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时期那些事，一生一死命运各不同，一个进新疆一个去朝鲜

我发我的”原创”说说土改分房产到改革开放房产归还那些事，土改分田地开大会斗地主，开大会确实出现有打人事件，当年我村在“操场壩”开大会，(操场壩是当年解放军在河边开辟出来专供解放军练操之用的场地，兼作放电影用地，放电影用吉普车发电，大卡车进不去)。我村打的不是地主而是她自己公公，儿媳妇用脚穿的木屐打她公公头，打到头破血流这是真事，因何事要打她公公？儿媳妇和他的公公有何瓜葛，为何会有这种激烈做法，由于当年我年龄小其中内情就不知道了。打人事件我村我知道的就谨此一例，沒见过也没听说过有其他打人事件。我只说所见到听到的老家之事，除了我老家之外其它地方怎样、我不知道不说也不会去评论，我不懂政治，无资格评论政治。

土改评成分分田地分财产时我大概五、六岁，我们家世代穷田地非常少，水田总共不到一亩，还不是在一个地方是在三条山坑里，我们叫坑笼田。我家这种情况最后评了个“贫穷”，分到了几分田和半个房间(一间房分给两家人，两家人都没拿來住，用来放柴草，好多分到房的自己都有房子)，我们分到的这半间房和几分田都是同祠堂评了地主的财产。我祠堂一共评了两个地主一个富农。地主住房被分后被叫去住草间(地主家庭用来放草用的，我村和附近所有村民都是用柴草做饭，无论穷富大部分都有草间，只不过是草间大与小、好与坏而已)，地主草间是三层沙砖小楼，只不过面积比他们住宅略小一些，但还是比普通人住的泥砖屋好很多。

有一部份地主财产不愿交出，我祠堂就有一个，财产托一个同祠堂兄弟保管，这个堂兄弟人品不好，己不交政府也不归还地主，自己把地主财产私吞了，此人家庭在评成分时评了贫农。日本仔在我村驻扎时还封了他做保甲长，和平后他也没事。五七年那波偷渡，他丢下年轻老婆(三十左右)和三个女儿，带着大儿子到了香港，到香港后从没回过家，在香港做泥工还娶了细婆。乡下老婆三十多岁守生寡守了几十年。

评了地主的家庭除了被小孩叫“地主婆”“地主仔”外，世世代代都同住在一个村子里的普通村民，都没有人歧视他们，除了名声不好听外，地富家人和普通人沒分别一样看待。地富小孩和普通人家小孩没有分别，照常上学读书，成绩好的一样进读好中学(我老家附近有两间中学)，地主孩子姐弟两人都读好中学，这是我所知道的，弟弟小学和我同班，我的同班中学就有几个地主孩子。

我知道当年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是我祠堂评了地主的堂叔被送去新疆劳改，一直到六十年代未七十年代初(就在这段但准确年份忘了)才回乡，劳改前老婆生了一对孖仔“双胞胎”，老公去新疆劳改后老婆带着刚出生的一对双胞胎住进了草间。关于地主劳改可能各地不同，我知道我村的也是只有这一个。劳改男子他的堂兄弟也是在同时期参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争可战死了，死后家庭成了烈属家庭。门上两边贴有长长两张红纸条，还有张红横幅，那时年纪小经常由他们门前过，红纸里写什么记不起来了。

土改分完田地后各家种各家的田地，这个时期有单干户(家庭劳动力多的)、同时也开始组织互助组，人口多劳动力多的家庭不进互助组叫“单干户”，单干户自己干自己的不需要别人帮忙，互助组是几家人一组互相帮忙，分到田地的家庭如果没有劳动力或劳动力不够，互助组就互相帮忙，互助组的家庭主要是一些缺乏劳动力家庭，所以几个家庭大家一起帮忙，帮完这家帮那家，受帮家庭提供晚饭(红薯饭)，那年代没有人食全白米饭的，最好家庭也是两粥一饭(红薯饭或芋头饭)，大部分家庭都是三餐粥(农村一天吃三餐)，帮人有晚饭食不会白吃亏的。

互助组时间不长就开始组建“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开始建立饭堂(食大锅饭)，大锅饭开始时动员各家各户把粮食交出，饭堂建立后所有人到饭堂食饭。我村人口多一共分三排(军人编制)，全村有三个饭堂每排一个，饭堂大锅饭任食，鱼肉青菜样样有。那时小孩经常唱“人民公社好、一日三餐饱、感谢毛主席、吓死美国佬”，大锅饭初时有些家庭把米藏起不愿交出，饭堂食了几天后觉得家里藏米无必要也主动交出，大锅饭大鱼大肉食了大约一个月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