是办公室主任，小三当自己秘书，所有的肥缺和关键职位都让给自己的三亲六故，上上下下都是自己的人，不仅便于自己在任时相互掩护吞没巨额国有资产，逃避监督，而且即使自己退下来，这银行还是自己家的，还得听自己指挥。那么这种私有化和当土皇帝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人口口声声骂文革毛时代，好像自己身上一点红卫兵影子都没有，而自己在网上所作所为，思维方式却都是造反派味道；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已经很清醒了”，不会相信中共所说的一切，却又对中共所谓“帝制时期暗无天日”的说法深信不疑，认为中共统治即使千不好万不好，即使饿死几千万，也总比大清好，内心还是对中共历代党魁感恩戴德；它们口口声声反对帝制，但一旦当了官，稍微有了点权力，必然会象上面所说的省行行长那样在自己势力范围费尽心机地任用私人，实行帝制，处心积虑把公权私有化，搞独立王国当土皇帝，没有人不是这样做的。心口不一，这就是虚伪，这就是浑，这就是垃圾。

当然，现在的国企，还差从名义上彻底私有化这最后这一步了。孔教授最近在演讲中说，现在的国企即使再腐败，名义上还是人民的，所以我们还可以骂骂，铁路要是都被温冢宝几大家族勾结洋人瓜分了，它们再腐败，我们连骂的资格都没有了。因此他竭力要阻止这一进程。可是孔教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了下一步棋，没有看第二步棋，只想过过骂温的小瘾，却没有想到要将计就计整死影帝。

我先说说现在国企员工的幸福生活。我常听说连电老虎（电力局）里抄抄表的职工月工资都上万，我虽不认识他们，但我认识一位F女士可以印证，她老公在某国企当了个中下级官员，其富裕程度超出大家想象，十年前年收入就几十万了。这些年我虽然不知道，但恐怕年收入至少已上百万了，因为F女士的孩子还没开始工作，仅凭老公的收入，就拥有几套商品房，而且不用再上班，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开着豪车全国旅游，还要出国几次大把的采购。

我敢说，要是在美国，同样的企业，同样的职位都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收入，都不可能活得那么潇洒。那么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因为这是国企已半私有化的必然现象，国企的资产被国企的职工掌控着，既不能象毛时代那样有毛来监督，又不能象国外那样由私人老板来分配，它们的老板，如温、李、朱、江等，虽然控制着如此大的企业，但心里并没有底，它们的所有权和政权紧密相关，万一政权完了，它们对国企的所有权也烟消云散，目前掌控的国企到那时未见得完全是自己个人的私产，处于一个不那么稳定的状态，这促使它们对下面的职工大发慈悲，财富在它们手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乐得做顺水人情，大肆分发奖金，皆大欢喜，何苦上缴国库？结果便宜了F女士老公这帮人。它们成了中产阶级的主要成分。

温冢宝们正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它们私有化国企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财富与政权的兴亡割裂开来。使得以后中共即使倒了台，人民也无法将国企从他们手中收回。除了要制定那么多法律，把法律意识灌输到愚民脑子洗洗脑外，更重要的是想把洋人的利益也牵扯进来，让国际财阀、托拉斯、康采恩也来入股，和自己形成利益共同体，生死与共，寻求得到洋人的保护伞，让列强大资本家进来陪绑当人质，来个双保险，它们管这叫“接轨”。万一有朝一日，中国发生内乱，军队都不稳的时候，当人民要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国企时，必然会连带伤及列强的股份，财阀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华利益，会促使列强议会通过法案，象镇压义和团一样出动八国联军干涉，阻止中国革命，变相保护作为他们在华代理人的官N代不受追究，使红色江山万万年，即使中共真的垮台了，它们也以搞垮中共的袁世凯自居，在洋人的扶持下成立新政府，能这样传子传孙才算是真正地私有。最起码，可以打着物权法等幌子，以“法律至高无上，要尊重法律”为由，吓唬愚民，保住自己贪腐来的钱传子传孙。

三、我们应该成人之美、将计就计

邀请美国大老板一起来剥削中国愚民，就有了美国的保护，而当上美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代理人和大买办，小琳、小鹏、云松、如春、云来、燕来、绵恒、绵康、海清、海峰们才算打消了顾虑，焦虑症基本治愈了。才真正把国企当作自己的私产，而不是当作一个无主之产了。

孔教授、王司令、曾才子、刘主席们可以高屋建瓴地想一想，这时官二代们还会对国企中下层员工这么大方吗？还会这么一掷千金地给它们发奖金吗？以前是慷国家之慨，现在要挖它们的心头肉了，就舍不得了。为了尽量获取最大利益，它们会疯狂裁员，原本潇洒的国企员工可能迅速沦为贫雇农，很多人会失去工作。F女士老公以后顶多只能拿现在民营私企员工的工资，即使洋股东慈悲，也只能拿美国员工一样的外资企业工资，收入大幅缩水，很多人会被残酷剥削，成天加班，像富士康员工一样一天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得抑郁症跳楼。

曾才子忧心忡忡地在他《支持保路运动》一文所说：“他们（国企员工）原有的生存保障被取消、应得的福利、待遇、补偿被赖掉、或大打折扣，他们被强迫买断工龄，或象过气的牲畜般地被贱卖给资本家，任由资本家盘剥、抛弃。……广大铁路员工在有资本化公权力的保驾护航的大资本家手上，保障、福利、待遇、补偿等权益必然大打折扣，甚至被赖掉，他们中一部分很可能被强迫买断工龄，他们必然遭到红顶商人残酷地盘剥和随意的解雇……以满足特权资本家追逐最大利润的贪欲”。

我想请问，这难道不好吗？你还希望F女士老公的“好日月”继续过下去吗？你觉得F女士玩得还不够，还要继续玩下去才算合理吗？

孔教授、王司令、曾才子、刘主席可以再高瞻远瞩地想一想，中国的革命为什么迟迟不能到来？那是因为反革命的力量还大于革命的力量，反动阵营并不孤立，有许多追随者，连茉莉花运动，响应者都很少。如果广大国企员工再也不能骄奢淫逸，从反革命阵营被排挤了出来，被迫投诚到了革命阵营，成了城市贫民，甚至当了流氓无产者，郁郁不得志，怨声载道，和原来滋润的小资生活说声再见，也很不情愿地来革命了，这不就壮大了革命队伍吗？革命需要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对立，进一步激化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才能爆发。当前的阶级界限还不十分清晰，当国企也被私有化后，为虎作伥的国企员工、公务猿们再也不能象秃鹫那样跟在官二代后面食腐了，界线顿时清楚起来，让敌人自己孤立自己，目标才会明确。甚至连现在的民间亿万富翁们都被排挤得瘦骨嶙峋，剥削阶级就只剩下最大的那几十家权贵。此时，矛盾激化起来，超出了临界值，才真正创造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条件，春雷一声，惊天动地，镰刀斧头地杀向反动堡垒。否则，中共就永远这么倒是不活地维持着，你们永远没有机会。

或许有人会说，这后几步的棋，难道就你金复新能看出来？官二代们养了那么多智库军师，难道就不知道这是条死路？就不会去避免？就不会多放点好处给员工，少裁些人？我想引用电影《黑山阻击战》中的一句台词：“敌人就是敌人，错误他一定会再去犯。”有一个成语叫“利令智昏”，迫使它们不可能不去这么做。所以我不忌讳把这些话明说出来。

一方面有巨大的利益象鬼打墙后的海市蜃楼在向它们招手，另一方面，有巨大的危机感迫使它们要寻求列强来参股来保护它们的生命和已经掠夺来的财产，欲罢而不能。它们无法走出这个宿命，哪怕它们明知不能太克扣国企奴才们的好处，但是云来燕来觉得自己仁慈了也没用，让出的利益也不会被员工享受，最后还是会被海清海峰占有，海清海峰又担心绵康绵恒私下和洋人达成了什么默契，不占白不占。由于国家不象帝制下由一个家族排他性独占，它们就不会是铁板一块，注定不会相互信任的，必然矛盾重重，而会相互竞赛、相互斗气看谁贪得多，甚至会象文革那样斗得你死我活，政变不止。它们会急功近利，认为反正这公司又不是我一家的，客气什么？从而把国企当奶牛，一大把的激素抗生素地往国企嘴里塞，恨不能这头牛一天产几吨牛奶赚个够，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做出许多疯狂的举动，加剧社会的动乱。

温冢宝们爱家爱老婆爱孩子，现在的温冢宝们已经被子女逼得站在悬崖边上，正在犹豫要跳下去。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君子成人之美，我们虽然心里明白问题的实质，但我们不仅不能反对，反而要大声赞美，劝其别再犹豫，早点把脖子伸进套索里吧。我们要将计就计，学袁克定伪造一份特供《盛京时报》给袁世凯看，给它提供虚假行情，发出错误信号，灌迷魂汤，让它误以为连民运都被自己欺骗了，做出误判，早点下决心痛痛快快地跳下去。

兵法云：渡河未济，击其中流。乘敌人进退无据时发动攻击才是最佳时机，只要温冢宝走出这一步，断无回头之路。我们何必要阻扰呢？等它犯了错误，火候到了，我们再翻脸起哄不好吗？到那时它哪里去买后悔药？

有一种进攻叫撤退，有一种敌人叫朋友，有一种谋杀叫捧杀。我们这些老同志，早上爱在公园练练形意拳，我们知道实战中向前进攻的招式，练的时候步伐却往往是向后的。所以我劝孔教授、王司令、曾才子，何必不让温跳下去呢？你们思想需要再开放一些，步子再快些，胆子再大些，你们现在所做的，是在帮助冢宝少犯错误呢！思想要学毛那样多极化，不落俗套，走资派奸，毛更奸，整得它们哭爹叫娘，把阳谋说成是阴谋，做梦都没想到世界上有毛这样的“坏人”，它们平时一个个在群众面前象猫头鹰一般虚着眼睛（hooks his eyes like a hawk），目空一切，装出一副很精明的样子，而在毛面前，就跟受气小媳妇一样，永远扮演受害人角色，到现在都心有余悸。何以故？就是玩不过毛呗！那么影帝奸，我们就要比影帝更奸，它才会绝望，当它想到即使自己能逃过我们的惩罚，它的老婆孩子迟早还是要落在我们手里时，才会难过得哇哇叫，才会沮丧，才会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哀鸣，才会恨自己错生了年代，才会觉得活着没意思乐。

大家要是连温奸都玩不过，应该觉得是一种耻辱。换我的脾气，早飞起一脚：“去你妈的！”将它踢进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了。

音乐舞蹈史诗视频：大清帝国国歌《天高高，海滔滔》National Anthem of Empire Qing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