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信仰或者利益，残杀无辜者而充满正义感，多么可怕！

    一、擅长绑票的财政部长

    1931年11月，中共在苏联人的全力襄助下，在属于穷乡僻壤的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实际控制区域是赣南、闽西两块叛乱根据地，全盛时期也不过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 250万人口。这些地方多为老少边穷，军阀们都懒得哄抢之地，这是中共根据地能够得以建立的前提。但是国家的顺利运转是需要税收来保障的，靠苏联人给的卢布建国可以，要维持温饱外加持续作乱就有点困难。中共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发行“革命战争公债”，甚至还发行过所谓“五次围攻决战公债”。但是面对一堆穷人发 债效果可想而知。而当辖内仅有的乡绅也被榨干后，走投无路的红军领袖们和如今的索马里海盗殊途同归，想到了同一条道路——绑票。

    方志敏在1931当选为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省“主席兼财政部长。这个财政部长筹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绑票。

    方志敏初尝绑票生意的甜头是在1930年。当年7月，面对实在揭不开锅的困局，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唐在刚建议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奇袭距离不远、守卫空虚的有 “钱柜”之称的瓷都景德镇。方志敏所部伪装成国军，两天之内轻取只有一个营守卫的景德镇。这次行动斩获颇丰，除了留下赣东北苏区自用的钱财珠宝外，仅解往 中央苏区的就有赤金2箱，白银48箱。此外，方志敏此行还绑架了多名在景德镇经商的外国商人，并将他们押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东北省省会”——葛源。在 得到这些外国商人的家人的巨额“赠款”后（据方志敏女儿后来回忆，这些钱财是被绑架的外国商人“自愿赠予”红军的），这些外国商人得以释放。但是对自己的 同胞，方志敏就没有这么客气了。景德镇富甲一方、也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家产被哄抢一空，本人也被方志敏无情的砍了脑袋。谋财害命、杀鸡 取卵，这可能是当今的索马里职业绑匪们所蔑视的。但对于革命者而言，这简直是伟大的事业。红军打出的口号是“上等人一扫光，中等人不要慌，下等人来相 帮”。

    这次行动并不是方志敏绑票生涯中最辉煌的。两劫“廿八都”才是他的得意之作。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的廿八都自唐朝开埠以 来，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镇。1932年6月，方志敏故技重施，属下的广丰独立团带着大批“挑夫”，奔袭二八都，红军除了掠走大量 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还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共两百多人绑回根据地，同时将抓获的保长谢世仔放归，让其通知这两百多人的家人速将足额 的“革命经费”送往苏区，根据《衢州文史资料》中的《红军攻打廿八都见闻》记载，事后谢盛仔带领本地一群青壮年，每人挑着八百块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但有 些人赎回来了，有些人一如既往的被撕了票。最悲惨的是，两个月后，方志敏居然又再次洗劫惊魂未定的廿八都。再绑架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为 “肉票”。经过这两次洗劫，廿八都这个明清以来繁荣了数百年的商贾小镇至此萧条，再无恢复。

    二、师达能夫妇被撕票事件

   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无力在根据地立足的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只能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仓促败退。为牵制国军，给主力部队 的撤退留出时间和空间，中共将红七军和红十军合并，组成新的红十军，由方志敏领导，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但这只所谓的抗日先遣队并没有奔 向有日本人的北方，而是径直朝东，往根本没有皇军影子的安徽、福建、浙江杀去。

    1934年12月6日，抗日先遣队下属的红十九师在师长寻淮洲的带领下，占领了安徽旌德县城。

    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和史文明1933年在山东济南结婚。当年11月底，他们一起从颍州回宣城，1934年初，他们继续往南到一年前刚刚开辟的新传教站旌德， 接替准备回国休假的由汪仁宣教士夫妇。他们发现群山环绕的旌德是一个相当荒凉的小县城，仍未从太平天国之乱中恢复过来，城墙多已倒塌，杂草丛生，只有过去富贵人家留下的宗庙祠堂现实这里昔日的荣耀。但正是这些祠堂所代表的宗族势力构成了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最大障碍。

    9月11日，史文明在芜湖美以美会所办的弋矶山医院生下女儿爱伦（Helen PriscillaStam）。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及婴儿小爱伦迁到旌德。这时，他们已经听到红军来到皖南的消息，但是旌德县长答应保护他们的安全。

    师达能牧师一家定居旌德不久，1934年12月6日早晨，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占领了旌德县城。红军起先要求史坦付出巨额赎金二万元，当此要求被拒绝后，便拿走了他们所有的财物。

     后他们逮捕了约翰并将他带到总部。史施蓓蒂和出生两周的婴儿海伦，以及女佣和厨师暂时留在家中。后来军人由来带走了史施蓓蒂和海伦。女佣和厨师请求让他们 离开，但受到了开枪的威胁。师达能一家关在一起。当晚，师达能写了一封信给上海中国内地会总部，当然这封信不可能寄出。信中描述了他被敲诈和抓捕的过程， 然后引用了腓立比书1章20节:“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局长把信交给卢牧师，嘱他到泾县邮局寄出。在红军的总部，师达 能被命令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全文如下：

    “致上海内地会亲爱的弟兄们：今天在旌德县，我的妻子、婴儿和我已落在共产党的手上， 他们要求二万元赎金来赎我们。他们已拿去了我们一切所有的，但感谢神，我们心中有平安，并为今晚有一顿饭而感谢赞美主。求神给你们智慧，懂得如何处理，也 赐给我们勇气和平安。衪无所不能，尤其在这一刻，衪是奇妙的恩友。

    今早事情发生得太快，传了许久的谣言，终于演变成为令人担心的事实。不过两三个小时红军便占领全城。根本没有时间准备，一切已太迟了。求神赐福及指引你们，至于我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愿神得荣耀。

    师达能一家被关进当地监狱，释放了一些囚犯，为他们腾出空房间。在这期间，爱伦开始啼哭，一个红军士兵建议他们杀了她，因为她只会“碍手碍脚”。这时一个刚刚被释放的囚犯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婴儿。红军士兵转向他问:他是否情愿为一个外国婴儿而死。这个人为了爱伦在师达能夫妇眼前被砍成碎片。不过，爱伦被允许活下来。

    次日早晨，他们被强迫行军到县城西南24千米的庙首镇。在那里，他们又过了一个晚 上，史文明被允许照看爱伦，将她妥善包裹。12月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被带到庙首街上执行死刑。街道两边挤满了人群。一个中国基督徒店主张师圣，一向是位很冷淡的信徒，这时却突然冲进人群，请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他们命令他回到人群中，但他仍不厌其烦的恳请赦他们一命。红军对他感到厌烦，闯进他家， 搜出了一本圣经和赞美诗。于是他也被带到师达能夫妇身旁，以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一同被杀。走了一段路，红军命令师达能跪下，然后将他斩首。几分钟后，史文明和 张师圣也被杀。师达能牧师年仅27 岁，史文明28 岁。

    12月8日上午师达能夫妇被押解出外行刑时，女儿爱伦被独自弃置一旁。三十多小时后，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中国牧师卢Ke-chou潜回庙首，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爱伦，随后又在大街尽头的山坡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买了两副棺木，将其安葬。卢牧师带着爱伦和师达能在庙首写的遗书，步行北上经过泾县到宣城，沿途寻找年轻健壮的乳母喂哺她。宣城的内地会监督韩牧师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交其外祖父母，长老会牧师施医生夫妇抚养，由一位中国母亲照料她。后来她回到美国，由她的舅舅乔治和舅母海伦抚养。

    师达能夫妇是中国内地会第73、74位在中国殉道的宣教士，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的纪念碑上。庙首史坦夫妇的墓碑中间刻着十字架，十字架下面写著：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在安徽庙首离世。

    师达能夫妇遇害一案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影响绝不亚于号称民国第一大绑票案的临城大劫案。在美国政府和中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民国政府暂缓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堵，抽调大批军力，全力围剿方志敏部。

    寻淮洲在杀害师达能夫妇后不到5天，就在太平县谭家桥伏击战中被击毙。所部流离失所，损失惨重。方志敏率红十军剩余部队被迫向闽浙赣边界逃遁，进至江西怀玉山地区时被国军包围，经7昼战斗，这支从未与日军照过面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除少部突围外，主力基本覆没。红十军军团长刘畴西、红十九师继任师长王如痴 被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在玉山县陇首村金竹村的一个柴草堆中被抓获。当时一位住在江西省上高的传教士在寄给上海教会的信中这样描述道：“对屠杀师达能牧师夫妇事件须负全责的共党领袖方志敏，已遭政府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有两位首领，一姓王，一姓刘。三人在上高街头 游行示众，成千上万居民围观，使整个城市奋兴起来。”

    三人后来均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执行死刑。在此之前，他在狱中写下了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宇宙的真理”一说也就横空出世，全句如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为了信仰或者利益，残杀无辜者而充满正义感，多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