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五角场与家里的旧球拍

  小时候，星期日，有时父亲带我们哥仨去五角场玩。五角场离我们住的F大学家属宿舍两站路，有很多店，很多人，很多小贩，很多自行车，车辆驶过时，会起很多尘土。偶尔母亲也带我们去，但我们觉得不好玩，因为母亲总是花太多时间在布店里挑布买布。那间光线黯淡的布店里似乎永远挤着那么多人，挨着抢着嚷嚷着让店员给她们将卷成卷的布在柜台上打着滚儿展开，然后用皮尺量，剪刀剪，棕色纸张包了，绳子扎了，再用夹在耳朵上的圆珠笔写了单据，把单据货款夹在头顶上方纵横蛛网般交织的铁丝滑轨上小木夹里，“嗖”地把木夹滑向收款台，待小木夹原路”嗖“回来后，售货员将找赎及收据及货物交给顾客。那过程冗长繁琐没完没了，让等待在边上的我们不胜其烦，以后就很少跟母亲去了。

  跟父亲去时则很开心。父亲在去五角场的路上常给我们说些有趣的事情。那时，国权路上有个脖子僵硬左右转动不便的男孩，总是形单影只踽踽独行。父亲说那男孩从前住山里，有一次肩膀被搭，一回头竟是一匹狼，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这男孩命大胆更大，居然挣脱出来，与狼对咬，结果还把狼咬得落荒而走，但他的脖子从此就如锈住了的自来水开关转不动了。这故事让我们立即对那位与狼共舞的男孩心生几分敬畏，而之后被人从后面拍肩膀时，脑子里最先闪出的念头便是：狼来了。

 去五角场时经过第九宿舍。靠近围墙有一幢环绕在冬青树中的小洋楼。那洋楼与其他房屋相隔颇远，总是窗户紧闭不见人影。父亲告诉我们那是F大学校长陈望道的住所。还说陈望道是最早翻译《**宣言》的，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可是我们并不觉得他了不起，倒觉得那神秘兮兮的小楼有几分像藏有秘密电台的特务据点。

 沿邯郸路快到五角场时，路左侧的一幢二楼高的白色房屋是当时的五角场医院。父亲说二哥和我就出生在那里。说二哥快出生时，父亲与他的好友，一个姓周的声如洪钟的红脸胖叔叔赶去医院。一到医院，二哥已经出生，体重八斤，哭声之大堪舆红脸叔叔的嗓门一较高低。但说到我时，父亲却话锋一转，说我是那医院里的一个老医生送给他的。

 记得一次去五角场的路上，父亲又提起老医生送我的话题。起初我还是忍着，装作不在意————“孩童的心智比成年人预想的要强百倍，他们差的是掩饰和表达”——不确切记得哪位专家曾如此定论，此话不无道理！但那天，当父亲说完一遍，不一会又提起时，不知为何我突然涌起一阵排心倒海般的委屈与辛酸，“哇”地在靠近五角场的打靶场岗楼边（现复旦新闻学院对过）的路边嚎啕起来，泪水如注。未曾料想反应会如此剧烈，诧异的父亲一边笑着拉着我的手安抚，一边为我揩试纷飞的眼泪。

 我知道父亲是逗我，知道我不是来自那个从未露过脸的老医生，更知道我不是无人要的孩子，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每次走近这个医院时这个讨厌的话题就被提起，而且抱来的这个的孩子偏偏是我，而不是他人。敏感的我感觉父亲似乎不是那么的喜欢我。于是，在嚎啕中，我尽情地发泄失爱的辛酸和委屈。

 似乎从那天起，这个无数次被提及的话题从此未再提过。

 但与父亲去的最大快乐还是可以一饱口福。那时五角场靠近邯郸路尽头处有一家点心店，那店里的鲜肉大包格外好吃，九分钱一只，热乎乎，松软软的，一咬一包汤汁涌进嘴里。父亲每次都带我们去那店，我和二哥要肉包，大哥则每次都要豆沙馅的麻球。当我们手捧肉包与麻球，边吃边跟着父亲在五角场溜达时觉得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邯郸路走到尽头，左转是淞沪路。那里有一家新华书店是父亲爱去的。父亲喜欢看看里面新上架的文史方面的书籍，也喜欢看新出的象棋期刊和对局之类的，我们则伏在玻璃橱柜上看里面陈列的各种连环画册用以打发时间。有一回，从新华书店出来，偶然看见马路对面有一家不起眼的体育用品商店。我们去那商店里看了看，一去大哥二哥就出不来了。

 使大哥二哥挪不动脚步的是玻璃橱柜里陈列着的一排乒乓球拍。原来那时候，大哥二哥正热衷于打乒乓，常常将自己想象成世界冠军庄则栋或梁戈亮，一有空便在四舍B区一间公用的烧饭间里的一张破桌子上大摆龙门阵。可是那时家里只有两块小孩用来打三毛球（一种简易羽毛球，因只有三根羽毛做成而命名）的木光板，用以打乒乓球时球感极差不说，带去学校与同学玩时，也显得寒碜拿不出手。于是，一块贴有海绵和橡皮胶粒的球拍就成了大哥二哥梦寐以求的东西。

 “爸爸，给我买块乒乓板吧。”大哥说。

 “我也要。”二哥说。

 大哥想要的是一块胶粒反贴的球拍，价格2元9角，二哥看中的是一块胶粒正贴的球拍，价格2元2角。两块球拍加在一起五元多，那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够付一个月的房租，也够一家人个把星期的伙食费了。

 父亲犯难了。因为那时家里实行计划经济，财政预算由母亲统筹安排。专款专用，所有财政收入早已各就各位编进预算。如果无视预算，花费昂贵价钱买那两块节外生枝出来的乒乓球拍，势必对家中的计划经济造成冲击；然而看着儿子充满期待的眼神，父亲又不忍心说“不”。踌躇，思量一番之后，父亲决定采用折中方案，先买两块最便宜的球拍过渡一时。

 “等你们长大些，球也打得比较好了，我们再来买好的球拍。”父亲说。

 父亲给两个哥哥买的球拍价值7角，没有海绵，拍上直接粘贴着一层薄薄的带胶粒的橡皮。虽说与那两块昂贵的球拍相比显得简陋粗糙得多，但毕竟是新的球拍，而且好歹也是带橡皮胶粒的。两个哥哥的兴奋与高兴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那份兴奋与高兴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原因是，当两个哥哥回到家中，迫不及待地在烧饭间的那张破桌子上挥臂一试新拍时发现：那新拍与从前所用的光板并无太大的区别。由于没有海绵垫在当中，那层薄薄的带胶粒的橡皮对于球感的改善并无帮助。好像远古的先人们在腰间围一圈树叶，虽可遮羞，于御寒却无效果一样，那球拍上的带胶粒的橡皮更多的也只有装点门面的效果。

 在隐忍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之后，两个哥哥终于按捺不住对那两块昂贵球拍的思念，对父母提出了买新球拍的要求。

 “给我们买那球拍吧，我们以后可以不要零花钱的。”大哥说。

 “零花钱够买球拍的话，你们用零花钱买吧。家里到明年秋后都没有富余的钱了。”母亲说。

 “我们明年春节可以不要新衣服，以后一直可以不要。”二哥说。

 “要什么，不要什么，是大人考虑的事情。不要新衣服，也不能再买新球拍。”母亲断然拒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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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买的球拍再用一段时间，等明年秋后再说吧。”父亲试图圆场。

 “明年秋后也不行。你让他们趁早断了再买球拍的念头。”母亲说。谈话不欢而散。

 两个哥哥之后不再提起买球拍的话题，然而却没有断念。为了买球拍，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大哥将每星期五分钱的零花钱投入一个瓶中，开始了原始资本积累。不久，二哥也如法炮制。但在两个哥哥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我却成了受害者。因为虽然他们不再花钱买零食，但对于零食的诱惑却依然难于抵御。于是，每当我买了零食，两个哥哥便会各伸出一只手说；“来点吧。”

 我虽然心里一百个不乐意，却每次都会撮出一点分给他们。然而他们却不知感恩，反露出一脸嫌我小气的表情来，使我在幼小时期就早早体验到这世道的不公。

 在准备自力更生积钱买球拍的过程中，两个哥哥曾经多次跑去五角场的那家店里看那两块球拍。我曾经跟着他们去过一次，以后再也不去了。因为，跟父亲去时并不觉得特别远的路程跟两个哥哥去时觉得无比遥远，而且好不容易路远迢迢到了五角场，两个哥哥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蹲在橱窗前看那两块球拍。他们乐在其中，我却无丝毫兴趣，觉得看宿舍门口那些手匠工补锅修伞修棕棚甚至弹棉花都要比这有趣得多。

 那以后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两个哥哥到天黑后许久才回家。

 父亲有些不悦，问他们去了哪里，弄到如此晚。

 “去五角场看球拍了。”大哥说。

 “不是说好不买了吗？还去看它干什么呢？”父亲说。

 “我们自己积钱买。”大哥说。

 “看，我们已经积了这么多。”二哥说，一边就将两人积的钱取出倒在桌上。桌上堆起一座小山，点了点数，两人竟然都已积了一元多了。

 父亲显得有点意外，“这都是你们零花钱攒出来的吗？你们一直都没有买零食吃吗？”

 “嗯，我们想买乒乓板。”大哥说。

 父亲似乎有些动容，但沉默良晌没有说话，片刻之后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两个哥哥面前，伸手摸了摸他们的头。

 之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父亲又领我们哥仨去五角场。照例买了肉包和麻球，然后径直领我们去那家体育用品商店。路上父亲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使我的两个哥哥喜出望外，欢腾雀跃到空中。

 “现在就去买球拍。”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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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那天父亲知道两个哥哥为了买球拍积存零花钱已有多日后，便向母亲做了思想工作，并终于取得了母亲的首肯：买球拍。

 “可是，我们钱还不够呀。”大哥还是有些不放心地说。

 “那个钱，你们留着，如果以后妈妈需要，你们可以给妈妈。”父亲说。

 父亲又给两个哥哥开出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爱护球拍，小心使用，并且打球不能耽误学习。二是因为弟弟（就是本人）没有球拍，所以如果弟弟需要用时，必须让弟弟用——关于这一条，大哥后来确实兑现过的，不过当我偶尔使用他的球拍时，他那看我使用球拍时的表情，远比我当初分零食给他吃时显得 吝啬小气。

 那天买了球拍，回家路上两个哥哥一脸灿烂的表情我至今难忘。回到家中，母亲也受了感染，一脸慈祥，一边将球拍要去放在手中反复端详说；“不就是一块球拍吗？怎么这么贵呢？够你们兄弟三人一人做一套新衣裳了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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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块球拍后来伴随了我的两个哥哥许多年。直到我们长大，家兄陆续离开上海，我回沪回家探亲时还见到它们，正面的橡皮胶粒都已经变脆且变了颜色，拍子的反面也留着兄长的深深的手印。再后来搬了家，就再未见到那两块球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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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这一切早已成为过眼云烟，我们也早已为人之父，且过了父母当年的年龄，只是当年环绕着球拍发生的种种往事，其情其景，如在眼前，清晰可触，挥之不去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