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人材

一个大国的最高统治者，无法照顾到国民的方方面面。因此，选拔人材是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汉朝时，皇帝要求官员推荐人材，算作政绩，而且如果此人将来出事，推荐者要负责。谁能保证自己推荐的人不出错？当然是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于是，被推荐者逐渐变成推荐者的党羽或亲属，谁都不能出事，因此常常掩盖事实。这种制度被中共采纳后，就出现了入党介绍人。唐朝以后，出现了科举制度，但它即无法避免腐败，也不能选出真正的人材，最终，在上个世纪初被取消了。

金一南在讲普京如何上位时，说了这样一件事：为给总统叶利钦舒缓压力，有人安排了一场围猎活动。当所有人庆祝战果时，突然出现了一头未经安排的棕熊。总统大惊失色，眼镜掉在地上。他的七个助手，借口帮总统找眼镜，钻到了桌子下面。唯独副市长普京，镇定自若，操起猎枪，连发两弹，击毙棕熊。 从此，普京受到叶利钦的赏识，一路升迁。这一幕不禁让人联想到，《水浒传》中的高俅。还有，三国时期，每次曹操率军出征，曹丕和曹植随百官送行。曹植吟诗，赞颂父亲的丰功伟绩。辞藻华丽，文采飞扬，大家听了赞不绝口，曹操也点头称奇。曹丕啥也想不出来，一筹莫展。有人告诉他，“等到大王要走的时候，你流眼泪就可以了。”从此，曹操怀疑曹植华而不实，因而选择了曹丕。《史记.殷本纪》上说，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站在当时的角度，纣王自然是天子的不二人选。

历史却残酷地告诉人们，这些方法，往往是错误的。打熊、踢球、眼泪、科举和旅力，既不是政纲，也不是治国措施，怎么能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但这就是小康文化、独裁体制无奈的选择。白居易曾经叹息，“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也是中共给组织部的一个，无法完成，又负不了责的工作。它的致命缺陷在于太注重过去的表现，即使你几十年如一日的勤恳，未必证明你能担当大任。认清了这一点，现代的大同社会就采取另外的方法；用制度来约束每一个人的未来，而不过分追究其过去。既然国家机器是人民的公务员，那就简简单单地让人民来评价好了。给你一个任期，到时候由人民再次认可。根本不相信任何人的道德操守；那些表现出来的东西，永远不能代表真实的你。这是人类经过几千年才总结出来的经验。但在两千年前，当人们还不理解它时，有人找到了可乘之机。中国为什么骗子那么多？因为儒家反复宣传，世界上有一种专门为别人着想的动物。当人民相信了这种鬼话后，骗子就有了市场。他们取得圣人地位后，又学会三件事：堂而皇之的送礼，大义凛然的投降，温文尔雅的甜菊。《孟子·滕文公》:“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孔子要是三个月见不到主子，就像丢了魂；每次出国，必定要带上给外国君主的礼物。没了主子不能活！儒家的这个特点，使得每当外族想要统治中国时，必先捧出儒家。它使得儒家在千年的历史中通吃，也使得中国人把犬儒文化视若至宝。美其名曰：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它使国人不相信自己能当家做主。即使毛拿中国实验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对过一次，依然有人把他当圣人，这完全归功于犬儒教育。邓小平做过对的事情，比如恢复高考和包产到户。但那是因为毛错得太离谱；谁都能看得出来。也就是说世界上，并没有圣人，只是大乱之后，一个权力者说了真话，他就被描绘成圣人。中国人只对拨乱返正记忆犹新，却不知道，要想国家强盛，必须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于个人就是毁了一辈子。因此，人民最知道自己的痛苦。没有人民的裁决，只能今天造乱，明天拨乱。所谓制度的约束，就是按照民主程序，依法治国。集权国家的法，只是独裁者的想法。民主国家的法，才是老百姓的想法，是国家的想法。懂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后，就明白，制度不同，选拔的人才就不同。民主国家各级选拔人材，最终都服从一个民主选出的机构。同理，集权国家各级选拔的人材，最终要服从于一个独裁者。民主国家的高级官员，来自社会，鱼龙混杂。而像中共这样的体制，官员必须在大染缸里泡上几十年才能上位。结果，思想单一，找不出一个例外的来。