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姓应向西方百姓学什么？

中国的对外交流，大多以官方形式开展，由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出访，参与学习交流，民间交流则相对较少。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于十年前才成立，而且交流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和平裁军、社会发展、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生态环保、民主人权、民族宗教、政治司法、企业工商、公益慈善、扶贫助残和妇女青年等领域。这些领域，实际上是政府职能涵盖或外化的范畴，所以，这种所谓的民间交流，不过是换了名头的官方交流而已。

根据我个人移民西方二十年的观察和思考，我觉得，中国不仅需要有独立的民间组织，更需要增加频率，拓展层次，加强与西方交流；因为东西方社会的互补性，绝不仅仅局限于官方，民间的互补性更大。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若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向西方百姓学习，培养独立精神，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公德意识，回归简朴，重塑国民性，那么中国便有了健康的大多数，一切腐败和不正常，就都容易改变了。

1、家庭信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所以，东西方的圣贤们都很注重家规、家教和家风的培养与塑造。不同的是，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宗法制度源远流长，人们对家人处世立身、持家治业的教诲和规范，主要是靠各种形式的家训，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训等。

家训虽然对家族子弟在“修身”和“齐家”两个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教化和示范作用，在历史上也确实催生过无数贤达圣哲和仁人志士，但家训有两个明显的缺陷：

一是德行只施于家庭或家族内部，过于强调私德，而对个人在更大的空间，更广泛的场合，更深层次的社交活动上须有的风范和德行，则鲜少涉及。若中国社会一直保持家国体制，家即是国，国即是家，那么这种私德培养形式就会放诸四海而皆准，延续千年仍可用。然而，现在是民主共和时代，国家和社会不仅需要每个公民都具有优良的私德，更需要大家有敏锐的公德意识。

二是家训有赖于家族精英的产生，如果家门不幸，没有人才，家训也就无从缘起，家规、家教和家风更是无从确立。而功名显赫的人物并不是每个家族，每个朝代都有的，所以，家训的教化作用在其广泛性和连续性上，还是极其有限的。

西方有悠久的基督教信仰史，每个大家族，甚至每个有历史的小家庭，都有一本《家族圣经》（《Family Bible》），或至于枕边，或放在案头。我居住的草原乡村，差不多每个农户家里都有。我还特意收藏了一本。

全社会仅以一本圣经教化民众，教材统一，教师统一（上帝是最伟大的老师），社会榜样和德行内容统一，培养和塑造的公民人格和品德也必然是统一的，由修身至齐家，直到治国、平天下，一脉相承，连续不断，有条不紊。不似咱们中国，孔子之后孟子，孟子之后朱子，今天树雷锋，明天立焦裕禄，后天又吹捧孔繁森，有人誉，就有人毁，最终让公众无所信奉，无所适从。

中国历史上既不缺修身的楷模，也不乏齐家的典范，可一论治国就他妈犯糊涂，封建帝制被推翻以后，国共两党一直都没能建立起适合中国发展的政治制度，到今天也没有跳出“治乱”的循环，更别提平天下了。

2、不宠官员——中国人都知道宠孩子不好，什么“惯子不孝，惯鸡上灶，肥田收瘪稻”等等。宠孩子需要物质条件，非富贵人家是没有条件宠孩子的。而富贵有见识的家庭一般不宠孩子，甚至比普通家庭更懂得培养孩子的平民意识和吃苦精神。中国社会普遍的宠爱娇惯孩子风气，主要肇因于独生子女政策，并非一直如此，家家如此，所以，这方面无需向西方借鉴什么。

倒是在对待官员的态度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非常有必要向西方百姓学习。

其实，宠官员与宠孩子一样有害。西方的老百姓不懂中国式的孝道，但他们遵循圣经中的十诫律法，孝敬只对父母，不外延到官员，孝敬父母，为的是谋求自己在世长寿，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

中国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前，选拔官员曾靠“举孝廉”。可见，孝廉、孝敬和孝顺，一开始都是只对父母，不包括官员。父母官的原意是“以百姓为衣食父母的官员”。爱民如子，只有上帝才能做到，下帝（皇帝）根本做不到，普通官员更是相差千里之遥。所以，当官的把自己看成是老百姓的父母，这实际上是一种僭越和冒犯。

而老百姓把对待父母的心意和态度用来孝敬官员，把对待子女的溺爱和娇宠用来宠惯官员，让本该是儿子的地位服务员身份的官员，一下子脱变为独断专行的老爷，骄横跋扈的惯子。梁任公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只配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的可怜之人老百姓，其可恨之处正在于此。

信仰上帝的西方民众，眼里只有上帝，从来没人把同自己一样有罪的皇帝和官员当成父母，视为道德楷模，所以，他们在英国宪政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前就不宠官员，进入民主时代后更是如此。发现邻居是贪官，他们会马上围着这家人扔鸡蛋、吐口水，羞辱你全家，让你无颜见江东父老；当官的若胆敢动用公权欺压百姓，百姓就会拥枪自卫警告你，甚至干掉你。

民强官必霸，这大概就是西方实行不了王道，只能推行霸道的原因。但列强之强，强在民众，这一点最值得中国百姓学习。习王反腐，实属儿戏，因为官员反官员的腐，等于鱼挑鱼的刺，虾拔虾的须。唯有百姓参与，就近家门，二十四小时监督，全天候管教，才可以从源头上杜绝腐败。舟行水上，是载是覆，当然还是由水来决定最好。

3、动手劳作——基督教信仰里有一条真理：人人有罪，人生来就带着原罪，唯有劳苦方能脱离罪性，减轻罪罚。所以，西方社会上至总统、总理、国会议员，下至红脖子、大裤衩百姓，人人都喜欢动手劳作，哼哧哼哧地干体力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西方人家的车库里，总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器具，或大巧若拙，或大拙若巧。

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也曾有过动手的发现和动手的号召。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学院时就提出过“双手万岁”的倡议。共产党的党旗上也绣着镰刀和斧头，可他们掌权执政后，就只看重权力，不重视镰刀和斧头了。现在中国的普通百姓家里，私家车里，除了农具，几乎见不到有什么工具，平时务工或紧急情况下，全都是用手乱划插，穷对付。

精良的工具，不仅可以帮助做工事半功倍，而且可以诱导男人去工作，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中国百姓都喜欢教育子女“人往高处走”、“誓做人上人”，全社会都贪恋钱财权色，鄙视劳动，这与工具的拙劣导致劳动的辛苦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中西民间交流，首先应该交流民间团体的创立和工具制作经验以及手工技艺。

4、街头卖艺——街头卖艺，不单是一种谋生手段，它也是一种不错的宣传和创意形式。艺术创作的灵感和题材本身来源于生活，让好的艺术作品最终再回到生活中去，这既是对艺术的放生，也是对社会大众的回馈。

我们社会过去正常的时候，街头卖艺，包括卖唱、卖字、卖画等，也是随处可见的；中国民乐精品《广陵散》、《凤阳花鼓》、《二泉映月》等，许多后来流行的相声和戏曲段子，都是街头卖艺卖出来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机场、广场、桥头、大商场、地铁站、闹市口，经常有艺人在那里摆摊设点，牛头马面，嵇琴阮啸，干什么的都有。他们表面上是收钱卖艺，实际上则是在用优美的琴声或歌声，为紧张忙碌的人群舒缓压力调节情绪，为喧嚣而又充满罪恶的都市增添美与和平。最近几年，我见到有不少华人艺术家也大胆地加入到这个行列，真为他们感到高兴和骄傲。

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就是“Let me show you”；美育更不能省却“身教”的课程。街头卖艺在传播公共审美理念方面，与建造公园雕塑和大剧院的功能是一样的。美与善又总是联袂登台的。卖艺募捐，艺术家在创造审美环境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的善心，激发出观众投币捐款的善行，一举两得。

共产党政府看不到街头卖艺的正面意义，总习惯把街头艺人统统当成乞丐、刁民和别有用心另有所图之人，为了所谓的面子工程，不惜对他们实施驱赶、取缔，真是愚不可及！

2016.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